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睿/文

新冠肺炎疫情于2019年底爆发，次年二三月间波及欧美各国，往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被颠覆。经济学家们也不得不和多数人一样深居简出，手头的部分工作因此被搁置下来，多出了一些空闲时间。经济学家一般与公共卫生问题没有交集，但其中不少人出于社会责任感，开始思考能为应对疫情做些什么。多数学者不出意料地选择研究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优化各方面政策。美国最大的经济学研究组织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每周简报编录的最新工作论文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有半数左右与新冠有关。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库斯·布伦纳梅尔（MarkusBrunnermeier）则另辟蹊径，从三月开始组织名为“马库斯学院”（Markus’A－cademy）的网络研讨会，邀请包括十几位诺奖得主在内的多位顶尖经济学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等金融高官，以及谷歌前董事长施密特等科技界精英线上开讲，就疫情及其伴随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给出分析和政策建议。讲座开办了几十期后，布伦纳梅尔自觉收获很多，也发现嘉宾们所讲的内容虽不尽相同，“韧性”（resilience）这个概念却总在其间隐隐浮现，堪称共同主题。于是，他把多位嘉宾的见解精华加上自己此前的相关研究成果整理融汇之后，2021年出版了《韧性社会》（TheResilientSociety）一书，中文译本现在也已推出。

何为韧性

布伦纳梅尔用17世纪法国作家拉·封丹的著名寓言《橡树与芦苇》来形象地说明他所理解的韧性及其与稳健性（robustness）的区别。两种植物都能经受住平常的风吹雨打：橡树在风中岿然不动；芦苇相较之下显得有些柔弱，会随风摇摆。但如果极其狂烈的风暴来袭，橡树就有可能折断倒下，无法复原；芦苇则能弯而不折，继续生存。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韧性就是保持灵活和敏捷，承担适当的风险以推进创新和发展，并从风险导致的损失中复苏的能力。一味追求最小化风险，就好比寓言中橡树的生存策略，平时无比稳定，在别人承受波动时“风景这边独好”，但其实已经走上了僵化停滞的道路，放弃了与较小的风险伴生的潜在收益，甚至可能在无法规避的重大风险降临时被彻底击倒，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印度和泰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直观地展现了两种选择的不同效果。泰国经济的开放性远超印度。尽管印度1990年代之后政策向对外开放转向，但总体开放程度仍不及泰国。1970年代时，泰国人均GDP大约是印度的两倍。泰国经济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飞，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因资本市场开放而遭遇攻击，连续两年大幅萎缩；同期印度几乎未受影响，保持了长久以来的稳定低速增长。不过，即便是下探至V字形底部的1998年，泰国人均GDP也有印度的四倍。世纪之交，泰国增长反弹，后来却又经历了数次政局动荡，经济增长并不平稳，而印度的增速则随着莫迪推动的几项改革有明显提升，但时至今日，泰国的人均GDP仍是印度的三到四倍。泰国的开放策略显然更有韧性，长期收益也更大。

韧性策略不完全回避下行风险，但也不是无条件地主动冒险。有的风险会让人越过可回升区域的临界点，落入逃脱不得的陷阱。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就是为了防止这一问题，让股东不至于为了有限的投资赔上全部家财而不得翻身。社会保障体系则为全民托底。还有的风险会因为外部性形成恶性反馈循环，银行挤兑就是如此。避开这些风险是明智之举。要做好直面风险、快速复苏的准备，也必须有足够的缓冲储备和安全冗余，并且不在一次冲击中用尽，否则后续较小的风险也会将人置于险境。

在这一前提下，暴露于程度可控的风险中，偶尔经历规模有限的小危机，反而比长期不受打击要更健康。完全无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免疫系统的抵抗力往往更孱弱。类似地，组织或社会不时经受小规模冲击，便有动力练习灵活调整规划或结构，从不再有效的活动中释放资源，发现并治理陈腐弊病；长久不经风浪，就缺少这样的学习机会。金融市场有波动性悖论（volatilityparadox）的说法：危机之前往往有一段波动性特别低的时期，让市场参与者麻痹大意，在风险释放时措手不及。

保持韧性，不但需要对环境变化有机敏的适应和变革能力，还要让技术和资源有尽量广泛的可替代性。书里举例说，在两年多前开始的供应链危机中，有些用于汽车特定功能的专用芯片出现短缺。如果用于不同用途的芯片更通用，乃至像常见的螺丝钉那样标准化，可以互相替代，问题就能大大缓解。

韧性也要求多样化。前有德国鲁尔区，后有美国底特律，产业单一化如何不利于一个地区化解经济变迁的冲击，已为人所熟知。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格局也让很多国家和企业意识到了供应链多元化的必要性。另外，多样的社会文化也有助于人们更活跃地试验和创新。

