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琳/文

“世上最令人向往的是忠实于自己的自由，即诚实。”这是一个14岁的少女写在日记里的话，这个少女是苏珊·桑塔格。

忠实于自己，苏珊·桑塔格用一生履行了对自己的承诺。这位雄心勃勃的女性知识分子，20世纪闪耀的文化明星，最欧化的美国人，经历并见证了那个时代种种文化潮流和政治骚动，成为一种革命性文化的代言人，毕生热爱文学，信仰文化的力量，恐怕如今没有哪个作家能像她这样，真正成为时代的文化标志。

然而，桑塔格并不仅仅是一个标志，一个符号，她是一个真实的坐标，一个饱满的样本。她的生活充满相互矛盾的裂变，充满无法协调的悖论，令人困惑，又令人好奇。虽然她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可人们更想了解的还是她本人。对于以著书立说存世的作家来说，这种状况显得有些啼笑皆非，但桑塔格又成为例外——因为她戏剧性的生活远比她根据这种生活提炼出来的作品要更精彩。与其阅读她那些晦涩难懂的小说和随笔，不如直接聚焦桑塔格本人未经提纯的真实人生，因为她的人生实在是乏味的对立面——桑塔格女士知天下事，识天下人，她的生命力大于生命本身。

聚焦桑塔格，又成为某种“桑塔格式魔咒”。当代有若干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如果把公共性的标签算上，有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丽贝卡·韦斯特、玛丽·麦卡锡等诸位，但是也许只有桑塔格，始终热衷于在公众面前阐释自我，又始终在抵抗这种阐释。所谓“桑塔格式魔咒”，我想，就是这种对聚焦的强迫症，以及对这种强迫症的拒绝。正如桑塔格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反对阐释》所体现的精神内核：艺术，就像我们自身一样，需要一些外界的帮助才能变得真实，然而，“阐释变成了一种偏见，使人对艺术作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应当，学会更好地观看，更好地倾听，更好地感知。”

随着桑塔格私人文档的公开，关于她的传记也变得愈加丰富。相较之前拉杂出现的几本潦草甚至哗众取宠的传记，新晋完成的几本传记不仅越写越厚，也显得更为立体而多样。比如中文世界刚推出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本杰明·莫泽2020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Sontag:HerLifeandWork），厚达八百多页，作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访谈，回归文本阐释，捕捉桑塔格人格中隐秘的精神碎片，用气韵流畅的语言探索桑塔格刀枪不入的公众形象背后的那张私人脸庞，对她进行了祛魅，与此同时也增加了许多贴合时代文化背景的总结和评述之语。可以说是一本带有鲜明的文化评论家风格的传记。相比之下，法国文学史学者贝阿特丽丝·穆斯利所著的《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显得不同，这本接近七百页的桑塔格传记，是出自严谨细致的文学史家的手笔。

200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获得了桑塔格的档案文件。这份档案中包含了她的手稿、作品校样、信件、日记、笔记、学校资料以及大约两万册的私人藏书。随着桑塔格2004年的辞世，档案被陆续公开。穆斯利从2010年开始为写传记而进行研究，她写作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些档案文件，以及已发表的评论或回忆文章，还有业已出版的作品。穆斯利在《智性与激情》中，以线性时间为轴，以其人生的若干关键时间节点为界限，把桑塔格的人生事件、情感创伤、艺术评论、文学写作、电影和戏剧实验、政治参与等经历置于当时的时代进程中论述，勾勒了这个“包罗万象的灵魂”一生的智性旅程。

穆斯利把桑塔格的人生长度“切割”成了十一个部分，从她的童年开始讲起，直至去世，就像通常传记采用的线性叙述方式那样。但我们可以把这十一个部分“浓缩”成桑塔格人生的三段，并把它概括为：等待蜕变-裂变出多个自我-自我的转向。

贯穿于桑塔格“三段人生”的关键词，是重塑。无论是她写下的那些千变万化的作品，对各种领域书籍的贪婪之心，渴望学习多种语言的欲望，无法被身份、婚姻、学院规训的自我意识，满世界飞奔的旅程，或是多姿多彩的情史，在文学、艺术、政治和性的领域交叉立足的本事，桑塔格的一生看似眼花缭乱，实则只在做着一件事：阐释自我，并抵抗外界对自我的阐释，她始终都处于重塑自我的过程中。

