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周/文

“其实，还真是很喜欢文学”

二十多年前，“北漂”青年陈晓维眼中的北京是怎样的？倘若有这么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大概会从他的文字中拼凑出一个颇有“魔幻历史主义”的图景：满城的“和北京的气候一样干燥”、有着积满灰尘的粗糙树皮的槐树们，连缀起那些公家大院、“苏联楼”和“充斥着油饼、羊肉串和公共厕所气息”的胡同平房；在旧日频繁的沙尘所造就的“遥远古代滤镜”中，早已消逝的烧大众热水的锅炉房和街角的烤羊肉串摊子一同“升起青烟”，是一种亦真亦幻的生机勃勃。

当然，最让这位历史学家激动的，是可如打捞“泰坦尼克号”一般，于他笔下打捞出来千禧年“潘家园”的盛况，“石雕鹤立,陶瓷皎洁,木器荣华”，更重要的，还仔仔细细地刻画了书摊如何“杂沓”，连带着旧书商们的音容笑貌、生平籍贯乃至八卦传奇，一并慷慨放送了。

让我们将历史的坐标尺度拉回这二十年。这位从沈阳国营研究所不带留恋跑到北京做起“码农”的青年——陈晓维君，按他自己的话谦虚地讲，是“乘了一部螺旋形楼梯向下”，又跳到另外的私营企业歇了歇脚（实则是在世纪初的“互联网大厂”当上了“中国互联网第一代设计师”），最后索性“越往下越轻松”，成为了“个体户”（多么有年代感的词，实则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当上了自己设计公司的老板）。

他离“码”越来越“远”，离文学却越来越近。

在南京大学上学时，他唯爱逃课“高卧东山”、翻阅《收获》和外国小说，后来则将一路向下得来的不坐班自由挥霍进了对民国“新文学”书籍的收藏雅好之中，连带着在曾经以潘家园为中心的“旧书商宇宙”中如鱼得水。

本世纪头二十年，坐拥一万余册古旧书的藏书家陈晓维先生，对文学的雅好，只在旧书论坛发帖、出版书话集子时，露出些小说笔法和附赠断章的只鳞片爪；而今，他却选择将对文学的喜好大方坦露，先是出版了一本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像钻石一样闪耀》，差不多的时间段又成为了文学播客“银杏树下”的联席主播。简而言之，他将一个人有的那么点时间、精力，都一股脑地扔到了更靠近文学的地界。

“喜欢文学，现在其实是变成了有点不太体面的一件事。”圆白脸的藏书家陈晓维先生，微蜷起身子眯着眼，颇带着些不和他年纪违和的“少年维特式”的气质，将他一贯“戏笔”打趣旁人的入木三分调换了个，恳切地剖析了自己一番，“都什么年头了，犯傻吧你，要不，就可别在那装了。”他顿了顿，流露出了男中学生被揪上讲台认错的那种腆然之色，“但是呢”，他再顿了顿，“其实，还真是……很喜欢。”

他的小说《像钻石一样闪耀》，也是个“少年维特式”的故事。主线是爱情故事，但作为读者的我必须坦诚，就像玩“塞尔达”时耽于海拉鲁大陆美景总是稀里糊涂地忘记了救公主的目标一样，刚匆匆扫过，就被那些更有趣的、颇具生活经验的细枝末节迷住了眼，比如怎么将一本旧书转手就卖出十几万元的世纪初致富经，以及显然脱胎于他自己伦敦之行的访书之旅，甚至还有如何混迹于鱼龙混杂的炒股群的奇技淫巧。

而我们的这位“维特”——作者陈晓维先生，并不维持着烦恼，相反，他投入文学，从更实际的层面而言，投入的是一种忙于传授经验的“大哥哥”角色。对他而言，这似乎是一种人生角色的置换：虽然遗憾未有家学，但家有一位“文艺青年”长兄，他跟屁虫式地第一次看了《红高粱》，听了崔健，也爱好起了诗词和古典文学。

作为受益颇多的精神养料的被提供者，白驹过隙，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到了可以为这群因为文学聚起来的播客群友们，其中好些还在校或者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充当“带带路”的“大哥哥”的角色。“不管怎么说，我可能比大多数的年轻人，读的书会多一点，经历的事也多一点。”哪里有群哪里就会掐架，这当然也颠扑不破，但他总觉得自己比较愿意站在群里年轻人的那一边，愿意接受新事物，愿意改变。

