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文

《起初·纪年》像市民版的汉武故事会，王朔有了私家编年，从头说起的冲动，编排起史料素材来。我好奇他为何从1990年代小人物市民生活的新写实，转向了历史趣味。王朔给出的答案是，想吃现成的。“于是想到取巧，找一个人名现成的故事，避开这个困扰。当然其中还有另一层偷懒，人名现成，故事谅必也现成，当时我还陷入另一种枯竭或称疲惫……有态度，没情节，就是这一等境地。于是很自然也是无可选择地把目光投向历史，就字面意思而言，历史就是故事。”

王朔的纪年一本正经，为了文体庄重，“巨细无一无出处，没瞎编”。而描写却绝对琐碎，七零八落，这源于态度、语境和视点反差。《史记》《汉书》也有虚构想象和语言捯饬，《通鉴》对小说传奇的参补，也是历史对文学戏剧性的吸收。他有俗人关心俗事的热情，不遗余力。那状态就像汉武置身一堆北京大爷中，开起故事会。

开篇就操心匈奴那边挤羊奶，改种韭花，配羊肉锅子等吃喝问题。召大臣开早会时，又在“八卦”单于的两性私生活。汉武通过微观上的“舆情”，去了解对方的民生情况，也算是个好路子。这很像王朔，善于从庸常里找补真实与真诚。他的叙述，始终有种气息，一种琐碎女子的“小性儿”，兼具粗人的爽豪真诚。

这种反差合体，在作家中难寻，事实上，他也曾直言厌恶“文人”。所以，小说像“撂地儿”般来写汉武，不管长安故事，君臣上下，还是有京味幽默的编排。这种作家拿手当行的语言本色，放在汉代宫廷，竟有意外之喜，增加了谐趣喜感。毕竟，高祖也是外来户，从江北跑到了关中。当然，王朔还是做出了吸纳，有些语汇描写，显然调和了关中人的生冷粗野。“长安老人叫拧次楼，娃们叫万货台。”拧次，说人磨叽磨蹭，万货，则写人混不吝。“所以当兵的一看皇后扒城头以为是个怂娃咧”。

陕西人对这些用词很亲切，于小说里显得泼辣。“城里头一些个娃们奇轻把作，瓜皮闷怂，逃婚也有，偷人也有”。这堪称地道的关中“撅人”独有的气质，就像《红楼梦》里焦大醉骂“爬灰”一样。语言的地域魅力，多在这些俗常用词里，出彩往往在那些砸挂数落，辛辣叫骂里。在我看来，王朔实现了语言-文字系统的综合探索，罗兰·巴特所言可读的与可写的文本结合。书面和口语，文言与白话，方言与普通话等诸多系统交互穿插。甚至，他用语音的借代，造出大量当代的通假现象。在一个叙事文本内，实现诸多尝试，很不简单，这对编辑出版，使用规范，也构成不少挑战。

聊天体使对白性压过了叙事性。王朔自言，并不喜欢过分戏剧性，叙事一直是自己的弱项。所以，此书像闲聊神侃配上读书笔记，是故事和随笔的结合。故事有什么可说，无非情节冲突。史书该写的骨架全已有了。缺的是啥？我想是“脂肪”，故事皮下组织——历史聊天记录。王朔发挥夸饰的细节想象，把这些都贴上了。比如女人撸猫，武帝采耳，也费了不少笔墨。当下生活日常，汉宫可一样没少。我们从历史里遗传的也不止是勤劳勇敢，享乐主义也算是另一面。王朔的问题或许是，能否节制这种表达欲，想象是否蔓延，显得臃肿；表演欲和内心戏，是否层层加码？

这无疑影响了叙述人称的选择。第一人称最适合这种自剖独白，心灵演绎，它还自带同情倾向。限知视角，也能删繁就简，规避那些历史盲区，免得给自己平添叙事负担。然而，历史书写，必有远景全景，关键时刻，还得靠第三人称来俯瞰统摄。王朔不得已混用了两种人称，终于把第一人称写丢了。“有些视角不容遮蔽，走着走着就在故事之外上千年”。

小说把宫廷事拉回家常事，将武帝还原到俗人，很容易变成琐事日记体。“九号，我和阿娇去我妈呢儿混了会儿，吃了半块桂花糕，喝了几口糯米醪糟。”这和如今小两口下班不做饭，去婆家娘家蹭个饭一样真实。闹起别扭，她也“作”得厉害。“阿娇抬腿就走。我说别走嘛，再聊聊。阿娇说滚！”

她找武帝谈心，说爱上别人，精神出轨，想跟着私奔。武帝并没暴怒，反倒像情感主播，在回应咨询，最后得出结论：阿娇需求不满，焦虑转化，虚构出一个心仪男人。王朔的精神分析欲望，使武帝突然变得像拉康，或荣格。他忍不住输出了关于压抑、焦虑、回想、告解、图示等一系列观念。“你对现状不满，对我不满，心里老憋着，凭你自己，没可能改变，久而久之，压抑变成故事，我了解你，和我一样，内心属戏剧结构，七情六欲都是戏。心思都是图景我跟你说过吧？说出来才换作语汇。”“心灵求解不能一个人这么闷头干，你听我的，停几天，再看看你说这知心人还在不在，你现在完全丧失现实感了。”