苏珊·桑塔格不断丢弃自己的过去，只往前走，如果可以的话，走过的路也不想回头看。她的儿子戴维·里夫不止一次说过，母亲“总是尽可能不直接写自己”，她对于自传的敬而远之是自始至终的。写自传对她意味着人生已经进入回望阶段，但她是一个斗士，尽管白血病在2004年12月28日夺走了她的生命，直至离世前数周，她依然坚信自己可以活下来，正如前两次战胜癌症的经历那样。躺在病榻上，桑塔格只是重复强调着自己要尽快恢复工作，对所有她打算出院就要写的东西念念不忘。

这样一个拒绝自传的人，她的人生注定只能由他人代笔。在进入重塑自我的动态过程之前，桑塔格等待蜕变。穆斯利从桑塔格的童年时光进入，一直滑向1957年这个蜕变的分界点，事无巨细地向我们展开这个早慧女性的人生画卷。

一只破茧的蝴蝶需要褪去多少层外衣？原生家庭、仓促的婚姻、犹太人身份，这几种附着在桑塔格“自我”之上的标签，是她毕生都在摆脱的“外衣”。穆斯利抽丝剥茧，梳理了这些桑塔格竭力要“扔掉”的东西，如何反作用于她塑造自己的风格。

苏珊·桑塔格，原名苏珊·罗森布拉特，是杰克·罗森布拉特和米尔德丽德·雅各布松的长女，逃离二战大屠杀的波兰犹太人的后代。作为大流散的犹太人，苏珊将在往后岁月里持续思考这个身份，它对于美国东海岸知识分子圈的意义，它在衡量巴以冲突中以色列角色时所占据的比重。

苏珊是一个非常“美国化”、世俗化的犹太人。在她去世前，曾在给小说家乔纳森·弗尔的回信中系统地表达了她对恪守犹太人传统身份做法的敬谢不敏：“我没有犹太人的过去，我也从未庆祝过逾越节……我是散居国外的犹太人的一部分。而且我喜欢做犹太人中的某类人。100%世俗的那类人。”

事实上，桑塔格之所以叫桑塔格，从心理动机上看，是反感父亲姓氏的结果，“桑塔格”这个姓“看起来没有罗森布拉特那么怪异，没有那么犹太，更没国”。“罗森布拉特”，让她在学校里多次成为反犹主义的受害者，“我以前在学校里被称为肮脏的犹太人。我想我改了名字就放心了。”

改掉姓氏，是桑塔格淡化自我历史的方式之一，而且她想要抹去更多，比如原生家庭。由于父亲在她5岁时就猝然离世，桑塔格的原生家庭严格来讲有两个，而这两个都是她要逃离的。罗森布拉特夫妇曾作为外国商人久居中国天津，却不曾融入当地生活。对此，苏珊选择对同学编造自己“出生在中国”的“中国故事”，这种对历史随心所欲的发挥是她反抗父母“令人失望的审慎”的方式。

母亲改嫁王牌飞行员内森·桑塔格后组建的第二个家庭，虽然给苏珊带来了安定，但那种美国郊区小布尔乔亚式的家庭生活却也让她不屑。苏珊从来不能和母亲愉快相处，而她对继父的才智也流露出轻蔑。当这对夫妇被学业有成的长女吓呆时，继父忍不住评论说，“没有男人敢娶这种时刻捧着书本的才女”，对此苏珊想，“这个白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聪明的男子。他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少女苏珊，中学时代沉迷阅读，大量接触电影和音乐，成为校刊《拱廊》的主力，身上蕴含无穷能量。穆斯利总结到，“她不耐烦地等待着自己终于能够展翔高飞的那一天，飞离家庭之巢，永远将这段‘让人无法心服口服的童年时光 ’抛在身后……”

苏珊对长大已经迫不及待。从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芝加哥大学，苏珊听讲座、上课、看演出、听音乐会，饥渴地汲取校园内外一切知识养料。智性上不知餍足的她在加速度地完成一切，不知疲倦地阅读哲学和诗歌，参与各种课堂讨论，不到十七岁，却快要完成大学学业，她终于对这种加速度感到恐惧，她想要慢下来。然而，青春的桑塔格虽然大脑已被智性思考占据，却开始受到性别问题困扰。在伯克利，她发展了和哈丽雅特·索默斯（她日记中的H）的恋情，对自己的性取向充满困惑。就在此时，她突然和比自己大十岁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助教菲利普·里夫结婚了。