他兴致勃勃地聊起AIGC和未来的金融体系，说起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文学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就像这些新事物一样，壁垒将会被打破，形态将会发生令人震撼的变化。

“所以您说，文学界也要去中心化呗。”

“对，以后指不定大家随随便便就能单开一桌，各自玩各自的。”

“但单开一桌，前提还得有愿意消费它的人吧。”

对于眼下的受众坍缩，文学势微态势的问题，陈晓维不响，片刻他讲，可能我们正在门槛上。

他这种比现在年轻人还乐观的精神，如果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二十年前，在他单纯喜欢文学，还没想到过要不要写一写的年轻岁月里，为了增添自家旧书店BBS的活跃度，他学新文学那批人，自个披着马甲上阵轮番发帖，以文学笔法调笑众人。这些“史前网络文学”“反响蛮好”，那就继续写一写罢。过去十年里，他以藏书家本色，慢条斯理地出了三本书话。或许是越咂摸着新文学中和当代有些拿笔写小说的实在还不如自己，越到最后越藏不住写小说的“野望”和仍旧年轻的好胜之心，索性愣头愣脑扔出一部长篇小说。他说，他写这部小说最大的目的，也是要搞清楚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目前最焦虑什么，这是他比文学还真正关心的问题，但他仍旧未搞清楚。

我只能沉痛地告诉他，现在年轻人最大的焦虑，是如何离他曾抛弃的一切更近一些，编制啦、“代码”啦……

亦真亦假、虚实之间

想来那位未来的历史学家最大的苦恼，是在于他的研究对象在作为一位藏书家写作时，总是小说家附体，珍贵史料和游戏笔墨“齐飞”，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共炼成“一色”。难得的遗存资料，变成了“迷魂记”里寻“迷魂”。作为这位藏书家的当代小说读者，我也会被他时刻跳脱出来的藏书家雅兴，愚弄得晕头转向。

举例来说，他在小说里细细描绘了一本名为《黄铜戒指》的书，“精装，天蓝色封面上五颜六色的碎纸片在空中漂浮。细看，碎纸片拼出一个带着礼帽的没有面目的人形”。不止装帧非常确切，内容也非常吸引人，说的是“一个石油大亨雇佣历史学家，请他用文献、传媒、学术等手段帮助他篡改历史”。另一本，作者名为“维克多·拉斯姆森”，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丹麦移民的后裔，写的是一本犯罪小说《火车停在哪一站》，这次直接附上了小说的开头，“一位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独自去英国旅行，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到酒店放下行李后，他就到附近的特拉法加广场散步。在广场上，正观看一个街头艺人表演独角戏，跑过来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满脸雀斑的小男孩。他怀里抱着登机箱大小的纸盒，气喘吁吁，对教授说，‘先生，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一切显得那么确凿而且有趣，于是我打开豆瓣搜索书名，想要进一步了解一番，却毫无所得，输入书名、作者名、乃至相关细节都石沉大海，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是上当了啊！”

小说题材注定的虚构，和他在小说中仍旧放不下、要拉扯进来的现实中的“旧书圈宇宙”，真假虚实搅成了一锅粥。虽然确实恼人，却也有别开生面之趣。

“写作本身还是一个娱乐嘛。”这位扰得读者头脑发昏的始作俑者，却有些玩笑达成的自得。“那些段落，就好像和别人开了个玩笑，或者说，你留了个暗门，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有一天突然有人敲了这个暗门，一开门，你们两个人就可以彼此会心一笑。”

“类似于电影的彩蛋？”

“挺好玩的啊。而且，所谓的文学性，很重要的部分不就是放置那种多义性，乃至于暧昧性吗？”他说，他最得意的小说里的“桥段”实则是他花大力气写的几个“梦”——“我看别人小说里写的梦，都不像梦，一看就知道是编的，因为梦是没有逻辑的。”

我之所以有这么一问，确实是疑心是他文学瘾没有过完，就要继续去过导演的瘾了。毕竟，他自个曾如此写道，“我常常羡慕电影导演们拥有的特权，他们可以给影片中的场景随心所欲地添加上晴空万里或是风霜雷电”。在《书贩笑忘录》中，明明是写一位拍买家老朋友是如何坐上一辆去北京的大巴开启他的旧书生涯的，但他偏偏要把文学乃至电影的通感强加上来，这个改变命运的下午，他如上帝般庄严地挥挥手，就是“想让它阳光普照”。

