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平/文

面对皇皇七十余万字的《我害怕生活》（全五册），每每陡生不知从何说起之感。这套丛书横向来看文体多种多样，不仅有文论、随笔、评论，还有诗歌、小说、剧本，纵向观之包罗万象，既有作者学生时代的求学经历，又有其作为文化记者的实习往事和期刊编辑的种种无奈，而其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图景同样引人注目，发人深省。阅读这些作品既是走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绝佳路径，又能看到一个写作者鲜活的成长历史。其批评文字犀利而深刻，因为她相信“唯有毫不妥协地冒犯观众的积习，艺术才能长进其自身”，而如果“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乔治·斯坦纳），那么文学创作至少在诚实方面应经得起严厉而苛刻的批评，因为“意义和自由乃是衡量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标尺”。李静的这两支笔既相生相成，又相得益彰。“有一个人，在生活中经历了漫长的贫乏与胆怯，却在断断续续挣扎不休的写作里，看见了一丝亮光，保住了一点真心”。这是一个虔诚写作者的自我写照，更是一个害怕生活之人的自我救赎。写作是黑暗中的探索，而诚实不虚的写作必会遇见光。诚如圣人所言：“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因为只有柔弱的心灵才能设身处地体会别人的艰难，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身临其境洞悉内心的奥秘，而悲天悯人也一定是这种作品的基本气质。《戎夷之衣》当如是观。

伦理两难困境常见于情义或情理，忠义或忠孝不能两全的种种传统故事，《戎夷解衣》（《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长利》）便是其中之一。戎夷与弟子离齐赴鲁，途中突起大风，气温骤降，到达鲁国时，城门已经关闭，二人只好露宿城外。夜晚气温更低了，眼看二人都将冻毙于此，戎夷对弟子说：“你把衣服给我，我就能活；我把衣服给你，你就能活。我是大学士，为了国家而舍不得死。你是平凡的小人物，不值得爱惜。所以把你的衣服给我吧。”弟子说：“既然是平凡的小人物，我怎么可能会给大学士衣服穿呢？”戎夷叹息道：“罢了，看来我的学问要失传了。”于是脱下衣服给弟子穿。自己半夜冻死，弟子活了下来。

这则篇幅很短的故事包含了全部的戏剧要素，有人物，有场景，有情节，有发展，有突发性的变故，最后还有悲剧性的高潮。其蕴含的伦理两难对道德原则的挑战，在于它说明了道德原则终究难以自洽地解释生活。这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在某些情形下，人不可能全身而退，只要情况足够极端，每一种道德原则都将在接缝处解体。”然而，也许我们无法在理论上完美地证明这个故事中的道德选择是最合理的，但无论如何却总是令人心生敬意的选择，其中有着值得思考的命运问题和悲剧性教益，以及所彰显的人性光辉，这个故事也因此得以长久流传，即便时过境迁，仍然包含着永恒的经验与意义。

李静据此创作的戏剧新作《戎夷之衣》保留了基本的故事情节和核心要义，并在其结束的地方追问：戎夷这粒麦子，在不肖的弟子这块盐碱地上，会结出另一粒戎夷吗？这弟子活下来后，他的余生将怎样度过？他将怎样回应戎夷舍命披在自己身上的那件棉衣？而如若麦子白白死在盐碱地，那又该如何看待？我们在创作谈中读到作者原计划要写一个安慰人心的故事，即弟子以公开传扬戎夷的义举来安放自己的良心，师傅的牺牲终于没有被辜负。一粒麦子结出了更多的麦子。但周遭的现实以及所目睹的种种恶行，刺激她重新思考弟子石辛这个人物的道德特质，以及戎夷这个人物的行动边界。《戎夷之衣》的匠心独具在于将一个人的堕落与一个时代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石辛当初面临冻毙时的贪生怕死还情有可原，那么他之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便一发不可收拾。先是背叛师门，投靠楚国，接着处死大师兄孟还，杀死岳父淳于蛟，然后投奔秦国，活埋20万楚军，直至设计陷害二师兄吕章，最后被秦始皇砍了脑袋，应了戎夷告诫他的那句话：同路人总会死在同路人手里。与石辛的背信弃义相对应的是秦楚两国的横征暴敛。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虽然战乱频仍，却又百家争鸣，智者辈出，圣贤遍地。然而，当时的诸子百家谁也不曾料到最后会定于儒家一尊。管仲的政治思想，庄子式的士林，墨家的民间组织，还有黄老的无为而治，如此等等，全都纷纷凋零，抑或都被剧中那场止不住的黑雪掩埋。“……黑雪啊，就这么一直下个不停……时间好像被冻住了，空气也没有了，你不再是一个活物……等所有人、所有动物都不再是活物，这场黑雪就成功了……因为它要的就是一个没有一丝活气儿的天地，一个只有它自己的天地……假如你不阻止的话，这就是未来的天下将要成为的样子……”戎夷临终时对弟子的这番谆谆告诫，犹如空谷足音，又似旷野呼告。但这场黑雪还是不可遏止地落下了。它不但落在《戎夷之衣》中的那片土地上，它还蔓延在《秦国喜剧》（李静的另一部戏剧）的时空里。