苏珊结婚一个月后在日记里这样写，“我嫁给菲利普是完全清醒的+出于对我的自毁欲望的恐惧。”1952年9月28日，儿子戴维·里夫出生，母子俩只差19岁，这让他们更为亲近。在此后的人生里，这对母子将维持终生的亲密关系，并在公共空间以双人肖像式的形象出现，在文化领域里进行和而不同的事业。然而，这段婚姻的可行性却很快让苏珊怀疑，她开始重新审视与丈夫的关系。苏珊和丈夫的核心分歧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她对流行文化的一切都感兴趣，而他则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两个人是开放和封闭的悖论关系。而苏珊开始感到在婚姻中失去了自我，受到监禁。

事实上，苏珊“受到新的冒险的诱惑，想要参与一场不利于她自己的豪赌，急于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1957年成为桑塔格蜕变的分水岭。她得到了去牛津大学深造的机会，急切地逃往欧洲。但牛津封闭保守的做派让她窒息，她又不顾一切奔赴巴黎。在巴黎，她像局外人一样享受欧洲，和H重修旧好，认识西蒙·波伏娃，开始思考女性主义的意味，在知识和性上的探索让她下决心离婚。

离婚是迟早的。因为苏珊“需要激情来点燃内心的长明之火，她需要大城市带来的刺激，需要有人能陪她冒险，共度她想要的那种人生”，所以，她的内心深处并不怀念已经放弃的生活，“她更想要画出新的轨迹、踏上新的旅程。”

在编选出版桑塔格的日记时，儿子戴维洞察到了母亲生命内核中一种古怪而迷人的冲动，“可能她最深沉的假设是，她能重塑自己，我们都能重塑自己，出身背景其实能凭着自己的意愿被抛弃，或者被超越。”是的，苏珊·桑塔格，从此以后，将分裂并重塑成数个“桑塔格”。

离婚后的二十多年里，桑塔格出版了七部作品，把自己重塑成多个光彩夺目的角色：一位无处不在的知识分子，对一切皆感兴趣的人，不自知的女性主义者，流行文化的捍卫者，介入政治的作家，西方知识界的名人。

她从此生活在眩晕之中。回到纽约，桑塔格沐浴在“美国波西米亚”氛围里，在那个沸腾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圈子里抛头露面，如鱼得水。无论是卡普罗的偶发艺术还是安迪·沃霍尔的“工厂”，是莱昂内尔·特里林或是玛丽·麦卡锡，桑塔格都与之保有密切联系。1963年处女作小说《恩主》出版，反响平平，尽管桑塔格毕生的雄心是成为小说家，但令她名扬天下的却是随笔。1964年她发表《关于“坎普”的札记》，从此声名鹊起。她赋予坎普（Camp）这个既有词语以新生命：与“刻奇”类似，“搔首弄姿”，“奇装异服，女里女气”，“与自然为敌”。

“坎普”是一种存在方式，更是桑塔格存在方式的某种隐喻。她坦言“我受到坎普的强烈吸引”，“但几乎同样强烈地排斥它。”这就是她人生的写照：她大半辈子都沉浸在聚光灯下，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刻意塑造自己在美国知识界“黑美人”的明星形象，但同时她又深深怀疑和厌弃这种过度曝光，怀疑它损伤了人的真实性。这种矛盾延伸到之后表达全新美学宣言的代表作《反对阐释》和《论摄影》中。桑塔格的人生，和她的作品一样，一方面终生致力于“阐释”，阐释形式与内容、人与照片、疾病及其隐喻，一方面又号称要反对这种阐释，要用恢复的感官去重新认识“内容”。她对照片及其隐喻的反应也高度情绪化，本人对镜头的亲身体验，让她警醒影像和本体之间的真实联系，她始终不能解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鸿沟。

这种强烈的悖论，是桑塔格在重塑自我时无法摆脱的命运。穆斯利在“拆分”和诠释桑塔格时，字里行间隐藏着这种“悖论”的草蛇灰线。但另一位传记作家本杰明·莫泽在其版本的《桑塔格传》里，却从明面上清晰地拎出了“悖论”的根源所在：对于桑塔格，精神和肉体是分离的。

