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文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学成为显学，不少经济学家也类似明星网红，演讲邀约频繁。很多时候，大家最希望了解的信息是政府的想法以及政策思路——可以说，政策思维是市场觉得最有的价值一块。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块在过去并没有很透明，也没有很好的普及书，青年学者兰小欢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空白。

也正因此，这本书的主角并不抽象，可以说非常具体，“既不是微观的价格机制，也不是宏观的经济周期，而是政府和政策。”政府和政策，其实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柴米油盐以及国家外交等大问题，但往往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为什么要关注政府？如果把经济比作甜美的蛋糕，正如兰小欢所言，政府不但影响分“蛋糕”，甚至直接参与生产“蛋糕”，因为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也正因此，“必须深入了解这一政治经济机体如何运作，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

确实，我们身在中国发展的洪流中，对于时代变迁难以回避，时代的沙粒也足够构成个人的大山，国家剧变与个人命运构成时代的交响曲，“过去40年，我国的名义GDP增长了242倍，大家从每个月挣二三十元变成了挣四五千元，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被时代甩在了后面。身在其中的风风火火、慌慌张张、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其他国家的人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理论，都没有切身感受。”

《置身事内》的关注主线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介绍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收入、支出、土地融资和开发、投资和债务等；另一方面，作者希望解释上述行为的影响，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风险、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国际贸易冲突等。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地方政府的钱怎么来的？钱又是怎么分的？以及带来的各种问题。举个例子，比如大家诟病的高房价，很大原因就直接来自财税的变化。出让土地中，只有一半是商住土地，但这一块却贡献巨大收入，做实了“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的真相。其结果是什么？“一方面，各地都补贴工业用地，大力招商引资，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新增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而这些地方的住宅用地供给却不足，房价自然飞涨，带动地价飞涨。”

如果把中国政府比作一个大的公司，那么地方政府也可以看做各个收支相对独立的分公司，二者之间博弈合作关系也构成了很多中国特色的一大底色。普通人每日接触的都是基层政府，也很容易感叹上层政策的变形和加码，但是如果深入政治逻辑，会发现这种扭曲的内在必然性。

类似在一个公司，一方面是总经理领导各个部门总监，总经理对于下面的决策，也有最终决策权，原则上可以推翻下级所有决定。但是如果你在公司呆过，稍微知道管理学的窍门，就知道这不太能，很多时候原则上可以的事，在现实中就不太可能，原因在于信息的不透明性，导致上级也依赖下级，“上级不可能掌握和处理所有信息，所以很多事务实际上由下级全权处理。即使上级想干预，常常也不得不依赖下级提供的信息。比如上级视察工作，都要听取下级汇报，内容是否可靠，上级不见得知道。如果上级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就可能被下级牵着鼻子走。”对于这样的情况，兰小欢总结了一下，分为两种权威：那就是上级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而因为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这个话题其实不少经济学家也研究过，如何维护两类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若下级有明显信息优势，且承担主要后果，那就该自主决策。若下级虽有信息优势，但决策后果对上级很重要，上级就可能多干预。但上级干预可能会降低下级的工作积极性，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更有利。”最典型的案例，比如国企的分级管理，核心就是解决权利归属问题，到底是归谁监管，一家企业的定位应该是央企、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国企国企，名义上属于全国，但是其实存在分级管理，信息获取程度也是划分的关键，“如果企业离上级政府很远，交通不便，且企业间差异又很大，上级政府就很难有效处理相关信息，所以更可能下放管辖权。但如果企业有战略意义，对上级很重要，那无论地理位置如何，都由上级管辖。”

兰小欢总结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一大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优点和缺点都并存：一方面，固然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显而易见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他对于未来，显然保持了乐观，也提出了“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最后，我们来反思一下“置身事内”这个题目。这个词其实有点类似前些时候流行的“躬身入局”，都更多强调从当事人和主使者身份去思考全局。一方面，从这个意义来说，以外来概念直接映射中国现实，确实可能带来混淆，也会容易迷糊，也会丧失对于中国情景的理解力。确实，正如有的读者所谈，这本书算是对于“中国奇迹”比较能接受的一种正向叙事。另一方面，这句话其实也缺乏主语，谁才算真正在“事内”，谁又置身谁的“事内”？因为从经济学上而言，任何决策都应该有后果，如果做决策者的后果，由其他人承担，那么其他人算“事内”还是“事外”？

我理解作者所谈的“置身事内”，说的未必是站在权力幕布背后，了解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勾兑，而是强调从当局者思路去理解，因此这本书更多强调“是什么”和“为什么”，至于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怎么办”，作者也自认注重解释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他认为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我”认为应该怎么办，重要得多。但是，如果站在更大的背景下，我们其实每个人愿意或者不愿意，都是市场经济与国家变迁的“置身事内”者，即使是跟随者，但是每个人的意见，看起来也许渺小微不足道，最终也会汇聚观念的洪流，在某些时刻也足以形成历史洪流的转弯。

要成为一本畅销书，其实很多时候不在于书本身，而是更多在于话题与时代。可以说，《置身事内》在不少人都感叹“每年都是未来十来年最好的一年”的时候，能给予大家一些信心。这本书本意是写给大学生为主，最后读者却大大超过这个群体。有位读者曾说，“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大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做对了什么，使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体。”

“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解释中国经济时候常常提出的经典问题——中国经济面临不少海外质疑，那么为什么还是能持续保持增长？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初心之一，就是对于中国经济的肯定或者说乐观。提出这一问题最有名的，是来自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他曾经说，“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做对了什么？”里的中国，既包含中国政府，也包含中国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说，人民永远在做正确的事情，就是通过勤奋工作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他们的努力能否取得效果，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做了正确的事情”，换言之，纠正错误本身就是政府能够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对比之下，兰小欢的乐观，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政策务实惯例的信任，“在成功的经济体中，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情感的认同，“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不过，中国经济的故事还在继续，两位数高增长已经成为往事。它走过了高速增长的前半程，下半程如何？是否走向更辉煌，还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相信答案其实属于每个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人。其实，大多数人一直身在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