云也退/文

“陪跑”一说，是在诺贝尔文学奖彻底被赔率化后出现的。每个“陪跑者”都被设定为竞逐该奖的人，哪怕其本人否认，也无济于事，因为列表排名竞猜的权力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媒体牵着公众的鼻子，去攀附夺魁的成就感，去推想一众失利者的遗憾。不幸的是，随着“到底是昆德拉需要诺奖还是诺奖需要昆德拉”这种陈滥的命题再起，昆德拉也在谢世之时被盖上了“陪跑”的戳记。

然而真要细讲一番与诺奖有关的事，也是大有趣味。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即为他牢牢确立文坛地位的那部代表作，是在1984年，也就是他从捷克移居法国近十年之后出版的。这是一次真正的厚积薄发，将他的个人风格发挥到了极致，故事既传达了他对东欧体制的看法，又满足了公众对铁幕那边的社会的某种窥私欲。到那年秋冬，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获奖的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昆德拉是沉重的，读者熟悉他的“哲理向”文风，熟悉他的极端不抱希望的通透——以“玩笑”开头，以“庆祝无意义”（2006年他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的书名）结尾，这种通透，先是对经年的政治高压的解构，后来又构成了对大众传媒当道的消费社会的回应。与他相比，塞弗尔特是轻盈的，是一位纯粹的抒情诗人和散文家，十分爱国，易感易伤，始终没有离开过捷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时，塞弗尔特曾经凭自己在作协中的地位去搭救受迫害的作家同行，以至于自己的那些清新自然、毫无政治批判性的诗歌，一时间也不能发表。

1977年，塞弗尔特被解禁，此时昆德拉已在法国居留，正在写《笑忘录》，随后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走红。到1987年，中国读书人也都在争说这本书，而诺奖得主塞弗尔特已长眠在布拉格朴素的墓园里。在其最有名的回忆性散文集《世界美如斯》中，塞弗尔特写到了《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写到了霍朗、霍拉、万楚拉、奈兹瓦尔等捷克本土的诗人、作家、哲人，将深情的赞誉献给了他们。但对昆德拉，他只字未提。

纵然冒过度解读的风险，我也想猜测说，1901年生人、提携了许多文坛后辈的塞弗尔特，对昆德拉是很隔阂的：一个是爱国者，扎根本土的民族诗人，另一个则是流亡之人，而且凭在去国之后真正获得了国际名声。塞弗尔特说过，他在捷克母语中“找到了思想的自由”，而昆德拉则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借萨宾娜之口，表达了“作家不该背负民族忠诚”的观点。

在我看来，昆德拉最大的个性，是孤傲。他不是表面上隐藏自己，远离媒体，对别人的品评都不置一词，他的孤傲是渗透在每一行字里的，那些作品总是有极专断的形式感，从不会为了寻求更多的读者而降低半点“身段”。因此，读者只要念他的书，就必须全情投入地迷恋他，而不够迷恋的人则连碰他的书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那些书的书名——“XX之轻”“不朽”“玩笑”“好笑的爱”“欲望的金苹果”——都能击中中产读者（或自命为中产读者，又或渴望成为中产读者的人）心里的柔软点，而被其他人所直接忽略。

在1995-1996年之交，昆德拉的书又有了一个大陆中译本：《被背叛的遗嘱》，原作是1993年出版的。读书界当然又是一派热议。一些年以后，我遇到的一位爱书的先生，跟我回忆当年与这本书的相遇：

“第一句话就把我抓住了，说格朗古歇太太怀孕了，吃很多大肠，吃得头昏脑涨，上吐下泻，结果胎儿从她的耳朵里钻出来了。”

他满面洋溢的兴奋令我又惊喜又好奇。我还没有看过昆德拉，他到底在写什么？他是不是跟被他征服的读者一样，写东西也是语无伦次的？我只知道《被背叛的遗嘱》是一本“文艺评论”，却还不足以产生去念它的迫切心。在世纪转换之后，昆德拉本人已无甚新作，但“余热”依然很旺，他的旧作的最新译本都被制造成热议一时的“文化事件”，同时，那些新版书的形式感又如此鲜明而统一，像一个规模十足的方阵，给我的感觉是，想要只念其中一本而不及其余，都是不应该的。

但是时机终于要到来。有一个夏天，我因为贪吃了西瓜闹起腹泻。腹泻的感觉很奇怪，起初似乎是把吃下去的瓜变成液体排出去，但后来就像开了身体的总闸，排水无穷无尽，有什么存货都拉出来了。等到好不容易消停了，我在喘息间，便回想起了那几句话，和一个津津乐道的表情：“吃到头昏脑涨，上吐下泻……”然后是？然后是胎儿？

因此，昆德拉的空间，就是在一个“无常的夏天”（这是昆德拉相当认可的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小说家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的小说的书名）借着《被背叛的遗嘱》向我打开的。那本书，1995年12月出版的《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打开后的开篇是这样几句话：