对自己的智性有多自信，对自己的肉体就有多不安。桑塔格是一个精神的巨人，智性上永不餍足，患有阅读饥渴症，涉猎无比广泛，表达全然自由。她疯狂热爱藏书，书籍就是她世界的中心，而打字机就是她的武器。在冷战高峰的那些年月里，她投身政治浪潮，成为反对越战的知识分子中流砥柱，她参与到国际笔会中，成为领袖型人物，同时又被电影诱惑，执导了《食人族二重奏》《卡尔兄弟》等密闭剧，成为各大电影节的座上宾。

然而，她不能正视肉体，这带来重塑过程中难言的苦痛。首当其冲的就是她对性向的困惑。恐怕没有几个美国当代知识分子，像桑塔格那样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情人，有男有女，赫赫有名。然而，她一生都为自己的性向苦恼，从不公开承认和讨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她总是羞耻于面对自己的性欲，并且总是把她的爱人隐藏在阴影中。

无法面对肉体，还表现在桑塔格不能直面死亡。她在小说和电影中痴迷于“假死”这个主题，也许父亲的过早离世一直是她潜意识的梦魇，对死亡的恐惧不仅让她选择抹掉这段记忆，而且面对自己的死亡时也选择无视。1975年，桑塔格被诊断患有乳腺癌，虽然经治疗后康复，但在此后近三十年里死亡阴影与她如影随形。然而她真的相信自己可以继续活下去，这已经不是生命意志的问题，而成为一种执念——“她一点也不能适应自己作为病人的新角色”，“我不愿意想自己生病这件事。”

精神与肉体的分离给她带来的是不为人知的痛苦。穆斯利敏锐察觉到了这种痛苦的表现形式：不会爱，也不会和孤独相处。疾病与一次次失败的恋情，让桑塔格反复质疑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乳腺癌康复后，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了某个阶段，就需要在生活与工作之间做出选择。”而她接受自己的命运就是“工作”。她最大的渴望就是当一个一流的作家，“为了写作，永远不要嫌太孤独。孤独能让人看得更透。”

但是，桑塔格根本受不了孤独。她有感情障碍，因为她受到一种她自称的“X”因素的影响：一种强迫性与他人发生联系的感觉，力求取悦他人。“X”象征她情感上的软弱性。穆斯利看出，桑塔格在感情上的痛苦，“来自她对于孤独的恐惧，她不知道‘怎么独自生活’。她有一种强迫性的被爱的需要，或者相信自己正被爱着的需要。”

如何克服对孤独的恐惧？桑塔格选择一直在路上，满世界旅行，巴黎、柏林、斯德哥尔摩、耶路撒冷、东京、罗马……她接受各种各样的邀请，讲座，访谈，派对，只要不让她一个人呆着就好。可是这种过度的社交应酬会逐步毁掉一个写作者的专注力和能量，她自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痛斥自己，试图改正。然而，她的工作劲头是突发性的，只要灵感没来，她就不断被各种事物分心，直至背水一战。

在一份桑塔格文档中，写着这样一句话，“我只对积极参与自我改造规划的人感兴趣。”她一直是这样，混乱而坚定地塑造着自己所向往的自我，同时抵抗着他者的阐释。梦幻和现实之间没有办法平衡，桑塔格无法自洽。当生命只剩下三分之一旅程，她还是孜孜寻找着那个梦境和现实的联结点。

曾有一位朋友评价桑塔格，“头脑和身体似乎没有关联”。从她的经历来看，她就像一个活在梦里的人，“我梦故我在”，这句写在她长篇小说处女作《恩主》的开头，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名言的改写，也是桑塔格人生状态的写照。但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分离状态持续给她带来混乱和伤害，在生命的后半程，她想要去解决这种断裂。穆斯利选择用“转向”来概括桑塔格1981年之后直至去世前的人生，言简意赅，切中核心。

邀约仍持续不断，讲座、演讲、官方出行目不暇接，她马不停蹄，去中国拜访艺术家，去戛纳电影节当嘉宾观众，去意大利拍摄短片《哪个撒丁岛》，但出现在她日记中最多的词是“恐惧”“无力”“孤独”，“我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我既没有精神，也没有希望。”

