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文

谈到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1961-2020），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让其在国内知名度大增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在这本书里，格雷伯对所谓“狗屁工作”大加挞伐。最近出版方引进的他的另一本写作年代较早（2015）的著作《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TheUtopiaofRules:OnTechnology,Stupidity,andtheSecretJoysofBureaucracy）》（下文简称“《规则的悖论》”），人们也可以看到格雷伯个人经历里在面对“狗屁工作”时吃到的苦头。2006年，他的母亲中风后住进了疗养院，需要接受长期康复治疗。老人家的社保支票直接存进了账户，而她几乎已经没法签名。这样一来，除非格雷伯获得账户授权帮她支付房租，不然账户余额迅速增长就会让老人失去医疗补助资格。于是，围绕着获得账户授权，格雷伯与开户行工作人员、公证人在文牍往来间耗费了大量时间，直到他的母亲在几周后去世也不曾搞定这件看似简单的小事。格雷伯为此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真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平常生活吗，整天东奔西走，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不知怎的被摆到了某个位置，结果真的做事像个白痴”。

这位“做我这行的立身之本就是让别人相信我是聪明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因此将这类情况（实际上也包括后来《毫无意义的工作》里所说的“狗屁工作”）归咎于官僚制的存在：“事实上，所有的官僚制都是这么做的：提出自认为合理的要求，然后发现它们并不合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达不到要求的具体个人不够称职”。

在格雷伯眼里，现代的西方，已经沦为一个“全方位官僚化”的社会。公共和私人的官僚机构已经难以区分，并且通过法律和警察的执行，将暴力的威胁带入了富裕国家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富裕国家如今都雇佣了大批公务员，其主要职责就是让穷人难堪”。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官僚制度不再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样被批判或讽刺，而是被视为理所当然或无可奈何。在《规则的悖论》一书中，格雷伯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法规压抑了存在……科学和创造力被扼杀，而我们所有人到头来发现自己每天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填写表格”。

在此同时，又如何理解这本书的中文译名“规则的悖论”呢？这实际上也是针对西方社会的官僚制度而言。在书中，格雷伯就批判了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文凭主义”，“要求有学士学位的工作其实连两年的全日制培训都不需要，更别说四年”了，“将上大学提升为获得中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导致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排出在有公众影响力的职业之外”。实际上，“讲究文凭”在起初被标榜为“客观公平机制”，但格雷伯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恰恰是那些出身专业管理阶层、因坐拥家庭资源而最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孩子，最能在充斥着文书工作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从何获得经济资助”，而其他一些学生，“数年专业培训的主要结果就是确保你背上沉重的学生贷款”。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道德经》里的一句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作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热情鼓吹者，格雷伯在描述“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背后的双重标准时自然不会放过金融家们。在普通美国居民因为透支5美元信用卡就会被银行罚款80美元的情况下，造成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那些银行家们又受到了什么惩罚呢？的确，一些银行被美国政府处以罚款。可是格雷伯却辛辣地指出，这本质上是一种分赃——“你爱怎么欺诈都行，但如果被我们逮到了，就得分我们一些”……

在《规则的悖论》里，格雷伯还提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21世纪是个技术停滞的时代。“技术本身的纯粹物理之力让我们感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今，我们却只有屏幕和图像可以把玩”。“任何成长于20世纪中后期的孩子以为到2015年会出现的所有技术奇迹”，力场、瞬间移动、反重力场、长生不老药、仿真机器人、火星殖民地……都未能变成现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幻电影里，到“世纪末”时，人类就“应该”拥有商业月球旅行、城市级的空间站，还有类人的计算机，可以在前往木星的途中维持宇航员休眠的生命状态。可这些，莫说是2000年，就算是到了《规则的悖论》中文版面世的2023年，仍旧还是水中月镜中花，其问世之时依然遥遥无期。甚至如同格雷伯进一步感叹的那样，“我们仍然没有可以与之展开有趣对话的计算机，也没有可以遛狗或叠衣服的机器人”。当然，格雷伯没有见到如今“ChatGPT”的横空出世（他在2020年去世），但就算见到了，恐怕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毕竟，在他年仅8岁时人类就成功登上了月球（“阿波罗计划”），而直到现在，人类还没能重返月球。

