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文

龟兔赛跑是经典的寓言，可以有不同维度的解读，但核心问题都一样：为什么速度更快、爆发力更强的兔子最终会失败，反而是没人看好的乌龟最终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这则寓言其实是在一个拉长的时间尺度上去提醒人们，短期内看到的速度和爆发力，并不意味着它能够持久；相反，一步一步的坚持，看起来像是乌龟的步履蹒跚，却更可能在长期中取胜。引申下来，追求短期的剧变，追求速胜，很可能不切实际，也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相反要实现长期深刻的变革，小步迭代的改良反而更坚实也更持久。

来自斯坦福的计算机科学家阿马拉（RoyAmara）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常常高估了短期可以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常常低估了长期可以完成的工作。这句话后来被命名为阿马拉定律，用于分析不同时间尺度下个人心理预期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差距，提醒我们，不少人会有一种期待剧变的倾向，但在实际生活中，渐变才是常态。

很多人可能会反对说，我们恰恰处在一个剧变的时代，怎么可能依靠渐变来应对？我反而希望给出一个不同的思维框架。套用已知和未知的四象限图，剧变的时代意味着我们将面对更多“未知的未知”，即俗称的“黑天鹅”事件，无论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科技的变革，都是我们无法事先预测的。这时，我们是应该通过小步迭代的方式，“干中学、学中干”，还是花大力气去构建宏大的设计和蓝图，然后按照蓝图来应对改变？我想，这是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

苹果颠覆金融业

今年四月，苹果和高盛一同推出了一项创举，给因为硅谷银行暴雷而“噤若寒蝉”的美国银行业带来新一轮冲击。这一被称为“美国版余额宝”的创举其实没有太多技术创新的成分，双方合作推出了高收益的存储账户，年化收益率高达4.15%，是美国的银行平均储蓄账户的收益的十倍（美国的储蓄账户类似活期账户，在满足最低存款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支取）。

为了应对高通胀，美联储持续加息，目前联邦基础利率提升到4.5%。因为担心类似硅谷银行暴雷的事件再发生，许多储户把存款从小银行搬家到大银行。高利率时代同时推动更多储户为了获得更高收益，把存款转而投资货币基金（余额宝就是一款货币基金）。而苹果与高盛合作时机恰到好处，给了美国储户“鱼和熊掌兼得”的存款方案，收益类比货币基金，却是真正的银行存款，享有联邦存款保险的保障。

苹果给美国金融业带来的颠覆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可以说苹果在过去十年一直被认为并不是风起云涌的金融科技（FinTech）领域中的弄潮儿。2014年刚刚推出苹果支付时，用户接受度很低，到2016年只有大约10%苹果手机的用户使用。但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跃升到了五成。在这一过程中，苹果研发并推广了不仅让苹果手机用户可以支付，同样也能收款——尤其是接受信用卡支付——的功能，在苹果金融收付的闭环中绕过了信用卡公司、在线支付公司和银行，也威胁到了刷卡机这种支付硬件公司的生存。虽然这种功能支付宝和微信早已实现，但在金融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的美国则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只有稳扎稳打积累到足够多的用户时才能推动。

2019年与高盛合作推出苹果信用卡，强调安全性，同时给出消费3%现金返还的优惠，迈出了直接提供金融服务的第一步。四年之后，苹果推出储蓄账户，同时提供消费金融的“先买后付”，利用自己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做小额借贷业务，以至于摩根大通的CEO戴蒙（JamieDimon）大呼苹果为“不是银行的银行”。

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苹果的“渐进式”创新。

首先，金融领域并非苹果熟悉的领域，在起步阶段需要有合作伙伴。与合作伙伴的磨合过程也是苹果跨界的学习过程，其中它意识到在金融领域任何的剧变都可能带来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会引来金融监管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招致金融同业的怀疑。所以小步走，不断加快步伐是比较稳健的做法，一开始被人小视的苹果在较长时间段内仍然可以取得大的突破。