“格朗古歇太太有孕，吃太多的大肠，多到了别人只好给她吃收敛药的地步；胎儿太壮实，使胎盘叶松弛，卡冈都亚滑进一条动脉，爬上去，从他妈妈的耳朵里出来了。”

并没有上吐下泻，但也差不多，知道这个开头的画面感在昆德拉的热心读者的脑中烙印太深就足矣。

格朗古歇太太从耳朵里产出胎儿，这个故事来自拉伯雷的《巨人传》，昆德拉引述它，是为了论述“幽默是如何发明的”这个主题。他说，幽默是来自作家的“不正经”，作家一开口，一提笔，就“不声明什么真理，不管是科学的还是虚构的真理”，“不保证要去描写在实际中就是那样的事实。”这就是昆德拉的文学审美的基本点，仔细想来，也是一根相当高的标杆，因为描写客观事实其实是容易的，而要在写非事实、不申说任何真理中享受“快乐的自由”，则需要普通小说家都难以具备的能力。

昆德拉对“不正经”的青睐，在那个高压政治话语的环境里是很有吸引力的。用语无伦次的方式，故意不正经地摆弄语词，使意义混乱至于虚无，可以表达嘲弄的态度，也能保护个体自身。昆德拉的大部分小说里都有这种热衷于在语言和叙事中开“玩笑”的人物，使读者大开眼界；与此同时，明智的读者也会意识到，要是把托马斯式的唐璜人物看作事实性的存在，从而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看作一个流氓医生的生活实录，也是背离了昆德拉写作的趣旨——太“正经”了。

昆德拉推崇故事的力量。在书中他问：每个自我都要定义自己，但如何定义？通过人所做的事，通过他的行动，还是通过他的内心生活，他的思想，他被隐藏的感情？他引用托马斯·曼来回答：另一个人、另一些人在行动，在思想，这些行动和思想拥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像一口“古井”遥控我们。我们可能一直都不了解这些，也无从认识这些人，可是他们就像环抱着一座城市的群山，我们也许永远不上山，一直待在城市里，但我们是带着对山的存在的确知而在城市里生活的。而小说也正是以类似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

不过，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昆德拉不得不走一些极端，例如他说，小说人物都不该有“真实的姓名”，这个论点，是针对巴尔扎克主张的“描写一个人物应当与社会身份登记处去竞争”而来的。昆德拉将他心爱的小说范本、法国人狄德罗的《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作为示例，“雅克没有姓氏，他的主人也无名无姓”，又以《巨人传》里的巴奴日为例，“巴奴日是姓还是名？没有姓的名，没有名的姓，都不再是姓名而是符号”。

沿循这条路，他理所当然地将弗兰茨·卡夫卡推上了榜样的位置，卡夫卡的主人公，众所周知是一个符号“K”：“我们不可能比卡夫卡在他的《审判》中走得更远；他创造了极为无诗意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所谓‘极为无诗意的世界’，我是指对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特性毫无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只是外—人类力量——官僚主义、技术、历史——的一个工具。所谓‘极为诗意的形象’，我是指：卡夫卡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本质和它的非诗意特点，但却以他的巨大的诗人的奇想，改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个世界。”

昆德拉的语调是庄重的，不容置疑的，根本就不设想有任何读者当场质疑。他的声音是那么鲜明，清晰，足以吸收掉藏在声音背后的昆德拉本人，让人沉浸在它的精纯的思辨、它的果断的爱憎之中。卡夫卡小说中的错乱感，个体的乏力感，完全兼容于昆德拉对“不正经”、“玩笑”、“无意义”等等主题的推崇，使他送出了充分的赞誉。而与之相反的则是《一九八四》，在我看来，它同样是一个纯粹的故事，男女主角温斯顿、朱丽亚的名字也不过是符号而已，他们所在的“大洋国”更是虚构的。《一九八四》发表于冷战刚开始的1949年，之后它获誉为一部精准预言了未来的书，人们需要交上这种赞誉，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小说发挥了作用，更因为他们希望借此让可怕的事情更可忍受、更可理解一些。

但是《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却严厉地批评了它，说它“严密地向诗关闭”，是伪小说，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这思想毫无疑问是清醒、正确的，却被小说的伪装所歪曲，书中的人物和处境平淡得像一张告示：

“奥威尔的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在于这一方面被缩减到它的典型的消极之中。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因为这个恶，恰恰在于把生活缩减为政治，把政治缩减为宣传……”

热衷于谈论玩笑、幽默、戏谑的昆德拉，在这里可是半点玩笑都没有。《1984》与他的美学主张背道而驰，在美学上，这篇有名的讽刺故事，采用了和它讽刺的东西完全一致的风格。它“本身也是专制精神，宣传精神之一种，把一个被憎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小（并教人去缩小）为一个简单的罪行列举”。同卡夫卡的《审判》相反，《1984》太严肃，太正经，“大洋国”几乎就是“一个极为无诗意的世界的极为无诗意的形象”。

