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睿/文

对于某些经济学家，坊间谈论的不是其能否获得诺奖，而是何时拿奖。如果有这么一个名单的话，把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排在第一顺位应当没有什么争议。在迄今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既惊人地多产，也以高质量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他还抽出时间与长期合作的研究者一起，陆续为普通读者写出了几本阶段性总结性质的著作。2012年他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Na－tionsFail）阐述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2019年两人再度联手推出的《自由的窄廊》（TheNarrowCorri－dor）延展了前一本书的命题，主张国家和社会在互动中达成平衡，才能造就自由和富足。今年，他与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合写的《权力与进步》（PowerandProgress）出版。新书的主题，是听上去不再那么宏大，但同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技术进步问题。

最近十年来阿西莫格鲁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人共同发表的几篇论文让他开始担心，目前的自动化潮流有彻底取代一部分工人而非辅助其工作，从而增加失业，减少劳动力收入比重等不利于劳动者的倾向。这与一些技术乐观者的预测不同。在这些人看来，自动化在部分工作任务上代替人力后，由于生产率提高，扩大生产更加有利可图，厂商自然有动力去雇佣更多劳动力，对劳动者的争夺也将体现为更高的工资水平。

不过本书远不只是对当下技术与劳动力关系的诊断书，其涵盖的范围在副标题“技术问题上的千年斗争”（OurThousand-YearStruggleOverTech－nology）中可谓一目了然。我们得从历史讲起。

历史中的技术选择

每当科技界出现足以影响普通人的重大突破时，就有一套熟悉的论调冒出来，告诉大家应该“持续学习，提升自我，做好准备，跟上形势”。这种话语明示或暗示，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劳动者要么被动接受随新技术而来的安排，要么主动做出更不利于自身的选择——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拒绝承认现实，被时代抛弃。

本书两位作者旗帜鲜明地拒绝这一叙事，认为技术进步的方向、速度向来都是由人所选择的：有时是权势阶层单方面决定，结果也就只对他们有利；有时劳动者们有充分的话语权，技术就沿着能够惠及普通人的道路发展下去。

书中举了大大小小的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首先用了整整一章来讲述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故事，主角是法国外交家、实业家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deLesseps）。在根据法国与当时巴拿马的主权国哥伦比亚的合作协议主持开凿巴拿马运河之前，雷赛布领导修建了苏伊士运河。两条运河都旨在连通两片海洋。这种运河可以像苏伊士运河那样是海平式的，即直接贯通地峡两岸，全程的河面海拔均为零，船只通过时不必在中途停顿。但若地峡中间的地形过于复杂，运河无论怎样选址都必须经过明显高于海平面的高地或湖泊，要凿出略低于海面的水道就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工程量会大到无法承受。巴拿马地峡便是如此。更适宜的做法是用一级或多级船闸将运河隔为高度不同的几段，尽管这样会严重限制船只的大小和航速。此外，巴拿马的潮湿气候也与埃及迥异，成千上万的劳工聚集在一起后，由蚊虫传播的疾病往往多发。

然而苏伊士运河这一史无前例的成就太过辉煌，雷赛布被冲昏了头脑，要在巴拿马也建造简洁通畅的海平式运河。他拒绝了更谨慎的工程师关于工程困难的反对意见，依靠个人魅力在筹建会议上说服了大多数人。此事最可怕之处在于，作为工程问题的外行，雷赛布真心相信自己不只是有远大的愿景（vision），在技术上也是对的。这使得运河公司成立时募集的股本过少，后来不得不发起多轮再融资。运河的建成时间自然也不像雷赛布乐观估计的那样只要六到八年。虽有数以万计的劳工参与，但工程从1881年启动，用近十年时间挖出了数倍于当初预计的土石方后，依然看不到尽头。重大工程决策如此离谱的公司更不会太在乎劳工的卫生健康，肆虐的疟疾等疾病在数年中总共夺去了两万多人的生命。雷赛布长期不顾各方反馈，拒绝放弃海平式设计，继续施展卡里斯玛式权威平息异议，直到法国官方终于开始调查此事。1887年，雷赛布让步，同意采用船闸方案，但为时已晚，公司财务已难以为继，运营中的腐败也被抖出。1889年，公司清盘解散。世纪之交，运河工程被美国接管，1914年方才竣工。

这是商业与人道上的双重悲剧，但似乎只是一件突出的个案，影响未波及全社会。以当时的条件来说，劳工们也未必有明显更好的谋生之处。但放眼更长远的历史，精英在技术上做出的选择让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承担不利后果，其实并不罕见。

有证据表明，在早期农业社会，统治者们让农民种植方便储存、运输的谷物，而非易于腐烂的块茎和豆类植物，以此残酷压榨农民，征收大量粮食剩余。虽然定居农业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典型农民的健康状况却比之前的狩猎采集者更差。