其次，苹果并非盲目跨界，其金融创新的核心是消费者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基础是它所积累的海量优质消费者数据。让消费者接受新事物，尤其是颠覆他们非常熟悉的金融服务，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一旦习惯改变的消费者规模增长达到一定规模，网络效应发酵，就会推动指数级增长。而且苹果的目标不仅仅是改变金融服务的生态，而是从消费者大数据分析切入来重塑金融产业。消费者行为数据是底层，苹果手机是软件与硬件高度融合的平台、是高频触点、交易媒介，金融则是在其上的服务。成为“不是银行的银行”是苹果在金融领域内颠覆所迈出一大步，这才是新时代“龟兔赛跑”的核心所在。

创新与计划

苹果之所以选择渐进主义，主要是它要颠覆的市场存在着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的“在位者”，而改变用户习惯也不可能操之过急。在其他一些领域，创新者还会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对问题的了解不可能全面，二是对解决方案可能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也不可能全然预测。这就需要他们在不断试错和迭代的尝试中前进，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计划。相对于计划，创新的方向和目标更重要。此外，我们也不能否认“偶然和运气”在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偶然和运气都是不可能被计划的。

在“未知的未知”——也就是未来的展开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时代，没有谁能够快速掌握全部的信息，也没有谁能够给出未来发展的蓝图，让人只要跟着去执行即可。在“未知的未知”的时代，我们不能等待搜集更全面的信息之后再去计划决策执行，而是需要有更快的行动力，在行动中验证想法，搜集信息，不断迭代。此外，剧变的时代，任何创新都可能被替代，在一些领域内只有一次创新不够，需要持续创新。

新书《渐进主义：激进时代的渐进变革》（Gradual:TheCaseforIncrementalChangeinaRadicalAge）提出了三层关于渐进主义的常识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毕其功于一役”的思考在剧变时代很流行，以为做好详尽的规划，把一切推倒重来，就能赢得胜利。这样的思考方式，如果放在“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的思维框架下审视，不难发现，这仍然是有限游戏，或者说“零和游戏”的思考，缺乏对复杂变化多次博弈的认知。多次博弈，不断变化，根本容不得复杂周密的设计，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这一道理。渐变，改良/改革反而是剧变时代不断试验，同时不断经受检验的最佳方式。

第二、小步迭代才能真正实现大跨越。这展现了计划和实践之间的张力。计划越宏大，耗费时日，就越难迈出改变的步伐。相反，小步迭代，积小胜为大胜，反而是大多数成功者的经验。管理者将这总结为PDCA——计划（Plan）、实践（Do）、检查/反思（Check）、再行动（Act）。这里计划与实践紧密相连——不要过度计划，强调尽快实践，反思与再行动环环相扣，体现了干中学、学中干的总思路，也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抓手。实践与学习结合很重要，创新实践需要把整个工作分解，从提出想法，到验证概念（POC）、再到试点、最终推广，每一阶段的侧重点都不同。

第三、体现了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张力，也为龟兔赛跑做出了全新注解。渐进主义好像乌龟，短期看不到太大的改变。激进主义类似兔子，很快就能带来大改变。但如果从长期衡量——这个长期是几年甚至十年——不难发现，乌龟的厚积薄发，相比较兔子的爆发力但缺乏持久性，更胜一筹。改变需要耐心，改变面临各种阻力，改变能否持久也需要持续的经营，这都是渐进主义的重要特点。

渐进主义的四大核心要素

《渐进主义》提出了渐进主义者所需要的四大核心要素，分别是诚实、谦逊、灰度和尊敬。

首先是诚实，即无论面对问题、定义问题还是提出问题都保持诚实。著名经济学家索威尔（ThomasSowell）就曾经说过，没有解决办法，只有权衡利弊，无论你做什么来处理人类的缺陷，都会创造出另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解决复杂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

其次是谦逊，也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有自知之明，渐进主义者很清楚自己知道的并不多。戴蒙德（JaredDiamond）在《剧变》中就特别提出需要“诚实的自我评价”，尤其需要承认自己并不一定拥有完备的信息，在做事的时候需要打破信息茧房。知道自己的认知局限，这是科学思考的基础。“厕所实验”就能很好地检验一个人对自己认知的高估（当被问及否了解厕所的工作原理时，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可能是。但当提问让他详细介绍或画出厕所的运作原理时，大多数人却很难给出满意的回答）。

