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文

什么是韧性？韧性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遭遇重创时的抗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走出逆境的恢复力。在后疫情时代，考验的恰恰是恢复力，即反弹的速度和力度。

什么是创新？简言之就是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狭义去看创新，可以是创造和发明，在科学领域证明新观点和新想法，在工程技术领域发明新产品和新工具。广义来讲，创新涵盖的面要更多，从科研的突破，到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再到有效解决复杂社会问题。而真正做到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开放合作，拥抱多元，包容失败，科学发展，还得具备耐心。

韧性和创新有什么关系呢？韧性一方面展现的是“百折不挠”的坚韧，另一方面又具备“以柔克刚”的灵活，而恰恰是后者与创新的语境高度重合。快速恢复，需要创新，尤其是在乌卡（VUCA）时代，经历黑天鹅冲击之后，外部环境已然发生剧变，也会涌现出不少新问题，如何恢复，如何适应，不可能因循守旧，必须创新。

走出疫情，考验全社会长期的韧性

在新书《韧性社会》中，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布伦纳梅尔从社会契约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韧性，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韧性对于一个社会在遭遇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大流行病之后至关重要。

布伦纳梅尔帮助我们从两个全新的维度去审视韧性。

第一个维度是韧性（Resilience）与稳健（Robust）的比较。相较于稳健，韧性更有效率，也更具备灵活度。

高大槐树是稳健的，但苇草却有韧性，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恢复力，也就是在受打击之后恢复原状的能力。暴风骤雨，槐树可能屹立不倒，但也可能在飓风中不敌而枝叶折断，甚至大树连根拔起；相比之下，苇草的以柔克刚可以抵御更强烈的风暴，而且在风暴结束之后快速恢复。换句话说，稳健和韧性一样具备抗打击能力，但相对于韧性的柔，稳健的特点是刚，这就意味着如果超过临界点，刚可能折倒，再也无法恢复。

韧性和稳健的区别在于冗余的不同。稳健尚刚，需要缜密设计，需要众多的，相对单一功能的冗余来应对各种挑战，因此稳健可能是效率的对立面。稳健也因为出自自上而下的设计，缺乏灵活度。相比之下，韧性需要的是众多通用的，可以暂时改变功能的冗余，具备灵活度，也能够应对更多的风险。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2021年全球汽车行业供应链面临的芯片短缺。传统汽车贯彻稳健的思路，需要各种芯片，每种芯片各司其职且互不通用，缺少任何一款芯片都无法下线，在芯片短缺期间恢复力很差。未来电动车会贯彻软件硬件一体化，芯片的通用性会更强，因此不会因为一块芯片的缺失而耽误出厂。

如果从“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两方面来理解，也可以理解韧性与稳健的区别。稳健建立在对“已知的未知”的理解，做好了预案，设计好的冗余。韧性则涵盖了“未知的未知”领域，面对没有见过的黑天鹅，有应对的框架，具备灵活度，能够变通，敏捷快速响应而增加适应力，这些是稳健所缺乏的。

如果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视角来看，也不难发现，稳健通常源自自上而下的设计，有时候甚至是过度设计，而韧性则至少是两者的结合。自下而上就是自然界进化的规律，强调是让步、适应、调整、恢复，核心是让步，这也是韧性与稳健的最大区别。让步可以理解为可替代性，也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可以通过补位的方式来应对，增加适应性。让步强调取舍思维，不是“既要、又要”，而是在环境变化的时候，做出相应的调整，让损失最小，让效益最大。

放在当下语境，当新冠病毒本身发生了变化，全球疫情和防控也根据各自国情做了相应调整，体现的就是韧性所代表的灵活应对能力。

第二个维度是如何在局部与整体，短期和长期之间达成有效平衡。

从局部与整体的视角来观察，韧性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容错率，增加了整体的恢复力。商业场景中熊彼特观察到的破坏式创新与生物圈内的不同物种的竞争衰落，都体现了整体的繁荣与个体的生老病死衰亡淘汰的脱钩。因为有颠覆式创新的存在，因为企业有生命周期，整个商业场景才会因为不断地新陈代谢而繁荣。个体企业可能衰落甚至消亡，但站在系统的视角来观察，恰恰因为有新进者的不断涌入和在位者的衰落，商业社会才充满了韧性。从多样性的视角，自然界内不同物种的进化竞争与商业场景中不同企业的竞争，也确保了整个系统的抗打击能力和恢复力。

短期和长期也是如此。以金融市场为例，短期的周期性波动反而会让金融市场长期健康发展，避免出现难以恢复的重大金融危机。金融学中有一条波动性悖论，强调当市场波动性非常低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保持警惕。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市场一片繁荣，呈现出单边增长的行情，美国房地产市场更是给人以长期价格增长的幻觉。从事后诸葛的视角来审视，市场的平静之下，其实暗潮汹涌。

