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文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个名字陌生又拗口。然而，她有位知名的女儿，写《弗兰肯斯坦》的科幻鼻祖玛丽·雪莱。她的丈夫葛德文，是写出《政治正义论》的思想家。这种绍介对她而言，像是一种冒犯。因为沃氏本人也是英国启蒙时代的作家，西方女性主义先行者，她的《为女权辩护》成为了先声。很不幸，她过早死于难产。葛德文在《忆亡妻》里写出了爱的追悼，但也揭示了真相，毁了妻子苦心经营的“人设”。

沃氏被曝言行不一，说辞虚伪。她的一生所为，背弃了自己作品充溢的道德训诫、基督教正统观与女性教育观。她的婚恋经验远超时代传统、宗教道德：不止爱上了有妇之夫，还意欲保持三人关系；不仅移情别恋，还多次自杀，未婚先孕。讽刺的是，她自称虔诚的国教徒，却突破了所有禁忌。如果对应作者事迹，怀着潜在理解，再读《女子教育》的劝谕，竟然会有“双标”气息，自我教化的意味。

一

《女子教育》保留了18世纪女性话语、女性生存的历史现实。它绝不仅是家庭教育的文本，更大意义在于其揭示女性成长的语境和生态：她们将习得什么，受控于什么，被灌输什么。从婴幼儿开始的教育手段，都更像福柯所言的规训技术——它使千差万别的女性个体，形塑成符合道德纪律，模范标准的“女性主体”。

“人如果不幸只能依靠感官，头脑就只好屈从于卑鄙——常常还有邪恶，才能满足感官的要求。”理性通往美德，用以遏制感官和激情。理解力、知性远比感性重要。这些说辞，是柏拉图哲学以来漫长的教谕。沃氏对女孩学艺术，也有相通的见解，相似的告诫。“女孩子会学些音乐、绘画和地理知识，但是所学不足以吸引其注意，无法成为一种思维活动。如果她们能为相识者演奏几首曲子，或者能在自己房间里挂上一两幅画，那么余生她们都会想象自己是艺术家。”

这种风尚一直延续至今，当下艺考的热潮，即是例证。女孩如果不动头脑，没有思维地学习艺术，只会造就虚荣和愚蠢。她们很容易获得赞赏与恭维。优雅的舞姿，“能将感官俘获……但是缺少优良品质的坚实支撑，它们的优势是短暂的。”年轻时活泼率性，可以掩饰愚蠢，衰老后仍缺失理智，只会引人厌恶。它对应女性内涵与外在的配适：艺术与美，需要德行和智慧来生发。

它自然归结到相由心生，美善合一的命题。“正如谦卑使人的面容最为悦目，诚恳也会使朴实的举止格外动人。”外在修养与举止造作，在形式上有时难分，发生逻辑却迥异。如同武侠小说里，外在招式虽可模仿，内家心法的“运使”却不同。容貌和表情不可拆分，同源同生。如今我们常谈“表情管理”，也可能是个伪命题。表情并非类于面具的附属物，也非可控制、操作的附着变量。沃氏着力强调，表情神态不是模仿复制，而是自我的生成。

这种生成基于一种总体性原则：理性是感性之美的本源。而高级的美，是知性所能理解的美。“那是一种只有关注头脑才能获得的美。一个人只要不蠢不恶，就不会真的丑，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丑人，但是我却见过最美的容颜因为愤怒和邪恶而扭曲。诚然，初见时标志的容貌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只有井然有序的头脑……才会给人留下持久印象。”沃氏讨论美丑，很像《理想国》苏格拉底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论辩。它们都天然绑定了聪明愚蠢，善与恶的价值属性。

二

沃氏对女性的审美分析，始终在道德判断的束缚里。即使她探讨“衣品”和化妆，也仅仅将其视为人格美的配饰和组成。然而，作者也有隐在的美学观，套用温克尔曼的评价，很是贴切——追求高贵的纯一，伟大的静穆。“服饰之美在于它绝不过分显眼，也不因不自然的突起而扭曲或隐藏人体”。自我感觉衣冠楚楚的样子，是“低劣的骄傲”，“当然不会给脸庞带来多少崇高感。”

从中，我们或可发现一套类于魏晋时代名士品藻的体系。我将其概括为：外形(容止美），行动(动态美)，谈吐(气质美)与心灵美的统一。这种美始终是系统性的——心灵、身体与衣服，要中和自然，合体自洽。“衣服应该装饰人，而不是与人竞争。它可以简单、优雅、合体而不贵，也可以无视可笑的时尚，避免奇装异服。”

艺术对女性意味什么？这个问题指向“女性的文艺功用观”。这种“女性的”限定，源于作者有所针对。她认为女性面临更多风险——更易沉溺忧愁，激情和幻想。艺术可提供超脱情绪的能力，提升品位，获取知识，最终消化思想。写作“是构成理性和优雅的谈话的唯一真正的基础。”另一面，艺术填补时间，有益于形成习惯，稳定女人的情性。它也暗示：女性若无所事事，会交友不慎，损耗精力，放浪失足。