就组织形式而言，去中心化的网络往往比中心式网络更具韧性，不会因为中心节点出问题而有瘫痪的危险。哈耶克激赏的自发秩序就倾向于形成去中心化网络。社会行政管理的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principle）也可视作这一法则的体现：凡是个人能独立承担的事务，就应留给个人，尊重其自由；个人无力承担的事务，由其之上最低级的政府提供辅助；下级政府处理有困难的，再由上级政府辅助完成。在政府负责的范围之外，社会规范和市场在不同的情境下都有达致韧性的能力。三者的组合和平衡一般在开放社会中实现得更好。

应对疫情

具体到应对新冠，信息是制定有韧性的防控政策的关键。疫情爆发初期，科学界对病毒传播和危害的特性及程度一时尚无透彻了解，全面封锁人口密集区域虽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并牺牲绝大多数人的人身自由，但也可能是合理的。稍后相关信息逐渐完善，廉价的检测手段出现时，成本相对较低的定向封锁隔离就更可取。待到全民普及高效疫苗，追踪掌握这些信息已意义不大的阶段，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就应提上日程了。

信息不但对于决策者很重要，公众也应享有知情权。真实、透明地发布信息，能让人们做出恰当的响应，有助于政策执行。但对公众沟通科学信息向来不易，在很多人只看得下去不到十分钟的短视频的时代更是如此。官方发布的信息如果过于简化，可能不得不舍去一些微妙的细节，准确性有所损失。但若信息传递只求全面、精确，乃至一些无关大体的未知、不确定之处都和盘托出，一来会让人有“太长不看”的反应，二来反倒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疑惑。心理学研究表明，普通人很难理性看待不确定性，倒是很容易被貌似肯定的信息所吸引。阴谋论恰恰迎合了人们对直接、确定的故事的心理需要。近年来，阴谋论的流行因社交网络兴起而大大加速，比起病毒的传播速度也不遑多让，在信息环境较为封闭的社会尤甚。一些人为了吸引流量或出于意识形态动机，利用民众的恐惧心理和科学问题难以理解的复杂性，大肆造谣。有些国家的政治人物不但对网上于己有利的阴谋论放任自流，不予澄清，甚至还亲自下场制造谣言。布伦纳梅尔坦承，阴谋论这一社会顽疾还缺少灵丹妙药，仍是全世界面对的巨大挑战。

经济转型

新冠带来的不只是公共卫生危机，世界经济的总量和结构也出现了罕有的剧变。2020年各国严厉的封控措施使经济急剧收缩，失业率飙升。美国等国家慷慨地给全民发放纾困补助金，同时为减缓对工商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伤害，给保留员工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如前所述，这是为了不让失去收入来源的大批民众掉入贫困陷阱，符合韧性原则。

2020年下半年，随着新冠疫苗的到来，社会生活逐渐重启，但经济结构并没有完全恢复原状。居家办公、在线教育和远程医疗此前已有成熟的技术基础，却由于行为和制度惯性，一直未被广泛采纳。到了这一年，人们因为被封锁在家而被迫接受这些新的行事方式，也终于发现它们非但不是像之前想象的那样不中用，还有更为方便之处。相当一部分白领就此养成了新的习惯。疫情稳定，疫苗普及，各类场所重新开放后，他们也希望能继续远程工作。这样有节省通勤和商旅时间、缓解城市拥堵、减少碳排放等多种益处，但同时也让写字楼租赁和配套服务，以及周边的餐饮、零售业的需求被永久性削减。可想而知，沉淀在这些行业里的资本面临重新洗牌，很多从业人员也只能另寻出路。而类似的结构性调整，可能会是科技日新月异的21世纪里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年纪轻轻就闭上眼睛沿既定轨道跟着前辈排队前行，不用为五年、十年后做什么伤脑筋，将愈发是一种奢望。这就要求人们具备个体韧性，离开学校后善于通过继续教育让自己保持灵活可塑，有更换行业赛道的能力。当然，这话说来简单，但让那些在工厂里闷头干了二十多年后刚刚失业的人们去学习写代码或当直播网红，未免有些脱离现实。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普适的答案和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因势利导，例如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引导观念转变，帮助中年失业人员进入人力紧缺的家政、护理服务业。同时，教育体系应当增加通识教育的比重，从小培养孩子们在多个领域的思考和动手能力，避免他们早早锁定在某个特定的职业方向上。