波动性悖论提醒我们，如果短期波动性消失，大家都以为市场会往一个方向走，缺乏小的波动给市场参与主体试错的机会和小挫败的考验，不断释放风险，后续就可能累积成大的危机，而大的危机很可能冲破韧性的临界点，导致万劫不复。

换句话说，金融市场的韧性在于在小的波动中发现风险，释放风险。此外，即使金融市场有韧性，其韧性也是有限度的。面对小风险，市场都有化解冲击的能力，但是一旦超过临界点，一旦形成系统性危机，形成踩踏事件，就很难恢复了。

短期和长期的另一个维度是看待风险的态度。培养韧性就是在短期拥抱可以恢复的风险，推动长期发展。以企业发展为例，有两种路径选择，一种是完全规避风险的发展，一种是拥抱小风险的发展。选择后者，看起来起起伏伏，但总体而言仍然会保持向上的发展轨迹，而且从长期来看，其增速是优于规避风险的发展模式的。背后有两层逻辑，一是小风险锤炼企业，反弹之后并不只恢复到之前的发展轨迹上，还能积累经验，增加对变化新环境的适应力；二则是风险中蕴含着机会，单纯规避风险，也会同样会丢掉发展的机会。

同样，疫情防控也面临短期和长期的问题。套用韧性的思路，韧性就意味着拥抱一定可控的风险，局部的风险，在应对小风险的过程中提升适应力，为长期整个社会的恢复正常做好准备。

后疫情时代，快速恢复是关键

如果用韧性策略来为后疫情时代做准备，确立长期目标，寻求经济和社会的快速恢复是核心。用韧性策略来防范疫情的特点是双管齐下，控制初始冲击的范围和强度，同时着手为复原创造条件。在抗疫初期，我们很好地做到了控制冲击的工作，现在应该着手为恢复常态创造条件。任何韧性策略都必须包含长期解决方案，在最终消除威胁之后，让社会回归新常态。

社会有韧性，但也有限度，长时期非常态可能会让韧性消失，也就意味着恢复常态变得更困难。让社会保持韧性，就需要避免陷阱、反馈循环（负向循环）和临界点。《韧性社会》中特别强调陷阱：“我们要避免发生的是：低估确立清晰的新常态愿景的重要性，而这是任何成功的韧性策略都不可或缺的。”负面的反馈循环也值得我们警醒，强化压制和监控可能会导致没有回弹的负面循环，因为每次危机都会带来更多的压制。

临界点更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经济下行到一定程度，再想恢复到之前的发展状态就变得很难，这就是临界点。

当大量年轻人失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形成长期疤痕的风险。布伦纳梅尔特别提到，长期的疤痕效应会削弱韧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毕业的美国大学生就是一个案例，他们毕业时美国劳动力市场失业率超过10%，找工作很难，职场起步举步维艰。十几年之后观察这一代人，发现他们与之前和之后代际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差距。

社会韧性就好像是弹簧，伸缩自如时就会有足够的韧性，即使短期拉伸，外部环境变化之后马上会反弹。所需要担心的是，如果弹簧长期拉伸，就可能失去弹性。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韧性来自及时回归常态。

保持社会韧性，社会契约非常重要，而社会契约是集中设计与自发秩序的结合，换句话说，它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与自下而上公民社会的讨论和选择的结合。《韧性社会》特别强调了社会契约的执行需要三方面的协作：社会规范、政府指令和市场机制，并且强调，如果社会契约的执行能对冲击做出灵活反应，则社会与社会契约将更具韧性。

社会规范就是自发形成的秩序，依靠社会形成的行为准则。比如在日本，虽然国家已经取消了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的禁令，但绝大多数人仍然会自觉地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这就是社会规范在起作用。

社会凝聚力与共同身份认同会极大促进人们相互帮助，向共同目标迈进。所以社会规范的形成，需要更为广泛的沟通。在后疫情时代，这样的沟通需要涵盖病毒变异的情况，传播的情况，疫苗防护的功效，以及有效治疗手段等等，有了对于疫情变化的及时广泛沟通，社会自然会对应当采取哪些防疫措施有更清晰地认知，形成有效的社会共识。

在《新社会契约》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沙菲克提出，社会契约是跨部门的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的组合，需要遵循三个原则，首先为所有人提供基本保障；其次按照人们的能力进行投资，换句话说，鼓励多样性发展；第三是高效且公平地分担风险。套用这三原则，我们不难推导出走出疫情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如何协作。

韧性的另一面是创新

韧性的另一面是创新，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真正进入中等发达收入国家之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速，同时应对新发展阶段的挑战，这就需要走出路径依赖，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模式必须从追赶模式向创新发展转化。

这就涉及到发展的“变轨”问题，如果无法成功转型，就不可能维持快速的发展。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到头了之后，再依赖投资和基建就可能变成边际效益递减，此外还会带来更多的浪费和潜在的债务危机。追赶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国经济更加靠近技术前沿，发展战略也必须转向创新驱动类型。全球发展是证明，中等收入国家随着经济走向成熟需要转向另一套增长模式。