18世纪末起，高效轧棉机被引入美国南方，棉业利润更加丰厚，刺激种植园主们加大了对奴隶的剥削力度，一直到几乎同时兴起的废奴运动将南方的蓄奴体制定性为道德危机，并最终以一场让2%的全国人口死去的内战结束。而20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强行同时推广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小农经济被并入集体农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被广泛用于替代人力。违背农民意愿和经济规律的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这些巨大的历史悲剧让人警醒，但它们都涉及精英对民众的强制能力，与当今世界的商业化技术相去甚远。若要与当下产生关联，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技术靠自身竞争力在市场上胜出，但让普通人境况恶化的先例。两位作者举出的是诞生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早期异象

工业革命的英雄们并不属于精英阶层。他们既非世袭贵族，也不是有皇家学会背景的科学家，而是大多出身平民的小企业主和工程师。他们没有封建特权，也得不到伦敦金融城的资金支持。好在内战和光荣革命之后，中世纪色彩的权力秩序逐渐瓦解，大西洋贸易中产生的新贵们进入议会与乡绅们平起平坐，财产权受到重视和保护，中产阶级有了上升空间。科学革命的初步成果和伴生的理性思维方式也从学者圈子辐射到了工匠们当中。工业革命由此而生。

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几乎没有增长。18世纪世界各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与几千年前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勉强温饱而已。正是工业革命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现代经济增长，现在全球多数地区的人均收入已是两百年前的几十倍。但在博尔顿-瓦特蒸汽机问世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国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仅有些微增加，平均工作时间却变长了。同时，以现代道德标准来看触目惊心的童工现象从农村家庭蔓延到城市工矿后进入公共视野，也引发官方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花三年时间走遍全国调查此事。

书中将此归咎于在那个机械化、自动化的新时代里，工人们没能组建工会，无法开展集体谈判，只能要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机器取代，要么接受更差的工作条件。少数纺织工人自称勒德分子（Luddite），发起了捣毁机器的暴动，但他们的力量阻挡不住时代的车轮向前滚动。

不过这个解释并不理想。自动化确实挤掉了一些熟练纺织工的岗位，但作者们自己指出的工时增加和童工多见的现象，恰恰说明新兴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十分旺盛，技术本身并不对工资构成向下压力。当时的确存在不利于工人，现在看来有些荒唐的法律，例如对毁约离职的工人可以逮捕起诉。毕竟，那是一个无力还债也可能会被关进债务人监狱的年代。但按理来说，工人在法律上一贯的不利地位最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们的收入基数为何不高，解释不了生产率逐渐提高，劳动力需求也在增加的这几十年里，工资何以长期基本停滞。

两位作者不是经济史专家，他们的上述看法也不是学术共识。经济史学家们讨论的几种因素可以更合理地解释这一异象。一是马尔萨斯陷阱式的人口机制。在英国，伴随着工业化的是人口急剧膨胀。19世纪中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居民人数约是百年前的三倍。劳动力迅猛增加自然会严重压制工资增长。二是战争的重负。法国爆发大革命后，英国参与欧陆反法同盟，与革命政权及后来的拿破仑帝国交战长达25年。其间英国因人口增加而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战乱和臭名昭著的谷物法又进一步使得粮食价格飙升，给人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打了折扣。

另外，乔尔·莫克尔（JoelMokyr）等三位著名经济史学家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位于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化重镇在1770年至1840年间其实出现了工资高速增长，而南部地区则经历了去工业化，工资有所下降。两相抵消后，全英平均工资才保持了大体不变。换句话说，工业化从一开始就让普通人受益。平均工资徘徊不起，原因之一恰恰是工业化不充分。

19世纪中叶起，英国的平均工资开始稳步增长，自那时起到世纪末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人均产出增幅。书中以前面的论断为铺垫对此给出的解释，一是工人聚集在城市尤其是工厂等较小的空间里，得以组织起来提出政治诉求，最后争取到了建立工会和扩大选举权等成果，议价能力增强。二来，铁路等新技术引入了一系列新工种，提高了劳动力需求。

然而这两种解释并不足以支持本书的主题。多了结社和选举权利的工人们并没有左右技术进步的方向，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也一直在进行。同样，如果不拘泥于两位作者的判断，而是去看看主流经济史学家们说了什么，那么普通人开始享受到工业化的红利，应当主要归功于欧洲基本和平的时代背景下，人口向着少生、优育方向转型，永久地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说服的权力

早期工业革命难以成为“技术可以有损于大众”的例证，但雷赛布坚持要在巴拿马修建海平式运河，的确是精英引领人们走上技术歧路的典型。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在如今的一些政商精英身上看到了雷赛布的影子——他们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两位作者看来，各界领袖说服他人采纳自己视角和愿景的能力，是以暴力为终极后盾的强制力之外，另一种不可忽略的社会权力。