对白转眼又上升成了两性的对话。“我说就说你们女的有一种隔代心传至今无法解释的自我开启或干脆叫贯穿灵知我也不奇怪……姑妄说天地间一种超然通观”。汉武爱捧异性，和王朔一样，对男的没啥好评。“我说你岔道也有这层意思，无子焦虑，对生活失望，对人失望，男的都不是东西，自己生一个全心全意对他好不容他辜负不是老天给你们女的特别恩典特别开的一扇窗么？”

这与曹雪芹由水还是由泥所做的男女观一样，强化了两性对立。“当妈的盼儿子，梦见什么的都有，多少梦见动物的，都是寄托，男的浅薄复可悲，没功能领受这份深情。”作家用文艺的游戏观，对正儿八经的载道观念，现实主义的宏大叙述，不屑一顾。从鲁迅《故事新编》到王小波《寻找无双》《红拂夜奔》，作家取材历史的虚构重述，大多强调“不经”与“不训”的意图。鲁迅之作，无论《理水》《采薇》还是《铸剑》，都是有意的陌生化，人物饱含着抵抗。王小波则善使故事哲理化，用逻辑、推论和反复叩问，去重思存在之悖谬。

《起初·纪年》，在气性上又大不同。他使历史书写，完全“降解”为日常性，用俗套的滥词说，就是袪魅。武帝一朝人物，无论业绩多么不可一世，落到生存层面，也不过吃喝游乐之琐事。在生活本质面前，不过也是俗人、粗人与庸人，与我们的生活流水，并无二致。“当日醪糟喝得有点多，回宫躺下一口酸水犯上来胃酸泛了半夜，睡着已经五更……东方朔进来推开窗帷，说醒了，看来昨儿喝得不错。”

即使王朔换到历史题材，还是原来的底色，厌恶假正经，讨厌装严肃。他去掉了历史人物和当代日常的心理界限感，我们想当然的可把小说人物视为同类，或是酒肉朋友。这是关键所在，他把原有历史语境中的等级感、秩序感，给拆解了。我们本不能想象阿娇和武帝，可怒骂回怼，东方朔向武帝回话，像哥们儿酒友。甚至，我有一大胆看法，王朔早就超出对历史素材的新虚构。他抵达了另一极端：即书中人物，实质在扮演我们，表演我们的生活；他们不是角色，而是演员本身。

作家也不止尝试另一种历史书写，他更是揣度、重塑“古今生活的集成”，那种可交换沟通的共有生活世界。挪用语境，以今释古就是例子。“张苍公出具医学证明：人犯情志不舒，气郁失畅，思维破碎，问话不能应对，间有严重自残倾向，可诊为重症郁症，严重不适合监管环境，建议办理保外就医，居家待审。当天就给捞出来送家去了”。

在我看来，王朔真正追求的并非叙事，而是历史见识，人物评注。它远超过书写兴趣。“初衷有相当成分意图借汉武朝军事活动把本人军迷时代攒下来的小爱好、小见识发挥一下，过过瘾。”这种借写小说的功夫，夹带私货，裹挟笔记，可谓评论体小说。我们有理由推论，他借金屋藏娇阐述两性见解，借提拔卫青讨论裙带和避亲的辩证，以汉武驳斥公孙弘，表述厚古薄今，迷信古圣的愚陋。“尧舜时就没个正经国家，天子只是我们后来比诸商周那么叫他”。

“所以不要讲古时比今天有信，那是你不了解古时……民善不善与在上者私德构不成关系……尧舜德品再高裱，其德被也不过行藏所至，恩泽止于亲好左右，上古很苦，地广无路”。这是一种莽莽而来的史论气。故事如何同时通往观点，答案是自我评论。《起初·纪年》的内在深度，在于呈现历史会自我辩驳与抗诉的可能性，它颠覆了关于历史的解释学。“您不能只看贵宗派内些经史子集，贵宗派历史观很成问题，材料很少，构想很多……体系出自周，偏偏周自己打自己脸，掬根儿搦到当初，史上第二犯上。”

司马迁“话疗”开导汉武，被回怼就更有趣。“我说哎呀呀不说了太乱，为什么我这个年纪就这么健忘，老年失智现在报告最小岁数是多大?司马迁说你不是健忘，是心里有事，是不是家庭不和睦，别憋着，容易走内，你跟我聊聊。”“我说你真敢打听，我是那能叫家里事拿住的人么？”小说真正击中了历史书写的问题——主体和在场，二者其实都被史官在客观上放弃了。后代修前史的惯例，将历史人物视为客体，根本不存在目击、对话与交往之可能，从而，历史真正成为了文献学。

起初，纪年，只是史家从头讲起，编年纪事的传统吗？我想并不如此。作家指向我们对时空观的执念——迷恋源头，开端与起点。事实上，任何纪事都只能是断代分期的起初，从总体性看，我们和武帝，仍在同一时间的绵延体里。我想，选武帝来写，也很容易接续上西王母招待，访海上仙山那些荒怪不可考的故事，那就直接飞起到没有起初的混沌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