这样的技术停滞与官僚主义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吗？格雷伯首先认为，技术发展并不是由科学进步或人类需求驱动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度的逻辑决定的。他指出，我们所看到的技术创新，往往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监控能力、消费水平或军事力量，而不是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真正问题，如贫困、饥饿、疾病或环境危机。而他也批判了所谓技术“乌托邦”的幻想，即认为技术可以解放人类，使我们摆脱无聊的劳动和官僚的束缚。在他看来，这种幻想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里对官僚制度的欣赏，因为它暗示了一个完美有序、无需人类干预的世界。他举例说，许多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的飞行汽车、机器人或星际旅行，其实都是对官僚制度的隐喻或反映，比如著名的长寿科幻剧集《星际迷航》展现的就是一个几近军事化的社会。

最重要的是，格雷伯将人类的技术进步“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突飞猛进”而明显放缓的责任归咎于20世纪70年代后“官僚制原则扩张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规则的悖论》中的描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实行的“减税与金融改革”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原本，企业之所以原意将一大部分利润投入技术研发领域，是因为利润会被课以重税。因此，与其“任由同一笔钱直接被政府拿走”，给员工加工资（以获取忠诚度）或研发（以提高产品质量）显然是更合理的选择。但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后，公司承担的税收是减轻了，但越来越多通过股票期权形式获取回报的高管们却发现，将利润用于支付股息或股票回购才是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尽管这样做对提高生产力毫无用处。

与此同时，为了对付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运动，一个庞大企业官僚机构建立起来（这就是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里深恶痛绝的“狗屁工作”的由来）。而为了追求“能立即市场化产品（从而尽快为自己获取利益）”，“企业官僚打着短期、竞争、底线思维的幌子，压制任何可能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事物”。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便是那些真正的科技进步，“例如开源的互联网软件开发，创造力最终被集中用于创建更多更有效的填表平台”。按照格雷伯的说法，在美国和英国，“行政文书工作耗费的时间在过去30年里呈爆炸式增长，代价是几乎牺牲了其他一切”。这种所谓的“官僚技术”使得行政诉求不再是技术发展的手段，而成了目的所在。这对于“促进独创性研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了”。可以说，格雷伯对此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他在书中将其称为“管理主义的暴政”，“一种怯懦的官僚精神已然渗透进智识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这是就当代西方社会而言的话，格雷伯的论断的确显得有几分“切中时弊”。不过，在他眼里，复杂的官僚制度是近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发展的产物，“维持自由市场经济所需的文书工作比（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式绝对君主政体多出一千倍”。这似乎与古代中国自从秦汉时期开始就通过各级官僚治理国家的历史事实存在明显牴牾。而从逻辑上说，既然官僚制度是阻碍技术创新的根源，为什么前近代时期，那些官僚体系非常薄弱（比如格雷伯去过的马达加斯加，他的博士论文就是《1987年的灾难：马达加斯加农村地区的记忆与暴行》），谈不上规范日常生活的地方，却没有出现“技术爆炸”呢。甚至书中也提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在空间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迄今难以企及的成就，正是由于美、苏政府（也就是官僚机构）的互相竞赛所造成的。格雷伯自己也因此承认，“虽说苏联确实由官僚执掌，但这群官僚从一开始就敢于构想”。以此看来，官僚似乎又变得不是那么一无是处了？

世界上，就像《毫无意义的工作》一样，《规则的悖论》这本书里同样也在严肃的学术探讨内掺杂了格雷伯本人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表达：“秩序和规律”并不比“混乱和自由”更有价值，而更多地是“粉碎和破坏人类想象力”的工具。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发明和真正的创新不会发生在当代公司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或者说，很可能不会发生在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框架内”，“也许我们只能打破现行的官僚架构才可能达成目标”。作为一种愿景，这样的言词的确富有吸引力，但格雷伯是否真正找到了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呢？似乎也未必。即便是他本人也只能承认，在现今的西方政治生态里，“温和”左派给出的对策总会成为最烂的官僚主义元素和最烂的资本主义元素惨不忍睹的大杂烩，而激进左派的对策如今几乎找不到立锥之地……尽管如此，能够意识到“全方位官僚化”在西方社会的大行其道以及它对技术进步的阻碍（而非刻板印象中的是自由市场竞争促进科学发展），仍然可以看作《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这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