此书始终聚焦“女性的头脑”，思维的训练。凡是不利于理性发展的爱好，都被视为无益。她几乎无视女人追求纯粹娱乐、单纯消遣的合理需求。阅读应当摈弃华丽的词句，肤浅的表演，风流的主题，这些会造成年轻女性装腔作势。所有幻想，都要得到理性的解说；一切情感，都要求头脑先行理解。然而，真若如此，阅读可能也沦为无聊的重负。沃氏几乎对直觉、灵感和迷狂等诸要素，毫不关心。她关于读什么，怎么读的意见，近乎一个女道学家，充满机械教条。这与柏拉图批判诗人们将带坏世风心灵，如出一辙。

在我看来，《女子教育》显示了早期女性主义者的自我规训，与男性同化的意识，颇为明显。沃氏的描绘是，既要求女性突破感官和情欲的局限，提升智力。同时，还要兼顾家庭责任，“女人既可以做有见识男子的伴侣和朋友，也知道如何照顾这男子的家人。”这种既要、也要的论述，形塑了如今社会、家庭对女性的双重期待。明智的母亲应自己教育女儿，而不是交给家中仆人，或寄宿学校的教师。前者会造成女孩粗野和愚蠢，后者则只注重女孩才艺，忽视性情和头脑。虽然，这是对下层的强烈歧视，但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家庭教育中，建立亲密、依恋的情感关联，尤为关键。这个话题在当下，乃是普遍困境：父母上班无暇教育，推给隔代祖辈，雇佣保姆照看，亲子关系从源头上就奠基不稳。

三

此书也存在耐人寻味的反讽——沃氏得出不少深刻精细的见解，但从意图阐释看，有时又不免迂腐。例如，她在男女地位、功能上的性别平等，丝毫没有延伸到不同阶级之间的身份平等。她对仆人、家庭女教师，充满鄙夷。这或许正是此书迷人所在，它时刻都呈现出思维、智识的两面性：匮乏与超越，不足与超常。但事实却吊诡说明，有时看似老套的教谕，却击中要害，在当代两性关系中，反复得到应证。“女性的不幸处境，受过时髦教育，却一文不名”，还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没有钱。“她们但凡还留有一丝敏感，常常只能单身。”

这些来自18世纪的观察和结论，与当代语境完全贴合，具有强大的共情力。沃氏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她爱说大实话，不会有虚幻空想。从这一角度看，此作也如同恋爱脑的唤醒指南。“如果你穷，就不要指望还有什么爱情和友谊”。“很少有男人会认真考虑娶一个地位低于自己的女人……女人只有到了期待男人娶她，给她幸福的时候，才会最终明白真相”。我认为，正是作者这种极度的醒世冷峻，才使她论述爱情与婚姻，有了超越论的视角。

她完全超越情爱表象，切入到问题的核心，恋爱中的心理效应：虚荣的征服，控制的博弈，被激发的嫉妒心。“我们要时刻把爱一个人的理性基础牢记在心，以便能在感到厌恶或怨恨时加以克制。”这句劝告包含着反人性的前提，假如你把理性的基础，写在脑门上，那么大概率也不会产生爱情。沃氏在颠覆陈词滥调的同时，也陷入某种悖谬中。“我不认为爱情是不可抗拒的，或者是不可征服的”，但你很难说能够抗拒的，那会是爱情。她也高估了辨别能力，善的观念，“一旦发现第一个对象不值得爱，就会转向另一个新的对象。”

这种理性的计算，说来轻巧，却不合实际。以至于沃氏搬出了终极手段，“宗教可以克服理性克服不了的障碍”。我甚至感到，沃氏大多说得很正确，但她所言，基本做不到。她比男人更懂原则、判断、估量，她总有一大堆条条框框，让女子克制激情。对待婚姻，她主张漫长的准备——等待头脑成熟、经验反思，心灵完善。这种预想，都建立在一种控制论上。事实上，婚姻与生育一样，并非通过调控条件，就能达成目的。

但书中所写细节，确实是维系婚姻的善意提醒。如婚姻中常常缺少“礼貌的尊严和恰当的矜持”，过分熟悉后又会产生轻蔑；女人在婚前拘谨，婚后却放肆。“她们自以为有合法的权利得到丈夫的爱，于是不再努力取悦他”。换成现在的话讲，婚姻并非保险箱，取悦对方，是持久的功课。在我看来，《女子教育》的缺憾，或许在于其论述的单向度。她的目光所及，只有理性和美德，原则与义务，却有意压抑、贬损了女性身体欲望，对女子的情爱享受，避而不谈。

沃氏的言说让人想起培根、蒙田探讨人生的散文。她有世故的观察，又不失真诚的生存智慧。我想，她还很符合黑格尔对孔子的看法，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爱讲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女子教育》既论及智力德行，修养审美，又包含言谈行动，价值取向，社交经验，婚恋技巧等面向。此作系统地提出整套关于女性养成的操作指南，颇为前卫。这源于论述视角和策略的女性本位，女性中心。它在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的背后，潜藏着女性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的强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