她需要再度重塑自我。这一次，她转向了现实，奋力逃离梦境。事实上，从《论摄影》往后，《疾病的隐喻》《艾滋病及其隐喻》到《关于他人的痛苦》，桑塔格逐渐从“坎普”中走了出来，她现在关注的是真实的现实：政治反抗、战争和疾病。

从20世纪60年代冷战进入高峰伊始，桑塔格介入政治的程度愈加深入。她先后去了越南和古巴，寻找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体验”，认同胡志明和卡斯特罗的精神力量，直到1982年在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反对苏联桎梏的运动中，她发生了激烈的转向，谴责了苏联式共产主义政体。这种转向引起轩然大波，但她的转向并非突兀，她和流亡美国的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以及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拉夫·巴兰恰克的深度接触，以及和众多来自东欧的作家、艺术家的交往，已经让她对自己早年有盲目嫌疑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反思。

她将走得更远。1986年为支持狱中的曼德拉继续与种族隔离制度做斗争，她和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一道编辑了《为了纳尔逊·曼德拉》文集；她将在国际笔会中发挥无可估量的作用，不遗余力地帮助因《撒旦探戈》而被伊斯兰世界极端分子追杀的萨曼尔·鲁西迪，给予流亡美国的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以持久关怀；她将捍卫行动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与审查制度、政治监禁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行为持续较量。

她急切地想在现实中重塑。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内战正酣。1992年波黑公投，宣布独立，塞族抗议公投，随后萨拉热窝遭遇塞族军队轰炸，围城战持续整整三年。桑塔格跟随身为新闻记者的儿子来到萨拉热窝，此后将不断重返，她在这里执导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在剧院地下室的一片黑暗中，和没有逃离这座城市的演员一起排练。她去街上，不穿防弹背心，她将一卷卷德国马克和一袋袋小面包带在身上，准备随时派发给萨拉热窝的市民。在萨拉热窝，苏珊·桑塔格将永远是团结的代名词。波斯尼亚人对她的尊敬却无法换来作家同行的参与。和从前沉浸在梦幻中类似，桑塔格这次在现实中扎得又太深。她困惑为何那么多作家不愿走出舒适区，真正参与到现场中。她的激进主义行为让她谴责和疏远了纽约的知识分子圈。桑塔格在萨拉热窝的英勇之举反而让她在道德上变成无法共情的人，她指责那些没有去过现场的人无权发表公开意见，“如果没有这样的第一手认知和体验：免开尊口。”她对那些不如她英勇的人缺乏宽容。

正是这种拒绝对自己没有体验过的现实发表意见的观念，让她在2001年决定接受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尽管纳丁·戈迪默和爱德华·萨义德写信请她拒绝领奖，但桑塔格依然我行我素。面对巴以冲突中受到国际社会指责的以色列政权，桑塔格接受这个奖项，让媒体界和知识界都无法理解她的动机。对此，她坚持认为她还是沉默更好，因为她对巴以战争没有任何亲身经历。现实，以一种必须被体验的方式进入桑塔格的生命，否则那就不是她理解的真实。

这种进入现实的方式是危险的，而当现实渗透进私人生活领域，危险变得无可回避。疾病开始成为她的课题。“她的人生变成了面对疾病。”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作为一种新的毁灭性疾病，在西方社会，尤其是同性恋人群中蔓延。桑塔格的朋友中，染病而去世的人数与日俱增，她日夜陪伴在这些朋友身边，安慰他们的苦痛，目睹他们的离世。到1998年，她癌症复发，再次投入抗癌治疗，并且选择和抗癌人群站在一起，用自己的意志力去鼓励他人。2004年，她又患上凶猛的血癌，“她想活下去，而非消逝，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从《疾病的隐喻》《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到《艾滋病及其隐喻》，桑塔格从政治和道德方面重拾对疾病的看法，她将再次发生某种转向，从现实再度回到梦幻中，在语言和隐喻的王国里找回信念。

苏珊·桑塔格2004年去世，但她好像从未死去。她与之搏斗一生的肉体，以一种大于生命的方式顽强存在至今。她始终活跃在文学和政治的舞台上，讣告、文章、回忆录、遗书、日记、散文集、小说在陆续出版。她那无处安放的肉体，以摄影术保存了许多肖像，时刻在提醒我们，有这样一位耀眼的当代女性知识分子，她曾经无比真诚而热切地参与到她的时代中。“继续活着：也许这就是她的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