戎夷舍生取义，将弟子的罪过凝结在自己冰冻的躯体里，用自己的痛苦担荷了命运的不公。然而，“制伏己心的，强如取城”，他不仅没有让虚荣侵蚀了心中的灵光，让殉道而得的天国荣誉和后世声名，成为其献身的诱惑，而且在假装夺取弟子棉衣教训他的时候，没有让怜悯的光环和正义的旗号俘获他的灵魂。因为前者有僭越之嫌，充满人的傲慢，虽然那样的怜悯有着向善的属性，后者的原型是义人，而人，即便是完美的义人，也不可能是正义本身。正所谓“荆棘林中下脚易，月明帘下转身难。”

戎夷不想让弟子石辛蒙受痛苦和死亡，那么他必须独自承受这一切，将恶保留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借助行动或想象将恶散布到自身以外，从而以此来摆脱恶。我们不妨说，戏剧中戎夷的牺牲，因其将活的机会留给弟子，竟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了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因为若非如此，“魔鬼会住在我心里。我会在夺了徒儿的性命之后，打着更加正义的旗号，去夺更多人的性命。我会成为我当初所反对的人，你眼里的罪人。老天爷啊，感谢你赐给我的平安，我会持守到见你的时候！感谢你把持我的手，让我不至于犯罪！感谢你呀，仁义慈爱的老天爷！”

墨家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为面临强国侵犯的弱小国家挺身而出。墨翟及其弟子，生活朴素，处世低调，临危之际则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墨翟的兼爱与基督的怜悯彼此相似，墨翟的牺牲与基督的殉难相互辉映。观戎夷之行，听戎夷之言，我们在这部剧作中感受了墨家子弟的行者风范，却又毫无为人示范的标榜，其兼爱，非攻，尊天，节用，犹如朴素的苦行僧，却是在人格上、精神上、行动上的返璞归真。

基督及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最终蔚为大观，而墨翟及其组织和学说，却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道出其中缘由：“墨之徒党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之所忌。又勤生薄死，兼爱天下，非多数人所能行。”为时主所忌，道破了侠义精神不为历代专制王朝所容的历史奥秘，而兼爱难以为多数人所践行，则揭示了世风日下，人们不再能以平等之心互相友爱的事实。

史学家深刻中肯而又不无悲愤的看法与《墨子·公输篇》里的那个结尾遥相呼应。叙述者说完墨翟止楚侵宋的事迹之后说：“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最后那句感叹既意味深长，又令人怦然心动。这句感慨与其说是故事的结尾，不如说是对墨家日后命运遭际的一个预言。就《戎夷之衣》而言，为神效力者，戎夷也；争于明者，石辛之流也。剧中二人各自的临终之言，既是对那个预言的生动演绎，也是麦子落在盐碱地里后的必然结果。一者是舍生取义之际，仍担忧楚国民众安危的极致高尚，一者是作恶无数后，仍厚颜无耻地自鸣得意。

考虑到戎夷墨家弟子的身份，石辛秦始皇重臣的职位，将全剧推向高潮的这两个场面极富象征意义。正义并没有用逝者空间上的死亡转变为时间上的胜利，神圣的光芒也没有永远照耀着世间，而劣胜优败，逆向淘汰的历史却就此开启，转折关头，野蛮常常胜出，枭雄往往称霸，而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昙花一现。及至嬴政出世，墨家已然式微，其留给华夏民族的最终遗产，乃是徜徉民间、绵绵不断的侠义精神。李静用一出戏剧将封印严密的历史撬开一丝缝隙，我们借此认识到，在时间的洪流里，人世间确实发生过一些事。写作《戎夷之衣》，作者旨在提醒我们对脚下的土质要有清醒的认知，“勿以如此立体的良心自谴，美化一往无前的恶者。勿以恶者遍布地面，而不信天上有不灭的光。”也正因了这提示，我们才有可能经过努力，看到为众人抱薪的戎夷们不会冻毙于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