和雷赛布一样，现在的精英们并非不在乎名利，确实是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但也不认为自己是要损人利己。他们有些理念的出发点可能是自利，但人人都有将自己不那么纯粹的想法合理化的倾向。精英们很自然地会声称，自己的主意能够改善普通人的生活。

精英们有与其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的说服力，是因为制度、规范和信仰给他们戴上了权威的光环。很多普通人笃信，精英们的眼光更为锐利和深远，他们的话里必然有宝贵的真知灼见。大众媒体上常见精英们的演讲或采访，就是因为受众渴望听到他们就某一问题乃至整个社会未来的方向发表看法。中文社交网络上经常传播的那些不知真假的“内部讲话”，显然也是这种光环的体现。而当周围的所有人都觉得你高瞻远瞩时，你也就更不容易自我怀疑，甚至可能连自己也说服，真诚地相信你的愿景符合公共利益，毫不羞惭地推动自己原本狭隘的主张成为社会共识。

上面的逻辑可能一定程度上符合读者的直觉，但一本政治经济学书籍中出现大篇幅的社会心理学内容，能有多可靠？这部分内容主要取材于一本2006年的通俗读物和另一本出版时间已超过三十年的鲜有人问津的学术专著，恐难代表当前学界的认识水平。尤其要考虑到的是，十几年前心理学界开始爆发可重复性危机，不少“颠覆认知”，以至于见诸报端，引发公众讨论的研究结果，由其他学者换用不同样本验证时，当初宣称的作用强度或显著性大大减弱乃至消失。社会心理学恰是危机的重灾区，随着学界愈加重视和支持复制类研究，频频爆出复制失败的案例。本书多次引用社会心理学家达契尔·克特纳（DacherKeltner）组织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还特地详细复述了其中的研究结论：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行事更不道德。但有学者分析相关七项研究的原始数据发现，克特纳团队的统计结果过于完美，疑似做过手脚。更为关键的是，上述实验被其他几组研究人员复制过若干次，结果居然都不成立。克特钠的说法仍然作为正面论据出现在书中，如果说佐证了本书的论题，那也不是直接为之，而是间接而讽刺地证明，此人作为学界精英的说服力要远大于实际的可信度。总之，这部分章节中的心理学论点可能还有待于将来的检验，读者不必照单全收。

数字时代的忧思

前面说到过，阿西莫格鲁对自己参与的一些研究的阐释是：目前不少企业启用自动化技术，是要以其完全取代一部分人力，而不是辅助现有员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这些自动化系统替代人力后，只是非常有限地提高了生产率，没能充分扩大企业及其所在行业的产出，因而无法大幅拉动上下游产业的就业增长。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行业中，客户体验也没有显著提升。如果是电话客服机器人这样的情况，可能还有劣化。阿西莫格鲁在这些论文和本书中，都将此称为“马马虎虎的自动化（so-soautomation）”或“马马虎虎的技术”。

这些论断的主要证据之一，是他2020年与一位合作者共同发表的一篇以美国的通勤区为单位，研究制造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论文。文章的估计结果是，引入机器人会减少区域内的就业和工资水平。这似乎符合前述理论。

但事实比这要复杂一些。阿西莫格鲁与这名学者加入一位法国研究者，使用该国企业级别的数据，于同年刊发的一篇研究表明，机器人的影响其实颇为微妙。机器人确实减少了全行业的就业，但这是因为未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在竞争中落于下风，不得不裁减人员。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反倒扩充了人力。具体而言，它们的一线生产人员比例有所减少，其他岗位则更多地增加了人手。阿西莫格鲁今年与另外两位学者合作的基于荷兰企业数据的一篇论文，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如此看来，与其说工作减少是由于引入了机器人，不如说是因为机器人还不够普及。阿西莫格鲁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2018年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工作组，研究劳动力市场在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发展形势，与他有过多次合作的经济学家同事大卫·奥托尔（DavidAutor）参与领导。工作组去年结集成书的研究报告就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机器人会造成大面积失业，当下机器人的部署使用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也不是过于泛滥，而是进入中小企业的速度太慢。

若是不把眼光局限于机器人，而去考察更广泛的工业自动化技术，甚至蓝领职位也未必会因之缩减。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等人使用法国的微观数据测算广义自动化的影响时，发现实施自动化的工厂不仅会增加雇员人数，其中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也更多了。从企业层面上升到行业层面的结果类似：自动化程度越高的行业，就业增量越多。

