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卿/文

11月3日，法国文学最高荣誉龚古尔奖依惯例在巴黎市中心的德鲁昂餐厅开奖。布丽吉特·吉罗（BrigitteGiraud）凭借《速生》（VivreVite）成为自1902年该奖成立以来的第十三位女性获奖者。

她于1960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常居里昂，《速生》是她的第十本长篇，这本哀悼之书回顾了20多年前她的伴侣克洛德的意外死亡。“我们奖赏一位已拥有相当可观的文学生涯的女作家”，龚古尔主席迪迪耶·德库安（DidierDecoin）说，“也奖赏一本书，它看似简单，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命运。”“或许文字可以帮助我们谋反命运”，吉罗在随后的采访中说，“私密之事只有在与集体共鸣时才有意义。我希望评审们看到了比简单的私密生活、比单纯的命运更宏大的面向。”

风波不断的开奖

近两三年来，法国文学奖制度经历了罕见的失信危机。

2019年年末，文坛大丑闻“玛兹涅夫事件”爆发。一位女性出书披露与作家玛兹涅夫（GabrielMatzneff）的一段情，当时她年仅14岁。玛兹涅夫的恋童癖早就不是秘密，却得到了文学界的长期默许和纵容。这个事件的大风吹露了法国文学奖内部的腐根：《纽约时报》爆料，勒诺多奖（与龚古尔奖、费米娜奖、法兰西学院奖等同为法国最富盛名的六项文学大奖之一，与龚古尔奖同一天在同一地点颁发）的评委会中不乏玛兹涅夫的亲友，他们在2013年执意把随笔奖颁给他。

与英美的普利策奖或布克奖一年换一次评审不同，法国的评委会采用终生制，整个巴黎文学界的权力长期掌握在一群老白男的精英小团体手中（几个大奖的评委全加在一起也只有一位黑人，勒诺多奖的10名评审里只有1名女性，龚尔奖的10名评委中也只有3名女性），他们投票时的选择常常和文学品味毫无关系。不避嫌利益关系提携亲友、力挺供职的出版社的作家或接受其他出版社的贿赂，都不是罕事。

2004年，当文学电视节目主持人贝纳尔·皮沃（BernardPivot）进入龚古尔学院时，他惊讶地发现，十名评委中，只有两三个人真正读过入选的作品。2014年他变成主席后，增加了不少规定，提高评选的透明度：取消匿名投票、评委不能供职于任何一家出版社、评委必须定期交流读书笔记等等。不过，紧接着玛兹涅夫事件，皮沃和另一位评审、女作家维吉妮·德邦特（VirginieDespentes）突然双双辞职。这或许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两位龚古尔学院内最知名人物的离去，无疑给风雨飘摇的文学奖又一重击。

德库安接任主席的隔年（2021年），又一丑闻：初选的15人名单中有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处女作，作者赫然是评委之一卡米耶·劳朗（CamilleLaurens）的哲学家男友。于是，今年，杜绝一切裙带关系：秋季最热门的小说、前任评委德邦特所著《亲爱的混蛋》（CherConnard）甚至连初选长名单都没进。德邦特一辈子也不能拿龚古尔！德库安补充道。他随即遭到了德邦特支持者的挞伐。争议没有自此停止：10月，为了纪念2020年贝鲁特的大爆炸案，龚古尔学院首度来到黎巴嫩首都公布最后的四人短名单，不料，黎巴嫩文化部长公开指责某些龚古尔评审支持锡安主义。最终，大半评委出于个人或安全因素没有出席。随后，短名单之中的《情同姐妹》（Lespresquesoeurs）一书，书中的原型人物跳出来质疑作者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偷了她们的故事。