其实不仅是厕所实验，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解决多维度多因素的复杂问题。像贫穷、老龄化、少子化、教育改革、医疗改革这样的复杂问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做得很好可以直接拿来抄作业，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中，而这样的探索也需要不同专业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

第三是有理解的灰度，懂得细微的差别。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复杂的问题需要理解的灰度，辨别细微的差别，才能不会被意想不到的后果惊掉大牙。具备灰度思维的人有时会被人认为是易于妥协的人，但恰恰是能察觉到问题的细微差别，才能理解世界的复杂，避免陷入简单两分的思维模式之中。恰恰因为世界的复杂，充满了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纠葛，所以“做中学、学中做”，通过实验获取经验变得尤其重要。

最后一点是尊重，尤其是对对手的尊重。

4月20日SpaceX的巨型火箭星舰在发射测试中失利，第一级火箭发射后，33颗猛禽发动机中的5颗没有启动，上升到40公里高度时两级火箭分离失败，不得不启动自毁程序。SpaceX的创新是渐进主义的。虽然马斯克征服火星的梦想非常激进，他甚至说过不管怎样我都要抵达火星，无论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但在实际推动中，工程师思维的不断实验、小步前行，是SpaceX能发展到今天，能开始测试全球火力最强劲的火箭的原因。星舰可以将150吨有效载荷送入轨道，比50年前最强劲的“土星五号”火箭载荷还要多10吨。对SpaceX的努力和失败，我们应该保持尊重的态度。

理解厚积薄发，懂得“积跬步至千里”的道理

虽然创新是偶然的，无法设计，但预测创新的结果还是有规律可循。

如果一个领域是新领域，很长时间都没有新发现，应该把创新的关注点放在简单的增量上，找到新配方一般就可能有所收获。如果一个领域已经复杂程度很高，得到深度挖掘，就需要尝试更复杂的配方，而搜集一些日后可能用得着的成分可能回报更高，这时积累和耐心就变得重要。

英文用低垂的果实（Low-hangingfruits）来形容哪些在未经开拓的领域中存在着唾手可得的成功机会。这时我们应该关注速度，从简单处着手，快速将其与现实世界碰撞。相反，当低垂果实都被摘完的时候，坚持抓住那些在复杂性越高的事务中产生效用的东西更有意义。探寻那些并不能马上发挥作用的事物，网罗各种闪亮的、有趣的想法，增加它们机缘巧合在一起时出现意外收获的概率。这时，创新就需要有耐心，需要不断实验，而不是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实世界中，大多数领域里已经没有了低垂的果实，进入到深水区就需要一方面注意积累，一方面小步前行。

回归到《渐进主义》这本书。这本书的语境是美国，分析美国政治改革的困难（比如两位作者都是推动美国法治改革、罪犯管理的专家），强调渐进主义的重要性，这种渐进主义相对于日益撕裂和两极化的美国而言，颇有裨益。我把它对政治的分析套用到经济发展和转型上来，但如果回归政治的话，渐进主义显然同样重要。

《楚材晋育》中记载了一则故事颇发人深思。1908年唐绍仪作为特使访问美国，在华盛顿公使馆接见104名中国留学生。作为1872年第三批“留美幼童”，唐绍仪显然是留学生的楷模。他在留美同学接待会上发表欢迎辞，其中就有期待“在未来在中国国会中相见”的语句，因为清朝预备立宪已经从12年缩短到9年，预计1917年开国会，他期待留美同学们能够在国会上发表演讲，也要为在国会上发表中文演讲而做好准备。留学生们也按照美国的礼仪，推选学生代表顾维钧做答谢辞。

历史无法假设，但人才的培养和制度的转型都需要时间，需要渐进的思路。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对中国宪政历史的梳理中，屡屡提及清末推动从专制到民主转型过程中太多人的通病是激进主义，都希望能几年下来完成宪政的转型，而忽略了转型的难度，舶来的制度南橘北枳的水土不服。参照一下日本的立宪历史不难发现，从明治维新到第一部宪法颁布花了23年，而明治维新之后的第一部宪法其实距离君主立宪的制度还很远。

换句话说，面对复杂的问题，想要真正推动改变，需要假以时日，需要不断试错，也需要有“积跬步至千里”的耐心。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