比如，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企业家很多是套利型的。套利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看到市场中的机会，比如城镇化的机会，赚取机会的利益，无可厚非。但房地产长期的繁荣，显然让房地产企业家变得过于自信，对风险的感知度和敏锐度降低，路径依赖的程度增加。如果要解决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危机，需要创新，需要摆脱路径依赖。《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红皇后曾经告诉爱丽丝：你只有拼命奔跑，才可能呆在原地。“红皇后效应”其实是全球竞争大格局的一种比喻。

中国不仅面临发展模式的变轨问题，也面临一系列发达国家都需要应对的问题，比如老龄化、少子化、养老医疗、探索更好应对未来变化和储备人才的教育体系等等，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一方面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另一方面结合实际提出创造性地解决方案。创新成为核心。

如何转型到创新式发展？创新有三重推动力。

首先，创新大致可以可以两种，一种是原始创新，强调自由的探索；另一种是问题导向的创新，问题用现有的解决方案解决不了，就需要另辟蹊径。牛津大学傅晓岚教授就认为，创新需要两者兼备，不能只强调问题导向的创新，而忽略了自由探索。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在资助创新项目时保留25%到30%投入到自由探索的项目之中。要想解决短期问题，同时又具备形成长期科研能力的突破，就需要两种创新都拥抱。

任正非的一句话也从企业的视角很好地诠释了探索和问题导向的区别，他强调“研究是将金钱变成知识，而开发则是将知识变成金钱”，知识短期而言是无用的，自由探索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谁也无法预判，但仍然需要花钱去研究，因为需要为未来布局，因为未来的突破基于自由探索的结晶。此外，对自由探索的项目要减少功利性，这也是将金钱变成知识的背后用意。

其次，创新是人的创造力活动，其根本是人。我们要做创新强国，首要要解决如何吸引人才，激发人的创造力的问题。以中国目前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为例，一大短板是“隐性的知识”的缺乏。这些只有全球高端人才才能带来的知识，对改善流程，提升良率和质量非常重要。对于人，尤其是创造性人才的管理，需要构建开放和多元的生态圈，鼓励和包容不同想法的碰撞。

第三，创新需要调动全球最顶尖的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开放合作，需要知识和技术的多元性，因为多元性是原创很重要的来源。谁也不能保证最好的人才在组织内部，跨文化沟通，更大规模的开放，才能吸引全球市场上最优秀的人才来攻坚克难，创新的质量和规模才会更高。

创新其实涵盖了已知和未知所组成的四个象限的三方面。

在“已知的已知”领域，比如芯片卡脖子，我们很清楚14纳米以下的技术中国现在还无法制造，但技术路径很清晰，可以通过组织攻关来解决；又比如，中国人口结构性变化已经非常明显，老龄化的压力每年增加，生育率短期很难提升，这更需要加大养老和医疗投入，切实降低育儿成本。

在“已知的未知”领域，比如现在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电池是电动车的核心，电动车会加速替代汽油车。“已知的未知”意味着发展方向已经给定，但不知道会如何突破，比如未来电池储能密度的发展，或者新电池模式——比如说固态电池模式——是否会替代现有电池。这些未知可以“问题导向”地投入研发来解决。

同样“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已知的未知”，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跨越，实际历史上真正能跨越的国家并不多，还有不少国家从发达国家跌落回来，比如委内瑞拉。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以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均衡的区域发展，“中等收入陷阱”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出来新的挑战。

最困难的是“未知的未知”领域，一方面，它需要企业和学界投入更多人力和资源在自由探索上，要有耐心，且允许失败，另一方面也需要企业有敏锐的视角，力争提前察觉到“未知的未知”转变成为“已知的未知”的触发点，也就是自由探索变成有明确目标路径的问题导向的拐角点。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同样充满了“未知的未知”。李光耀就强调，应对“未知的未知”，需要前瞻性，需要每一代人根据环境的变化来找到新的应对方法，需要依赖可行的制度与思考的框架。

如果我们动态去看未知与已知象限的转变，就很容易引导出创新与韧性的衔接点。

创新需要应对不确定性，而韧性，因为具备多样性的特点，强调培养适应性和灵活度，敏捷和快速学习，减少僵硬度，特别适合应对不确定性。要想让韧性更好发挥作用，必须鼓励人的流动，思想的碰撞，必须深度参与全球范围的沟通和交流中去。多元的文化有更活跃的创造力和突破性思维，多元化的社会更容易发挥特立独行者的优势。

布伦纳梅尔在《韧性社会》中特别强调，有韧性的社会契约必须给特立独行者、不同意见者留下空间，这些人有可能给意料之外的冲击找到意料之外的解决方案。这其实就是创新。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无法用我们当初发现问题时的思维水平来解决的”。面对新问题，思维创新同样重要。在前进和应对冲击时相信科学与理性思维，倡导开放交流的文化，有利于提升社会韧性。走出疫情的恢复力与持续推动创新的动能也就统一在了多元、开放和交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