而在德鲁昂餐馆的决选中，《速生》与另一部小说《克里姆林术士》（LeMageduKremlin）各获得一半支持，经过14轮投票仍僵持不下，德库安只得动用主席可多加一票的权力，才让《速生》胜出。对此，有评委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克里姆林术士》原本被一致看好，但它在不久前刚拿下法兰西学院大奖。一般来说，龚古尔和法兰西学院不会颁给同一本小说（也有例外，比如2006年利特尔的《复仇女神》），因为两所学院历史上龃龉颇多，需要各自彰显品味。当然，将各项大奖分配给不同的书，也更利于书店的图书销售。《速生》虽不是最大热门，但自8月出版以来也备受青睐，除龚古尔外还入围了勒诺多奖、费米娜奖和十二月奖的决选名单。况且，龚古尔奖一直以男性中心为人诟病，尤瑟纳尔、萨罗特、萨冈等大作家都被忽视，新世纪后获此殊荣的女性也仅有3位。在颁给蕾拉·斯利玛尼（LeilaSlimani）的6年后，再颁给另一位女性，无疑是稳妥的选择。

“如果”的连祷

最后的四人短名单中，《克里姆林术士》以俄罗斯政客苏尔科夫（Sourkov）为原型；《情同姐妹》揭露了维希政权时期因父母被送去集中营而沦为孤儿的犹太儿童的遭遇；海地作家奥塞勒（MakenzyOrcel）通过一位女性的自述展现当地历史变迁。与其他三位相比，吉罗的写作最为私密。

她的伴侣克洛德，与她一样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白人公民，与她一样在里昂郊区的大型廉租房里长大，是个唱片行经理和乐评人、视音乐如生命的摇滚一代。1999年的6月，他在下班骑摩托车赶去接儿子的途中发生车祸，抢救无效身亡。那时，他们刚刚准备乔迁新居。2001年，吉罗已在《现在》（魥présent）一书中讲述了自己丧夫的伤痛。20年后，在《速生》的开头，我们又看见了一个典型的无法从创伤中走出的女人形象：她和儿子住进没有克洛德的房子里，这个房子就是他缺场的象征。她翻新房子，更像是“在打穿、在洗劫、在和抗拒她的东西宣战”，这是她对现实的“微小复仇”。多少年过去了，她慢慢和房子和解，但她怎么也忘不掉，她不断地回首，回到发生事故的那一天，在悬崖边徘徊。“没有任何灾难出现时，我们头也不回地前进，我们确定地平线，笔直前进。当一件悲剧发生，我们掉头，我们回去徘徊在那些地点，我们进行现场还原”。

创伤，便是这般强迫性的重复。在自我书写兴盛的当代文学中，此般抑郁的女性形象并不罕见，甚至有点泛滥。

（我们可以想到刚拿下美第奇奖的克里斯汀·安戈，她一生都走不出童年乱伦的阴影。她在写作中不断回到过去，不断地重构）不过，《速生》却跳出了哀悼文学的传统框架。

《速生》采用了当代文学十分流行的调查形式。这样的调查中，私人回忆常常与历史大事件紧密结合。比如，在另一部入围今年龚古尔长名单的热门小说《隐秘生活》（LaVieclandestine）中，作者对上世纪80年代法国极左恐怖组织“直接行动”（ActionDirecte）展开调查，这段调查又勾起了她对家庭往事（突然消失的父亲）的追寻。《速生》借用了同样的形式，但其特点在于形式和内容间的一种落差：克洛德并非死于战争、恐袭或社会暴力，也不是死于谋杀。他只是死于一场“平凡”的交通事故。甚至不是和其他车辆相撞：不知什么原因，他摔在了人行道上。一种偶然。一种命运的捉弄。

吉罗要调查的，正是“命运”本身：“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想弄清的是我在各个地方听到的‘命运’一词，它究竟有没有意义”。她不愿接受命运的无常。她要从这无常中抽出一条逻辑链。“我们想理解每个姿势、每个决定的源头。我们倒了上百次的带。我们成了因果的专家。我们追捕，我们分析，我们解剖。我们想了解人性的一切，了解使发生的事情发生的私人和集体动力。社会学家、警察或作家，我们不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神志不清，我们想了解我们如何成为统计数据中的一个数字，成为伟大整体中的一个逗号。我们以为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朽的。”

