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文

《友谊的辩证法: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德>西奥多·阿多诺、<德>瓦尔特·本雅明/著，刘楠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一书是本雅明与阿多诺自1928至1940年间的往来通信集。写信，伴随到本雅明的生命终点，121封信件呈现了二人交往的历史现场——私密，真实且坦诚。信中本雅明时运不济，落魄文人的形象，活脱而出，谦逊委婉的人格，温润如玉。阿多诺的激进锋芒则显露无疑，热情且强势。他犹如本雅明的审稿人、经纪人，直接参与形塑了本雅明的写作。两人初识时，阿多诺20岁，本雅明31岁。阿多诺如“迷弟”痴迷本雅明的思想魅力。这很像荣格之于弗洛伊德，后期总有一种失落，因为相识时，即是情感的蜜月与高峰。

阿多诺曾回忆“我那时还很年轻，他毕竟比我大十一岁，所以我很自然地把自己当成接受者。我记得我总是痴迷地倾听他讲话，听完以后偶尔会提些问题。”正如歌德、席勒的通信一样，此书从理论延伸日常，呈现了二人思想生活与友谊真相。本雅明与阿多诺交往，虽然短短十二年，却在信件里相互扶持，碰撞交锋，热情评论，可谓学术盛景。书信集清晰勾勒了二人思想轨迹，理论构想与总体设计，是理解著述的“幽径”，更形成一部“学术年谱”。其间，不止有私人生活，交往琐事，更有对各自著作的阐释评价，自我剖析。犹如两个作家交换阅读彼此小说，既写了创作谈，又写了“读后感”。令人钦慕的是，二人互释激发，思想互渗，俨然成为“学术命运体”。

早在巴黎拱廊的书写计划中，就能窥见本雅明到底留连什么。他对巴黎的迷恋，胜于德国。“而今天，拱廊内部的人类素材与其建筑材料完全相同。拉皮条者是这些街道的铁的标志，而易碎的玻璃则是妓女。”本雅明描摹出空间的诱惑，景观的魔法，它们成为世界“现代性”的微缩模型。正如中国园林借景与造景背后，是体验世界的认知模式。“拱廊就像岩洞一样辐射帝国的整个巴黎。对于1817年进入全景通道的人来说，燃气灯的塞壬会在一边向他唱歌，而油灯的宫女则从另一侧抛来媚眼……突然间，它们变成了空洞的模型，而‘现代性’的形象就是这个模型模筑的。这里，这个世纪满意地反映了最近的过去。”

本雅明依赖空间意象捕获难以言说的现代性体验内核。即是颓靡的空虚诱惑，半新不古的生硬杂糅，其背后是跨时代绵延的不协调，一边是腐朽，一半是前卫。“这不可见接近的光在这些长廊里消失了，而且突然间难以找见了——它在入口处施了黑色魔法，透过百叶窗看到了室内，这不是衰落而是改造。”阿多诺并不能理解这种意象堆砌，借助魔法和印象主义的批评，能形成伟大的研究。

阿多诺赋予本雅明本不存在的“理论幻象”——通过拱廊研究计划，搭建自己的“第一哲学”。这种强加的一厢情愿，并不符合本雅明的书写意图、策略和气质。最大分歧乃是他们截然不同的思维构型。本雅明跳出了正统、官方的哲学模式，并不从概念、抽象和宏大体系出发，生成思想。他总是在那些琐碎历史沉积里，不起眼的生活素材中，探求艺术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结合可能。我们从其著作中可获得大量理论灵感，素材“胚芽”，但他本身并不生产“理论的胎儿”。

这也从侧面说明，阿多诺能够借鉴、挪用甚至拿来本雅明很多观念，放进自己的“子宫”里发育成型。阿多诺《剧院的自然史》是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致敬，未能发表的结尾部分(《拱顶作为尾声》）是献给本雅明的。“衷心感谢您在文章里对我的献词。您的这一系列文章独树一帜，从真正巴洛克的视角审视了舞台与舞台世界。它们简直就是《任何一种未来的巴洛克剧院史导论》。”

阿多诺没有否认这种理论受惠，本雅明也肯定阿多诺的独创洞见。早在1931年本雅明的致信，就能看出这种心胸。“您的文章能发表是我衷心甚至迫切的愿望。我怎么可能阻碍与我的思想如此一致的纲领性宣言呢？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个人可能更希望是献词，而不是引文。”这篇文章所指，即阿多诺的就职演讲稿《哲学的现实意义》，而该文打字稿里既没有献词，也没有引文。后来阿多诺才在文章里注明了出自《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的句子。

这种瑕疵，如今看来也算学术失范。本雅明自己也并非毫不介意，他不细究，源于身份心态和性格因素。他用一种“卑微请求”来表达态度，“如果这篇演讲稿将来要出版，而且您打算——如您暗示的那样——援引我的话，还烦请事先通知我一下。”阿多诺则从内心认为，自己是本雅明的思想合作者，他直接参与本雅明一些作品的修改、发表全过程。阿多诺的回忆说，“很快，他就把他还没发表的文章拿给我看，比如《论〈亲和力〉》……还有……《译者的任务》。”

与学术同行分享未发表成果，在如今学术圈，是不可思议的。在职称升迁等利益面前，人性经不起考验，难免会出现抢发、剽窃等现象。可以说，本雅明完全信赖阿多诺，甚至，即使阿多诺利用这些成果，本雅明也可接受，友谊显然分量更重。何况二人之间，还隔着一个重要女人——阿多诺的女朋友和妻子。也许可从另一角度解释：二人身份不同，使得利益并未发生明显冲突与挤兑。本雅明始终被隔在大学外，没有拿到教授资格，最后走上自由文人之路，是“圈外人”。阿多诺则在学院和研究机构里，成为体制内学术精英，生前身后都声名远播。