话说回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家上班。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农业的现场事宜显然没法远程处理。有研究估计，美国的工作岗位只有四成左右适合居家办公。即便是可以远程开展的白领工作，面对面交流也有难以替代的好处，如言谈间词不达意或需要操作物件时动手演示的便利，以及同事闲聊时偶有迸发的灵感火花。一些大公司因此开始试验混合模式，让员工每周有两三天到岗，其余的工作日在家处理业务。这种更灵活的安排可能未必适用于所有企业；工种繁多的大型企业内部，居家办公的白领和现场作业的蓝领如何配合，也是未来若干年里有待磨合和探索的问题。但新的工作形态较之前的固定全勤模式无疑更有韧性，全然回到过去是不合理，也不可能的。

财政难题

布伦纳梅尔的研究领域是金融经济学，关于金融市场的内容毫不意外地也是书中最专业的部分，对股票、国债、公司债券市场和银行业在疫情期间的演变以及货币当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有精到的点评。总的来说，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动用各种政策工具，在此次危机中出色地化解了极端严峻的市场风险，确保没有重要的金融机构因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冲击出现流动性枯竭，固定收益市场也未像2008年那样几近冻结。各大央行的行动如此果决，首先当然归功于决策者从历史上的危机中学到的管控经验，其次可能也是因为，与金融机构不负责任地放贷或给风险错误定价而造成损失的典型情景不同，瘟疫对经济的打击并非市场主体出于扭曲的利益激励而行动的后果，不太需要担心紧急救助带来的道德风险。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传导看来也足够有效，2021年起欧美经济回到正轨，重启增长，快于很多人的预期。

支持金融市场也好，发放财政救济也罢，政府救助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免费午餐。以美国为例，依靠赤字融资的三轮补助金发放之后，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已从疫情爆发前几年业已处于和平年代罕见高位的100%左右跃升至120%以上，超过了此前只有二战期间才出现过的历史高点。动用巨资维系韧性，挽救社会于陷阱之上，确是必要之举，但政策制定者们喘过气来之后，也应当直面并处理已付出的代价，着手为下一次危机积累弹药。

然而，近年来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一再攀升，财政鹰派的影响却越来越浅。美国共和党抛弃了上世纪对预算平衡的积极态度，非但不追求减少赤字，反而在2017年同时掌控白宫和国会时大幅减税，2020年也毫不迟疑地推动通过前两轮新冠补助。作为经济理论完全不合格，没通过实证检验，鼓吹政府债台高筑不是个事，被严肃的经济学家视为笑话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monetarytheory），在社交网络上收获不少拥趸，还唬住了一些记者，被若干有影响力的媒体吹捧了几回。

发达国家对赤字和国债愈加放松的时代背景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不断高企的债务水平似乎没什么负面效应。日本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长年保持在200%以上，却未爆发财政或金融危机。有些观察者已经开始谈论欧美的日本化，就好像高负债与低风险不但可以并存，而且将是所有人的终点。

布伦纳梅尔认为，公共债务接连创出新高而不引发危机，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利率极低，存量债务产生的利息支出给财政带来的负担不重。央行能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短期利率，或许给了点帮助，但长时间里起作用的主要还是由深层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中长期实际利率。很多研究者的看法是，老龄化大趋势下，人们为更长的退休年月而增加储蓄，同时社会投资需求没有同步提高，利率从而被压低。也有人用生产率抬升缓慢来解释低利率，因为从理论上来说，生产率越高，社会总体投资回报就越丰厚，进而利率越高，反之亦然。不过书中引用的一项研究发现利率走低不只是近年的新鲜现象，过去八百年里实际利率虽有波动，但一直呈下行走势。这项研究的作者还指出，这一趋势从数据上看，很难用人口结构与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倒是可能反映出几个世纪来世界在变得更安全，降低了累加在人们时间偏好之上的风险溢价。这让人联想到斯蒂芬·平克所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关于全球暴力减少大势的判断。然而平克的说法有不少争议。利率为何递降，学界还没有共识。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投资者对安全资产难以餍足的渴求。各国财政官员最恐惧的噩梦，就是早上醒来发现自家的国债失去了投资者的信心，正在国际市场上被抛售，价格跌去好几成，无法正常滚动发新债还旧债。但自从十年前时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事实上为欧元区各国国债兜底之后，主权债务危机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不再频发，更没有连锁反应。各国愈加合理的经济政策对此有重要贡献。《经济学人》杂志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总结道，近年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预算编制更科学精细，央行更加独立，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浮动汇率制度也普及开来，经常账户上病态的庞大赤字变得少见。部分的因为此，多数国家的公共财政挺过了新冠危机的考验。从供给角度来看，政府债务更安全，更有吸引力了。但需求面同样重要。20世纪末以来，投资者对违约风险可以忽略，价格在大事件中波澜不惊的安全资产的需求不断见涨，背后的驱动力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吸取教训积累外汇资产，中国高储蓄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了美元债权等。2008年危机之前，投资银行界用按揭贷款打包生成的抵押支持证券（MBS）及担保债务凭证（CDO）的高等级部分，被市场视为安全资产，满足了大量需求。众所周知，这一幻觉被次贷危机打破。现在只有主要经济体的主权债务才被认为足够安全，美国国债又是其中公认的拔群者。私人债券突然被开除出安全资产的队伍，使得主权债供不应求，以至于“安全资产短缺”成了金融学界的热门课题。