车祸的主因或许是摩托车：这款本田900CBR“炎刃”摩托车，因性能太过强大而被日本国内禁止销售，却可以出口到国外。但这辆摩托不是克洛德的，是吉罗的弟弟寄放在他们家的。克洛德曾说这辆摩托太危险，他又为什么改变主意骑它出门？这些微小的事件相互作用又不断延展：他们刚刚在郊区买了新房子，那个新房子又刚巧有个车库。她刚巧和她妈妈说起了新房子，她妈妈又刚巧告诉了她的弟弟。她的弟弟又刚好要去度假，需要寄放摩托。克洛德本不用去接儿子的，他的儿子当天去了过生日的朋友家。她本有机会提醒克洛德，但她去了巴黎，在朋友家里，她没有打那通电话……吉罗不断收集这些“微原因的集束”，它们织起一道不断收紧的网，把克洛德带向不可避免的命运。

创伤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无可言说、无可表征的经验，而在吉罗处则相反。她不停地说，止不住地说，展示无穷多的细节，在每个细小的缝隙里发问：如果这件事不会发生，那最后的车祸是不是可以避免？于是，《速生》由一系列“如果的连祷”构成：如果我没有买房子、如果我没有提前拿到新房的钥匙、如果我没有答应弟弟借放摩托的请求、如果我在朋友家打断了与朋友的谈话去给他打了个电话、如果克洛德没有忘记拿出取款机里的300法郎、如果、如果、如果……整本书的叙事动力都来自于一个个“条件式过去时”的发问。

平行世界理论在漫威等流行文化中已屡见不鲜，近几年也渗透进严肃文学领域（如果不追溯到博尔赫斯或罗伯·格里耶）：法国文学评论家皮埃尔·巴雅尔（PierreBayard）今年的新书就叫《如果披头士没出生？》（EtsilesBeatlesn'étaientpasnés?）；保罗·奥斯特最新的小说《4321》里一口气提供了一个人物传记的四种不同版本。在《速生》这样的非虚构文本中，如果的“可操演性”打开了无限虚构的维度。

吉罗提供的假设有时候时空错乱（如果我当时有手机？），有时候又微小到几乎可笑的地步：如果路口的绿灯没有变成红灯、如果下起了雨、如果克洛德从唱片行离开前换了一首更短的歌听……甚至，她翻遍了当时的报纸，找到了一条她之前根本没注意到的新闻：几天前，斯蒂芬·金差点在一场车祸里丧生。如果斯蒂芬·金真的死了，或许克洛德会更加警惕，就不会骑那辆摩托了？她为此怨恨斯蒂芬·金，因为他活下来了，没有为她做任何贡献。

吉罗致力于精细的侦探调查，或是对侦探调查的精细戏仿。她的态度是严肃的，文笔是克制的，但这严肃和克制建立在一种戏谑之上，而这戏谑背后是深深的伤口。这种穷尽一切可能的欲望、这种在无序的现实中寻求理性的欲望，自然是疯狂的，正是这疯狂令人动容。她越追求理性，就越衬出现实的荒谬：“我徒劳地在这些怪诞的组合中寻找一个符号，我撞上了让我失望的荒谬。不，没什么好理解的，没什么好看的，就像拧一条干毛巾”。根本就没有如果。

微小与宏大的两极

“微小”似乎是吉罗创作的关键词之一。她的小说通常没有庞大的多声部结构和宏观叙事，只以一个个日常细节填充起渺小、细腻、脆弱的单一声音。从1997年的处女作《父母的房间》（LaChambredesparents）开始，吉罗就将青春期的成长、破碎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作为最大的母题。《父母的房间》的主角是个弑亲的男孩；获得2007年龚古尔短篇小说奖的《爱情太被高估了》（L’amouresttrèssurestimé），是11名女性的失恋故事；2009年的《奇异的一年》（Uneannéeétrangère）中，主角是个逃离家庭桎梏前去德国生活的小女孩……