把现今的一些自动化系统贬称为“马马虎虎的技术”虽然不无道理，但也不完全公平。历史上不少最终造福于普罗大众的新技术，应用伊始都差强人意。爱迪生的白炽灯使用碳丝和直流电，亮度有限，因电压原因也不能离发电站太远。而其竞争对手特斯拉的交流电线上马后不久就让人触电身亡，引发声誉危机。可见，早期电灯相较于煤油灯和煤气灯的优势并不明显，说是“马马虎虎的技术”毫不为过，也确实与这两种前辈并行竞争了多年，直到钨丝灯泡诞生才取得压倒性优势。事实上，农用机械之于牛、马，工业电力之于蒸汽动力，都经历过类似的历程。自动化技术要发展升级，研发和运维人员在部署之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肯定是重要环节。无视历史经验，单独拎出自动化，要求其一步登天，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

有些“马马虎虎的技术”被批评为不仅在节省人力后没有大幅提高效率，反将一部分操作负担转移给了消费者。书中一再提到的例子是超市的自助结账机。很难理解两位作者为何觉得超市收银员这种枯燥乏味且长时间不能自由活动的工作少了是件坏事。显然我们不能因为现有的每个工种都维持了一些人的生计，就认为任何岗位的削减都是社会悲剧。书里讨论新技术造就新工作时，曾以电话交换系统创造接线员这一工种为例。可众所周知，接线员们后来被程控交换机所取代。而这一转变当时其实也把某些操作甩给了电话用户，他们需要备置厚厚的黄页，自行查找对方号码并手动拨号。我们真的要惋惜和遗憾于几十万接线员岗位的消失吗？接线员基本都是女性，而女性就业率在20世纪的上升趋势并未因此受到明显影响，她们也逐步进入了层次更高的职位。就更大范围而言，如果农用机械不替代人力，今天大多数人都还要在田野劳作。另外，甚至不难看到“马马虎虎的技术”增加就业的情况。理论上工作会被自动柜员机抢走的柜员们，在机器推广后更多地承担起了营销金融产品、维护客户关系等更高级的工作。银行网点也因降本增效、拓展服务而越开越多，柜员人数反而上升了。

那么人工智能呢？近几年各类机构发布了不少研究报告，估计未来有多大比例的工作者会被AI影响，有的数字高达八成。但细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岗位受到影响的方式是，工作中一部分较为简单重复的任务可以交由AI完成，而不是整个职位被AI取代。合理的预测依然是，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技术一样，AI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挤掉少数人的工作，同时让远远更多的人的工作和生活更加方便，并在某些细分行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例如，AI绘画可能会让一些画师失业，但又使数十亿不会作画的人有机会随时自行定制画作，而相关的软硬件工程师和开发人员则会变得更多。这也提醒我们，看待新技术时，不能只关注其导致失业的一面，为普通人赋能的一面也许更加重要。

话说回来，技术冲击下的失业者绝非不值得同情。但在阿尔茨海默症连病因都还没找到的老龄化时代，护理和家政行业的人员短缺危机只会愈发严重。担心全社会大范围失业，人们没有工作可做，实在有些脱离实际。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政策制定者完全有理由主动影响科技和人力资源的去向，激励技术研发和职业培训向老龄化相关行业倾斜。但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针对自动化可能导致的失业问题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补贴那些为劳动者创造新任务的技术，同时取消对企业的设备、软件等资产的折旧税务抵免。且不说这两条建议本就有左右互搏之嫌，假如回到一百年前那个时点，这意味着补贴人工电话交换系统，实质上推迟程控交换的研发应用。而那些短期内表现“马马虎虎”，但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中出现长足进步，最终有力地拉动周边产业发展或给予普通人极大方便的自动化技术，则会被政策所歧视。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既然设备或软件总是需要专业的运维和修理人员，所有新技术都会创造新任务，给它们分高下并无太大意义。无论如何，这些建议显然大可商榷。

不过在此之外，书中并非没有合理的担忧。AI驱动的面部识别技术在不少场景下都构成了对隐私的侵犯，甚至可能促进种族歧视和迫害。但在许多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都在采购和滥用面部识别技术。手机、智能音箱、智能家居设备等，都是全天候采集用户信息的终端。它们的一些关键功能从原理上说本不需要上传隐私信息即可正常运作，但仍被厂商设置为关闭信息收集权限便无法使用。这些当然就是技术选择应该引起广泛讨论，并在必要时出台合理监管政策的情况。美国的若干州和城市以及欧盟，已立法在公共场所禁用面部识别。手机等设备的信息收集问题，也开始在全球引发厂商、行业自律和监管措施。

此书不在阿西莫格鲁最好的一批作品之列。将来的诺奖委员会总结他的学术贡献时，重点回顾的会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工作，而不太可能是对工业机器人的研究。但他和约翰逊确实在书里展示了技术进步的复杂图景中值得忧虑的暗面。自由的社会允许各种新技术的探索和应用，而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永远保持警惕是自由的代价”。我们评价技术时，不应轻信精英的话语，而是要以普通人的福祉为旨归。这就是本书给我们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