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平/文

或许没有哪部小说的名称能像《罪与罚》一样如此高度概括其内容和情节。人物命运围绕自由与良知、犯罪的个人与惩罚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展开。正义，毫无疑问，会得到伸张。1866年1月，当《罪与罚》第一部出现在《俄罗斯信使》杂志上时，读者或许会沉浸在进一步的推测中。那个时代的特点一方面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雄心勃勃的改革，尤其是对整个司法程序的改革，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和新生的恐怖主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失败促成的。农奴制五年前就已废除，但农奴获得解放的苛刻条件对缓解社会不公几乎没有什么作用。那么，这会不会是一部政治反叛小说？或者，考虑到年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罗斯信使》编辑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日益保守的倾向，它会不会是对改革的一种讽刺？

这部小说也不可避免地植根于作者的痛苦经历。毕竟，他在自由思想的青年时期曾亲历过“罪”与“罚”。他的“罪行”是不止一次地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信。信中，俄国大批评家抨击俄国大作家是教会和农奴制的“拥护者”。而他受到的“惩罚”是1849年12月在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广场的惊魂动魄。尼古拉一世最后一刻免他一死，改判其服四年苦役。受此影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俄国需要回到它的根，回到它的土壤，回到人民身边。只有这样，才能将西方人和斯拉夫人、精英和平民团结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治愈国家的古老创伤。

在一个层面上，小说满足了这些期望，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期望却又都是不确定的。我们读到的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犯下了谋杀罪。令人不安的是，他不确定他的行为是否是犯罪，不确定这些行为是否发生过，他甚至似乎完全忘记了这起谋杀。在他脑海中一切都开始融合：过去与未来，对与错，犯罪者与受害者，犯罪与惩罚。这难道是作者死里逃生般的一个黑色笑话？它的谜团和歧义常常让读者与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经历眩晕和困惑。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说：“我们不由自主卷入其中，旋转着，被蒙蔽着，被窒息着，同时又充满了一种晕眩的快感。莎士比亚之外，没有比这更刺激的读物了。”

小说复杂性的来源可以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状况。当时年仅43岁的他刚刚丧偶，正经历其传记作者约瑟夫·弗兰克所称的“漫长的痛苦期”。他的兄弟和灵魂伴侣米哈伊尔也于1864年去世，留下了巨额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无法控制的狂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道德和经济上的贫困：一个是轮盘赌，一个是他的前情妇阿波里娜丽亚·苏斯洛娃，一个比他小18岁的女人。雪上加霜的是，他与无良出版商费奥多尔·斯特洛夫斯基签订了一份合同，要求他在出让其所有作品版权的情况下，于1866年11月1日之前完成另外一部小说。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和动荡，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交给卡特科夫的“犯罪心理记录”，却以其清晰、自信和精确而引人注目，“背景是当代，时间是今年（1865年），人物是被剥夺身份的大学生，一个属于贸易阶级、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年轻人。他由于思想的轻浮和轻率，屈服于某些奇怪的、‘半生不熟’的想法，同时又下决心要一举摆脱肮脏的处境。”从德国温泉小镇构思到最终在俄罗斯诞生，其间小说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篇幅增加，视角也从忏悔模式扩大到全知和“天真”的第三人称视角。几乎没有变化的是主人公的生存处境和思想状态。心理地理学元素也由西方建筑师和俄国农奴建造的圣彼得堡提供。这座精心筹划的城市具有小说需要的那种半梦半真、理性与妄想并存的氛围。这一传统首先在普希金和果戈里的文本中得到发展。现在则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带入新的方向。

小说大部分时间里拉斯科尔尼科夫只存在于自己的脑海中。这是他与人群灾难性疏离的标志。同时，通过一连串的空间隐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看到他的精神混乱与周围的环境又有多么深刻的联系。低矮的天花板、狭窄的阁楼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状态的外在体现。它犹如一个“柜子”、一个“船舱”、一个“牢房”，甚至在他母亲看来，是一个“棺材”。这些承载着特殊联想重量的隐喻，使得读者与主人公一样体验到窒息的感觉。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与命运也与更大的地域有着隐喻关系：圣彼得堡干草市场狭窄、弯曲的街道，发臭的运河以及商人、妓女和罪犯出入其中的酒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中的圣彼得堡，离普希金的涅瓦河和果戈里的涅夫斯基展望台只有咫尺之遥。但后者有着庄严而优雅的外表，前者则是醉醺醺、邋里邋遢的。在这里，波罗的海的德国人用粗鲁的俄语大声喊着，村民们涌入分租的角落，学生和官员们大谈特谈本瑟姆和米尔的漫画。它也弥漫着一种监狱般的气息，但不是普希金军事专制的牢房，也不是果戈里的官僚噩梦，而是那些失去根基的人的虚假自由。他们除了文字和借来的思想之外，一无所有。