不过这不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真的可以无止境地发行债务而不承担任何后果。本书完稿时，美国联邦政府给居民的三轮补助金已发放完毕，但通胀尚不明显，书中因而只是简短地提到了已经抬头的通胀预期调研数据，没有明确断言接下来的通胀走势。可能正是因为没料到美国人很快就将见识到几十年未闻的通胀率，布伦纳梅尔对自己有所研究的价格水平财政决定理论（fiscaltheoryofthepricelevel）的讨论只有短短几页，让人意犹未尽。这里可以展开说说。

我们知道，货币主义学派以货币数量论为圭臬，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但货币数量论在实际中面临几个困难。一是货币按层次区分有不止一种。货币政策以其中何种为准，并没有一个天然正确的选择。弗里德曼就此集中著述的年代，常用的货币数量指标便已包括而不限于M0、M1和他本人特别倚重的M2。在我们这个数字货币时代，谈论货币数量就更烦难。而且无论哪种指标，与物价水平在长时段中都不存在明确而稳定的比例关系。二是央行能把控的只有M0，即现金和准备金之和。M1和M2等受商业银行决策和公众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极大。央行实际上没法简单地通过货币数量调控价格水平。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和西姆斯等学者指出，货币是一种不付息、无到期日的特殊的政府债务，研究通胀时不能只看货币，不关注其他种类债务。价格水平财政决定论的出发点是，国债要靠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偿还。所以，当前国债的实际余额应当等于今后所有时间里的财政实际盈余贴现后之和。如果由于债务扩张等原因，前者变得大于后者，价格水平就会提升，以减少债务的实际价值，直至其重新与后者相等。货币主义学派的口号因此应当修改为“通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财政现象”。以此观之，美国此次通胀的成因就是几轮财政刺激所激增的国债。事实上，自南北战争起，美国的高通胀率与大幅赤字就一直高度相关。

但两者的这种简单关系在2008年危机与新冠之间的这十几年消失，两位总统各自带来的巨额赤字都没能让通胀复活。前文提到过的日本的奇异经验与此相仿。财政决定论学者对此的解读不一。即将就此出版专著的约翰·科克伦（JohnCochrane）在今年的一篇论文中直接用这段时期两国趋近于零的利率来解释：贴现未来的财政盈余时，利率越低，现值越高，相应的价格水平就应该越低。布伦纳梅尔则判断今后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将居高不下，同时税率不易增加，预计的盈余代入财政决定论公式所得出的通胀预测与现实不符，于是在其中加入了一个“泡沫”项。“泡沫”一词平时总是让人警惕。有些不知是偷懒还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经济学家，对于此前的理论似乎暂时难以解释的空缺，会贴上一个“泡沫”的标签，再讲述一些关于群体心理的无可验证的故事，自以为已经给出了“解释”，实则只是在理论中添加了一个黑箱式的占位符，没有真正加深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从逻辑上看，这个符号不叫“泡沫”，改叫“特别偏好”甚或“时运”，都没什么实质区别。布伦纳梅尔不是这么草率的学者，有专文拆解“泡沫”形成机制。他注意到，安全资产的交易费用很低，能随时以合意的价格出售，或用于抵押借款。所以，持有安全资产除了可以收到现金流，还有相当于保险功能的“服务流”。由此形成的额外需求压低了安全资产的利率。既然税收占GDP的比例起伏不大，当利率低于GDP增速时，政府就可以有一定额度的赤字，同时保持利息支出和债务与GDP之比不失控，也不出现过度通胀。

价格水平财政决定论的哪个版本能最终博得学界共识，现在还不好说。一个难点是，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将来的财政盈余，只能基于自认合理的方法来预测，这与根据上市公司未来利润的预期来给股票定价的问题有相同的结构和类似的困难。“正确”的股价是多少，没有客观标准的答案，物价水平和通胀速度亦然。

无论如何，从理论回到现实，苦果已经落下。今年美国的CPI一度冲高至9.1%；欧盟和英国的通胀率甚至已经突破10%的关口，面对能源危机之下期待帮助的民众，财政空间捉襟见肘；另外一些国家的财力也深陷公共卫生支出黑洞无法自拔。这些都证明，应对冲击时不把缓冲资源用尽，保留一定安全冗余，才能避免损害韧性。充裕的国库是推行各种公共政策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政府在各方面维持韧性，及时响应冲击，辅助社会复原的先决条件。决策者们对此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