想要驳斥他并不难，一个最有力的驳斥就是：他没有真正在一个处处使人联想“大洋国”的体制下待过，故而才能保持一种接近世外高人的姿态。当然，从这里说开去，就是他那尽人皆知的反“媚俗”的立场了——人人都知道是错误的、邪恶的东西，再去愤怒地指责它，就属于媚俗，是讨好大众。然而昆德拉也不能免于一种质问：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又是怎样征服大众之心的呢？

必然地，西方读者也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他们对铁幕那边的另一种制度的窥视欲得到了满足，更何况书中还有众多的床笫情节，使这满足加倍。他的畅销，他的盛名，必须源于他被视为一个机智而犀利的揭露者，而不只是和他小说中的那些主角一样的，仅仅用不正经的、开玩笑的方式同体制调情的人。

虚无感渗透在他的小说里。虽然推崇《巨人传》《雅克和他的主人》式的谐谑欢快，还根据《雅克》写了一部戏剧，昆德拉却无比地清楚，谐谑欢快和虚无几乎是一体的，因为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必然持有对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的认知，且早晚要诚实地将其表达出来。然而，他才在《被背叛的遗嘱》中，从各种角度去赞美那些用诗意的手段制造虚无的人，称他们为伟大的艺术家。不管他的书在市场上多么风行，他在自己惜墨如金的文论里保持着孤傲的美学高度，他没有一句话在向大众索要领会，他只为知音和虔诚者而表达。

我那本1993年版的《被背叛的遗嘱》，封底上不像现在那样，喜欢印上媒体的赞语，却有上下两行字：“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底下是定价：13元。我觉得它很高档。书中有很多排印错误，字行往往上下不齐，会出很多意外，像是纳博科夫被印成“纳柯博夫”（连附上的英文原文都是错的），而卡夫卡那篇通译《饥饿艺术家》的小说，在这里被译作《一个禁食冠军》。昆德拉从《巨人传》谈到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谈到他特别熟悉和推崇的中欧作家，贡布洛维奇、恩斯特·布洛赫、卡夫卡、穆齐尔等，谈到作曲家雅那切克和小说家卡夫卡都被他们共同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给背叛了。

他替《巨人传》辩护，替《雅克》辩护，替卡夫卡的《美国》辩护，这些小说里都充满了明显不合理的情节，人物的行为常常毫无意义，更不能诲人以道德，但昆德拉讲，那种要求小说必须要反映真实的流行观念是恶劣的，小说家必须抵抗一切抒情的企图，必须采取一种“排斥与任何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道德和集体相认同的立场。”

在另一段文字里，他说每个人都在雾中行走，看得清前面五十米，再远就不知道了，更有甚者，随时但凡往后看，却总看得清一切，过去的那些蠢举盲动尽收眼底。然而，过去那些人，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也是走在雾中的。在这一洞见里，昆德拉放入了他对人的境况最根本的认知。在雾中行走的人，难道不包括他自己吗？

任何诚实的人都免不了这种“自反”的拷问。但重要的是，昆德拉始终在用一种安心的口吻写作，这种安心，在我看来，并非来自他已经拥有的名声，并非来自什么“既得利益者”的心态。

昆德拉对雅纳切克的推崇非常有名。他说雅纳切克大半生都不被人理解，最杰出的散文体歌剧作品《耶努发》，1904年就问世了，但是直到1916年前，捷克最权威的剧院——布拉格国家剧院，都拒绝排演这部作品，因为主流音乐界，只认斯美塔那的音乐，认为那是捷克的“民族音乐”，是一种集体性的财富；更有庸俗的作曲家企图把它修改得更符合大众口味，有更多的抒情。对昆德拉来说，雅纳切克的盛名的迟来，证明了他才是完美的。一切拒绝流俗的艺术家，都不能指望在有生之年得到认可，因为这点时间不够人们走出浓雾。

当然还有卡夫卡。卡夫卡遗嘱让布罗德把他的作品付之一炬，但布罗德背叛了他。昆德拉对卡夫卡的决定有三种解释，第一种，卡夫卡在死前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好；第二种，卡夫卡珍爱自己的作品，但不喜欢世界，一想到作品会如何让人摆布，他就受不了；第三种，卡夫卡对世界的未来不屑一顾，认为艺术会不可避免地不被人理解。

这些故事和议论虽不美妙，却没有使我产生虚无感，因为，正如传媒总是要用有没有得过诺奖来衡量一个作家的价值一样，个体本来就不能左右别人如何看他。让一个人成名的力量，和让他籍籍无名或是身败名裂的力量，都不在这个人的掌控之内。幸而，从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中，我能看到他对小说和音乐的无穷尽的可能性拥有如此强烈的热情，我不得不相信，真正的艺术家，从自己的创作本身就能得到相当的享受，更不至于因无人喝彩而含恨离世。昆德拉给予我的力量，就在于这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