如何克服怯懦和犹豫，如何说出“一个新词”，迈出“新的一步”；最重要的是，如何停止说话，开始做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没有明确事业的哈姆雷特，一个害怕自己思想轻浮和混乱的大男孩。喜欢胡思乱想，话语中频频出现“但是”和“仍然”，也常常以省略号不了了之。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叙述者所用的自我撕裂式的语言。只是一个在屋檐下，一个在地板下，而后者的受虐也被前者“撒旦式的骄傲”取代。然而，这样的骄傲是明知故犯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显然知道这些思想对他来说是迂腐陈旧的。到1865年，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已变为去阶级化、去基督教化的知识分子。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社会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虚无主义者皮萨廖夫。他们以其浓厚的意识形态小说和批判，激励着一代革命者。对他们来说，监狱不仅仅是一个隐喻。

这种情况下，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优柔寡断与深思熟虑就显得落伍了。但他不可能是一个革命者。他太孤僻了，不会成为他的朋友拉祖米欣误以为的“政治阴谋家”。他当然也不是什么人的领袖。也许他只是一个迟到的浪漫主义者，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来构思他过时的、有点滑稽的妄想？“下决心要一鼓作气摆脱肮脏处境”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女仆眼里却像个愚人一样，整天坐在炉边上，等待漂亮的少女和金子落入怀抱，但圣彼得堡并非他的梦想之地。犹如赌徒的他甚至计算了从房间到受害者家中的步数。然而，当犯罪开始时，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种惊人的矛盾是小说关注的核心。案发后的五百多页中，这种矛盾继续深化和升华。

然而，这些矛盾绝非显而易见。《罪与罚》的构思不同寻常，其大部分篇幅聚焦于犯罪的后果，只有一个尾声留给惩罚。这使得它看起来与其说是侦破凶手，不如说是查明动机，而这个“谜团”有可能是作者埋下的一个诱饵。当然，其中不乏激励因素。拉斯科尔尼科夫极度贫穷，极度骄傲，无法忍受自己的屈辱处境；也无法接受母亲和姐姐给他寄来的汇款和为他忍受的屈辱。他计划中的受害者是个害虫，杀了她，人类就会有净收益（功利论）。他梦想成为一个恩人（慈善论）。他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现在的恶行会被未来的人们遗忘（英雄论）。

拉斯科尔尼科夫最初的犯罪动机既过度，又不足。他听到一个学生对一个军官阐释一个假设性的犯罪逻辑，即谋杀当铺老板的道德正确性，“你在这里滔滔不绝，但你告诉我，你是要亲手杀了那个老妇人，还是不杀呢？”“当然不杀！我说的是正义……与我无关……”好吧，依我看，如果你不敢亲自动手，就没有正义可言！”即使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标准来看，这个巧合在技术上的“天真”也是相当拙劣的。但它在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将言语变成行动之前，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动机是可以找到的，但过程却难描述。意图如何变成现实，理论如何付诸实践，推理如何在一个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成为血淋淋的事实。这需要当事人什么样的心态才能铸成？

拉斯科尔尼科夫屈从于虚无缥缈的思想和孤注一掷的赌博。这种精神死亡的状态正是犯罪得以发生的根源。作者在此表明，一个行尸走肉的人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神思恍惚中，他对现实和同胞的感觉减弱了。整个犯罪过程中，笼罩在凶手身上的是一种死亡与生命相遇的诡异氛围。