其实，他描摹这些旧书圈朋友的书话，或者说他的短篇“小说”，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说不定是一座导演们的富矿。当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也沉迷于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无意义、拼贴，基本上丢弃了那些被认为老掉牙的戏剧性，或者说情节本身时，这位藏书家的书话倒是情节跌宕，有着一种古典的戏剧张力。《离别之喜》是我特别喜欢、读过几年后仍印象深刻的一篇。陈晓维记述的是书商王建怎么在他的师傅、老书商老马的引领下，进入潘家园并扎下根的师徒情谊。他笔下的老马，就像所有故事片中身怀绝招的老师傅一样，高深、仗义，却又带着几分孤寡、执拗，这两条弦时紧时松，你以为这就是故事所要讲的老马平凡的一生的主线了，然而，这两条弦最终绷紧、汇到了一处，古典意义上的高潮时刻降临了。我当然不会剧透，但他笔下这“一只东北虎突然出现在狭小的房间”的一刻，我们和主角一起愕然发现自己不再是观众，而是一部电影里的演员，仿佛通过戏剧性达到最高处的虚假反而帮助我们戳破了那常常掩饰在虚假表面下的生活，达到了那种脆弱到无法用红尘中的双手触及的“更真实的真实”。

“我告诫自己，要把笔从他们的锁眼伸进去，让笔尖沾满从他们身上蒸腾而起的灰尘，要靠他们更近一些。这就使得本书中部分篇章读起来如同小说。”正如作为藏书家陈晓维，在这本书话的后记中所写到的，“一定要把虚构和非虚构截然分开，只对填表的出版商才有意义”。这种将真假虚实搅成一团的通感，并非是为了编造谎言，正相反的，“唯其如此，才能更接近真相”。

写小说，给未来的历史学家

他将这种“更接近真相之道”，也贯彻到了小说这种虚构体裁之中，所以对自己造成的扰人，也格外理直气壮。

“我希望写的是，和别人不太一样，甚至看起来不太像小说的一个小说。”为了达此目的，他还有意地绕开了寻常的小说技法。他宣称，其实是《书贩笑忘录》的一个延续。也罢，“将虚构当做非虚构”，“把非虚构当做虚构”，或许正是他期待的阅读他的文字的方法。

“我的主要兴趣，还在于记录。”陈晓维说，他挺喜欢贾樟柯拍的那种东西（果不其然暴露了导演的野心），为了记录你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拍惯剧情片的，也可以去拍面对面坐着聊的纪录片，“形式是第二位的”。

要记录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小说，而是对真实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记录。”而他自己最真实的生活，绕来绕去，还是旧书商的这些人这些事。

他在自己这本长篇中最着力的记录，是主角和一个杭州人所做的一个旧书交易流程，如何相识、试探、杀价、成交，拼心理也拼体力，小小的一幕商战跃然纸上。“我这也算是夹带私货了。我自己看民国的资料时，特别想知道的是，那个时候的人买卖、收藏书，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然而，资料里有的，大多只是流水账式的交易记录，最多略微提到一本书的大致内容，更别提那些他更感兴趣的和真实生活相关的内容了。人们到哪儿去买书？买新书去哪？旧书又去哪？特别是如何买新书，到现在他也没有把这个问题给弄清楚。而那时的书业是怎么经营的，具体如何盈利、如何交易，更是两眼一抹黑了。

想必，我们那位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被藏书家陈晓维先生这番体贴的良苦用心所感动。而对于自个小说眼下的读者圈，陈晓维也想得分明，“市场还是在旧书圈里打转嘛。”在他小说的游戏笔墨下，这些雅好藏旧书的人们的寂寞被洞悉得分明；没人聊、听不懂的那些趣味，被在寻常日子、一日三餐里积攒着，攒到伸在同一口沸腾的火锅中拥挤的高箸间，蹦哒出来互相听个响。对文学的喜爱，大概是席间，仍要困顿在他身体里的那一声响。索性，文字可以被不管不顾地写下来，被敲开暗门的时刻或许不在此刻，也或许在几个世纪外的彼刻。而文学之永恒意义，在于此刻和彼刻之分，已在落下笔的那一刻消融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