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文

乍一看到“希望之书”这个书名，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一本市面上并不罕见的“成功学”书籍，甚至可能带有几分“玄学”的意味。但看到作者的姓名之后种种疑惑便烟消云散了。珍·古道尔（JaneGoodall）女士，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人类学家和著名动物保育人士。这就意味着，其年龄（1934年出生）与资历（1995年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荣封为皇家女爵士，2002年获颁联合国和平使者）都让她有资格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后辈们谈论“希望”这两个字。

毋庸讳言，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有着一个灰色的起点。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太多不幸和死亡”。一如《希望之书：珍·古道尔谈人类的生存、未来与行动》的开篇第一句话：“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黑暗的时期”。但古道尔告诉读者，“若不抱希望，你就满盘皆输了”。这不光是因为“希望是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就维持着人类种群存续的关键‘生存特质’”，也是古道尔女士从人生经历得出的经验：“如果不是因为我从不放弃希望，我本人那些最不可思议的人生旅程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实际上，纵观《希望之书》全书内容，也正可以大略分成两部分：古道尔的人生经历与她对人类未来的展望。对于并不熟悉古道尔的读者来说，前者倒是的确可以称为一个“传奇”。

珍·古道尔究竟是何许人也呢？《希望之书》虽然谈不上是一本人物传记，但把分散到多个章节的内容整合在一起，还是可以拼出古道尔的人生轨迹。1957年，连大学本科都没有上过的古道尔因为对野生动物感兴趣来到了东非的肯尼亚（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她在那里遇到了当时名气很大的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成为他的秘书。1960年，26岁的古道尔在接受了李基博士对她进行的野外技能考察后，启程来到坦桑尼亚坦噶尼喀湖畔的贡贝溪国家公园进行黑猩猩的研究计划。最初，珍·古道尔的研究并不被看好，理由也很有说服力：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又是一个欧洲姑娘，如何应对非洲丛林的严酷环境？

即便只是从《希望之书》中的只言片语里，读者仍旧可以看出当时情况的严峻。“比起可能存在的危险，珍更担心的是怎么完成任务”，“资金只够支撑我六个月的研究，可黑猩猩不断从我面前逃走”，“失望和绝望是家常便饭”……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每天早上五点半就出门，手脚并用地爬过森林或者爬上山顶，观察一整天，直到天黑”。最后古道尔在贡贝坚持了下来，逐渐赢得了黑猩猩们的信任，并且取得了惊人的发现。黑猩猩会修整树枝、草茎，还会用小树枝作牙签，用麦杆抠鼻子。古道尔观察到，一只名叫“灰胡子大卫”的黑猩猩甚至能够把草茎作为工具，从白蚁用泥土构筑的巢穴（白蚁丘）中钓取白蚁取食。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为人类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引入了全新的资料。由于古道尔在这一领域的发现，1965年她获得剑桥大学颁发的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据说，她是史上第八位无需首先获得学士学位就可以获得剑桥博士学位的人。这真是羡煞天下做题家了。只不过，获得博士学位的古道尔并没有留在舒适的城市和实验室，而是回到贡贝溪国家公园，利用获得的捐助建立了贡贝研究中心，专门进行黑猩猩的研究。这家研究机构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对黑猩猩连续进行近50年野外观察的研究所。

若是从世俗的角度讲，珍·古道尔或许算得上是一位“逆袭成功”的“人生赢家”。她对于人生的态度也不能不因此受到影响。就像《希望之书》的共同撰写者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感叹的那样，“有人四五十岁似乎就输给了生活，开始节节败退；而一些人（指古道尔）已经八九十岁看起来仍然有无限的好奇心，踊跃寻找着生活这个实验室里所有可能的发现”。应该说，这段话是很容易让读者感觉“心有戚戚然”的。

但她的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却显得并不那么让人充满希望。人类的内部冲突（战争）往往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是人类文明的伴生物，也是人类文明的悲哀。可是古道尔却发现，黑猩猩并非此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一种温驯的食草动物。他们有时会结成群体有组织地对其他小型哺乳动物进行狩猎，在不同群体的黑猩猩之间还会发生冲突，有些黑猩猩甚至有袭击和残杀同类的行为，这种行为有时甚至仅仅为了取乐。这就是打破了此前学术界一直认为战争和同类相残只是人类独有的行为的观点，而让人怀疑这是人类从自己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本能”了。