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被活埋？或许这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设的谜团。他以此散布线索，给读者启迪和困惑。家庭压力、社会压力、疾病、信仰的丧失，所有这些解释都在叙事过程中得到了深化，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讽刺，并以某种亦真亦假的方式呈现。精神分析学、宗教学、社会学等解释提供了很多启示，但归根结底，也都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和生活中的矛盾策略的限制。正如他可以问审讯者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站在批评家一边，而不是作者一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为人物的话语注入了一种特殊的含糊不清的意义和语调，而其运用幽默的方式，与其说是为了削弱他们的论点，不如说是将其复杂化。有人会被索尼娅的无私和宽恕而感动，有人因伊万诺夫娜表现出的反抗而震惊。自我牺牲的信仰之火和受伤的自尊之火从始至终都以同样的力度燃烧着。

上述线索在帮助揭开谜团方面，其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文学本身在塑造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困境方面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前现代主义欧洲文学最具自我反思性的作品之一。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与罚的命运看似简单，却交织着关于文学自身共谋作用的种种暗示。这种自我反思不仅是人物思想和言语与对方的相互渗透，而且是关于整个社会对文本和文学梦的沉浸，其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他的袜子上有血迹，手指上有墨水。他用广泛的阅读为自己的犯罪做准备，杀人后又在近期的报纸中寻找他犯罪的证据。拉斯科尔尼科夫本身就是一个文字侦探，一个文学评论者。对他来说，生活是一个有待理解的文本，甚至是一个已经写好的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让我们看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沉迷于书面文字是俄罗斯社会的普遍症状。《罪与罚》中的信徒都是狂热的读者。设想拉斯科尔尼科夫是19世纪4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属的革命派别的拉拢目标，那么这种联系就会更加丰富。这个秘密社团心目中的革命是决定性的文字革命。他们借助该团体参与者被捕前不久组建的非法手抄报社，用农奴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文体撰写革命文章。然而，正如波菲利所说：“米高卡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先生，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幻想的、黑暗的行为，一个现代的行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行为，当人类的心灵已经模糊不清的时候；当人们谈论通过流血来‘复兴’的时候；当人们从舒适的立场出发来宣扬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这里有的是书生梦，先生，一颗被理论煽动起来的心。”拉斯科尔尼科夫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一千年前俄罗斯基督教与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文学热情。“书生梦”在苏维埃俄国结出了惊人的果实。其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都是多产的作家和敏锐的文学评论家。

《恶魔》通常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伟大的预言性小说，但早其十二年前写就的《罪与罚》同样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灵的封闭空间，展示了理论是如何疏远生活，诡辩是如何脱离智慧，以及现实如何成为一场既琐碎又致命的游戏。在这个空间里，将个人心理和公共生活保持在某种平衡状态的无形联系消解了。相对的善恶观念以及固定的二元对立也随之崩溃。言语变成谋杀；美学家变成“虱子”；主体变成客体。“我杀的是我自己”，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反思道。他的谋杀就是一种自杀。他的罪行就是他的惩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斧头与其说劈开了房东，不如说分裂了自己。

及至最后，拉斯科尔尼科夫“撒旦式的骄傲”仍然如故。但正如他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孩子的疑虑：他“敢”吗？这使得他所有的动机都成了一种嘲弄，但同时也使他的故事具有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普遍性。从词源上看，俄语中的“犯罪”是一种“越轨”行为。为了感觉到自由，每个人都必须“跨过”自己的良心和他人的限制。就此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行要犯，而惩罚，也可以用步数来衡量，如一直走到西伯利亚。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小说一样具有难以捉摸的气质。他没有留下私人日记，没有回忆录，没有自传，只有一本戴着各种面具的《作家日记》。他的创作笔记中情节常常似小径分叉没有尽头。而他的内心世界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他的痛苦也让我们捉摸不透。谢苗诺夫斯基广场上行刑队前的虐杀戏码是否给他带来了终身的创伤？西伯利亚的四年苦役使他丧失了对人性的认识，抑或使他脱离了圣彼得堡的文学温室？他频繁而剧烈的癫痫病是一种诅咒，还是一种创造性的良药？

备受争议的的尾声中《罪与罚》的谜团仍难以捉摸。有说拉斯科尔尼科夫在重新发现自己祖国和人民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自己；有说他与普通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还有人将尾声解读为“虔诚的谎言”，即主人公无法令人信服地皈依了基督教；另一些人则坚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毋庸置疑的是，最后几页充满了克制的喜悦，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温柔的一面，也展现了他最细腻的写作。当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他的新任妻子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正踏上一条新的道路。毫无疑问，他的意图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