微小也体现在吉罗的语言风格中。不少法国的当代女作家都试图脱离风格化的、情感泛滥的（与人们对女性作家的偏见相符的）写作方式，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埃尔诺（AnnieErnaux）是如此，安戈是如此，吉罗亦是如此。表达伤痛时，她们往往选用一种节制的、客观的乃至极简的方式。吉罗在《现在》中说：“学会简单地写，非常简单地写。不用写得漂亮，不用高瞻远瞩，不带粉饰地写，不带野心地写。没有文学，没有金句。找到一种语气，能够说：对，就是这样，达到这样的明晰。”但与埃尔诺的冷峻相比，吉罗又多了些温柔和感性。从小学习舞蹈和体操的她，也曾和音乐家与舞蹈家合作完成作品，她的语言里总有灵动的韵律。

当然，微小不代表吉罗漠视社会议题。正相反，与埃尔诺一样，她写作的政治意图十分强烈。她的许多作品都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勾连：《奇异的一年》中，她讲述了法西斯的崛起；2015年的《我们会是英雄》（Nousseronsdeshéros）则是萨拉查时代的葡萄牙；2017年的《一匹为人的狼》（Unlouppourl’homme）中，她以父亲的经历为原型，讲述了19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2019年的《勇气的一天》（Unjourdecourage）中，一位自身面临性别危机的中学生在课堂上介绍赫希菲尔德（MagnusHirschfeld），一位1920年代为同性恋除罪化奋斗的犹太医生。

《速生》没有前几部那么显见的政治维度，但吉罗还是力图发掘看似随机的个人选择背后的社会心理动机：“隐藏的动机，被或多或少扭曲的、幻想中的动机，精神分析的、也不乏社会学或政治学的动机”。她和克洛德在搬离父母的廉租房后，住到市中心19世纪纺织工人留下的小公寓里。但她并不满足，她还是梦想一座独立的大房子。她是矛盾的：由于童年的流离失所，她止不住自己不断迁移、不断攀升社会阶层、直到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的欲望；但身为摇滚一代的她，又被一种“酷”劲驱使，对今后的中产生活满是疑惑。她之所以在巴黎的朋友家里不打电话回家，是因为出于女权的顾虑，她不想给朋友留下“离不开家人的已婚妇女”的印象，也希望克洛德可以独立处理家中事务。克洛德与加缪一样继承了阿尔及利亚的自由散漫，他忍受不了等公交的束缚，只爱骑摩托。那辆本田摩托或许给了他一种回归青春的幻念。最后，他在比利时阿斯里德皇后（她也因车祸而死）的府邸前翻车，摔倒在以一个银行家命名的人行道上：“摔倒在皇后脚下，进入银行家的掌心。”“比利时、日本和阿尔及利亚在里昂城区的柏油路上悲剧地相遇了。”这辆外销到法国的日本摩托，不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罪证吗？这位贫民窟出来的孩子，最终死在了高档社区里。

《速生》的书名出自娄·里德（LouReed）的歌词：“活得快些，死得年轻”。更早的来源或许是早逝的影星詹姆斯·迪恩（JamesDean）：“年轻地活，快速地死，做个漂亮尸体”。吉罗在书中细致地重建了一整个飞速而过的时代，在微小的个人生活中带出了1990年代里昂城市变迁的剪影，脑中的一幅幅旧照片。《速生》激起法国读者的集体怀旧，还有对更广阔的生与死的共鸣。吉罗住了20多年的房子就要被拆了。鸟叫声将被推土机的轰鸣声取代。是时候对过去做个小结了。“一整个疯狂的旅程，你的跌倒引发了所有方式的跌倒。所有方式的爬起。所有方式的重聚。有过那么多迹象、那么多巧合、那么多秘密的约会。不可告人的生活。我感觉你融化在我身体里。我同时成为男人和女人。”城市还在变化。生活仍在继续。“背过身，有件事曾发生过。”

（作者为巴黎索邦大学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