尽管如此，古道尔还是对一个和平的未来世界抱有希望。在她看来，“只有人类能在明知会危及自身的情况下做出利他行为”。当然，对于“利他主义”现在还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古道尔相信，利他主义在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以及人类“非凡的智慧和语言交流能力”“能够超越其他动物纯粹的情绪攻击性反应”，还会“阻止大型战争的发生”。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位自然学家，古道尔显然谈不上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与历史发展方向，也并未给出能够终结战争的具体方式，因此显得这一番美好愿景颇有“纸上谈兵”之嫌。

相似的情况，大约也出现在古道尔为当今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本身上。在《希望之书》里，古道尔列出了在她看来必须解决的人类四大挑战：必须减少贫困，必须节制富人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必须清除腐败，必须正视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畜禽数量带来的多重问题。就像艾布拉姆斯感叹的那样，“都是让人胆寒的挑战”。古道尔对此抱有希望的理由，正体现在《希望之书》的四个章节名称上：“不可思议的人类智识”，“自然的韧性”，“青年的力量”，“人类的不屈精神”。平心而论，这几点并未脱离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认识的窠臼。比如一系列BBC（英国广播公司）自然纪录片的制作人大卫·爱登堡在《我们星球上的生命》一书里也有类似的观点。此外，譬如“人类的不屈精神”如何“节制富人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希望之书》也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方案。

不过，读者倒也不能据此断言，《希望之书》里的“希望”，与“空想”相去不远。所谓“术业有专攻”，在自己从事的大半生的自然保护领域，古道尔在《希望之书》里仍然有着许多真知灼见。

《希望之书》的开篇处提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当艾布拉姆斯前去拜访古道尔在东非的居所时，被招待了一顿包括椰浆米饭、扁豆、豌豆、咖喱在内的“坦桑尼亚风格的素食”。这是因为古道尔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她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成千上万的人说他们‘热爱’动物，却每天坐下来一两次享受动物的肉；这些动物受到的对待几乎没有尊重和善意，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肉。”

从中也不难看出珍·古道尔的另一个身份：一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实际上，古道尔与她的基金会曾一起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利用陆地卫星系列的卫星图像，通过向当地村民提供有关如何减少活动和保护环境的信息，来弥补森林砍伐对黑猩猩和西非社区的影响。

作为环保主义者，相比人类社会，古道尔显然更加关注地球的环境。在她看来，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已经到了非停下来不可的地步了。她甚至不同意“我们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地球，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这样的说法，而是更进一步地认为，“然而我们并不是从孩子那里借来的，我们是偷来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窃取他们的未来，而现在这一盗窃行为的规模已经到了绝对不可接受的程度”。当然，古道尔也承认，这样的观点目前仍旧是“曲高和寡”，“问题是意识到我们眼前危机严重性的人还太少”……

即便忧心如焚，古道尔仍旧保持着理性。譬如，在她看来，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其实是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因为“如果你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那么你自然会砍掉最后一棵树来种植粮食或钓走最后一条鱼，因为养活家人的需求是最迫切的”。《希望之书》提到的，旨在保护各类栖息地，建立生态廊道，保护和恢复各个动物物种的“再野化欧洲”之所以会出现在欧洲，恐怕也是因为当地经济较为发达的缘故。

另外，不像一些环保主义者描述出的地球的黯淡未来，古道尔仍对“灭绝边缘的救赎”抱有希望。《希望之书》里也详细描述了一个几乎寸草不生的废弃采石场“复活”的经过。人们先是种上了最适合干旱盐碱地的树种木麻黄。但它们的针叶落在盐碱地里没法腐烂分解，其他植物也就无法进入这里定居。于是人们又引进了很喜欢吃这种针叶的马陆（千足虫），他们的排泄物成了培育腐殖质的绝佳原料。结果，“十年后第一批发芽的树已经长到30米那么高，土层厚度足以养活180多种本土树木及其他植物，……最后还引入了长颈鹿、斑马甚至河马”。终于，废弃采石场成了哈勒尔公园。因此，古道尔相信，“即使我们完全毁掉了一个地方的环境，只要给它一点时间加上一些帮助，自然生命就能回归。”

在《希望之书》的尾声，珍·古道尔带有几分感情色彩地告诉读者：“我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我们星球的健康、我们的社会还有我们自己都同样有希望。”“请你们相信，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必将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看不见的微观敌军，另一个则是我们自己的愚蠢、贪婪和自私”。

在这里，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太太的坚定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