他们没有并轨在同一工作环境，反而保持平行的伴随状态，这是一种幸事。设若两人在同一大学，争夺教席，大概不会如此坦诚。此外，年龄差距，也有助于这种兼容。本雅明更像精神意义上的“父性”形象，并不愿与阿多诺在学术细节上锱铢必较。加之，本雅明后期生活潦倒，流离失所，靠朋友、前妻接济。阿多诺背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提供的资助，也使他难于明确表达态度。“与此前的情况相比，研究所的新调整明显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我的上一封感谢信正是要向您表明这一点。”

书信里，本雅明无法掩藏对阿多诺无可辩驳的欣赏。“无论是您对克尔恺郭尔的巴洛克母题的阐述，对‘室内’的时代分析，对他技术寓言宝库的精彩引用，对他的经济处境的解释，还是就内在性作为城堡的解释，以及视精神至上主义为唯灵论边缘的论述——您丰富的洞察力让我惊叹。”在阅读阿多诺《瓦格纳》的著述后，本雅明用“无以抗拒的段落”形容此作的清晰透彻。这种评议同样精彩。在我看来，本雅明敏锐感知到阿多诺的书写气质:无形式性，伴随的音乐，坚定的语气。这些与瓦格纳的姿态都高度统一，“您从未写过如此精准的面相学论文……您精彩地抓住了信念与姿态如何在瓦格纳那里相辅相成。”

可见，本雅明赞赏一种从形象出发，从母题入手，横跨艺术门类（如音乐与色调层次的指涉）与政治解析的多维书写。“《瓦格纳》的基本立意——上天知道它有多不简单——是一种论战式的立意。”我认为，正是在评述中，本雅明已蕴藏了辩证的二元转化，即复古与革新的视角，救赎与论战的形式。“作为哲学倾向的救赎以一种与音乐形式特别相近的写作形式为前提……救赎是一种循环的形式，而论战则是革新的形式。”

有理由做一延伸，即音乐既循环追求永恒主题的慰藉，又兼具反抗的革新与论战。阿多诺的确把这种辩证，移置在对本雅明的批评上。如他在信件中对《波德莱尔》进行了长篇的否定。“您将《波德莱尔》视为拱廊街计划微缩模型的想法让我头痛……您能理解我在读这篇其中一章叫‘游荡者’，还有一章干脆就叫‘现代主义’的论文时的失望吗？”在我看来，阿多诺指出的缺陷，正是本雅明的书写风格——母题、元素、意象与材料的自我显现，与印象式分析。“各种母题被集结到了一起，却未得到展开……全景画与痕迹，游荡者与拱廊街，现代与总是一样，这一切都没有得到理论阐释——它们难道是可以耐心等待解读、不会被自身灵晕消耗殆尽的‘材料’吗？这些主题的具体内容一旦被孤立出来，它们难道不会以近乎邪恶的方式阻碍解读的可能吗？”阿多诺的尖锐，并非全是苛责和武断“判决”。他指出了本雅明风格里迷恋幻象、依赖隐喻的一面，也质疑了方法论问题——社会历史特征与作品形式世界间“无中介”的交换。过渡与转换，确实是本雅明处理的难题。

批评也说明本雅明的气质特征：一个有极深浪漫主义的波西米亚文人，用叙事取代了理论，将神学母题转化为实证描摹。只不过，阿多诺的评价层层递进，咄咄逼人。“它一方面赋予了实证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叙事特征，另一方面剥夺了那些只能作为主观经验的社会现象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哲学分量……如果允许我形容得更赤裸一些，这篇论文被钉在了魔幻和实证主义的交叉口。然而这是一个受到诅咒的地方。”也许，这些评论对于密友来说，过于残酷。但却让我感叹，能批评大师的，一定是另一个大师。我们的学者为何只会跟在理论家后边，做些阐释注解；却几乎没有发现弱点，进行方法批判的能力。

友谊的辩证，也是一种苦涩的欣慰。它时刻伴随否定与质疑，同时又不吝欣赏认同。在正反合的循环里，阿多诺与本雅明的关系，介于晦暗暧昧。资助里也有控制，合作中也有利用，这就是辩证法的效用，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本雅明越来越依赖阿多诺。阿多诺则更强势，有时把揣测当成必然，将自己的理论预想，投射在本雅明的著作之上，要求他做出改写。

这不全是阿多诺的单方原因，本雅明很早就对这份友谊，有种界定：“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始终保持这种纯粹的哲学同盟关系。”同盟，意味某种无条件，绝对性与求同性。当理论观念出现歧路时，势必希望重新化约。而“纯粹的哲学同盟”，又说明情绪、面子等问题，无足轻重。阿多诺的批评冒犯，丝毫不顾语气语言，方式方法。甚至，读后会有种错觉，他是否在对本雅明进行“学术PUA”？汉娜·阿伦特等人对二人“友谊”大加质疑，认为阿多诺利用并“控制”了本雅明。这或许有些依据，但也可能言过其实。

它并不影响一个基本事实——阿多诺确实是本雅明的理论同路人、评注者与创造性阐发者。他们的讨论与交集如此密切，尽管有时不甚愉悦，但始终彼此需要。阿多诺是天才的解读者，洞见者，我们对本雅明的理解、接受，甚至根本无法绕过他的阐释。换言之，他已融化在本雅明的形象与著述里，实际参与，介入修改，就像混凝土和钢筋，很难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