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这个书名，很容易令人想起成语“碌碌无为”。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史记里的“九卿碌碌奉其官”一句，显然是个贬义词，用来形容平平庸庸，无所作为。只不过，相对于极少数青史留名的王侯将相来说，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也都是在平庸里渡过，不过不算是“卢瑟（loser）”的话，用“碌碌无为”形容也不算过分。为何这本书的作者却要反其意而用之，化为“碌碌‘有’为”呢？

作者在“自序”里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传统上由王侯将相与英雄豪杰，至少也是祖冲之这样的科学家写就的历史，称之为“大历史”。细究起来，这个词大约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1918-2000）率先使用的。它的确切含义其实与单纯宏观视角看历史还不完全一样。但此类“大历史”的用途却没什么争议，这就是太史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所说的“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相对于此，则是《碌碌有为》一书带给读者的“微观史”。按照作者所下的定义，“微观史对历史的意义，就像在显微镜之下对细胞进行观察，侧重点不在宏观事件和精英文化，而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作者也在“引言”里对进一步明确了全书的主旨：“这本关于中国社会史的书，旨在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人的生活，观察他们曾经存在的方式”。

这样的话语，或许会让读者很自然联想到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 (JacquesGernet,1921-2018)的名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本书的独到之处，正在于细致描述了南宋王朝的下层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大约可以归于这一类型的作品，大约还有不怎么出名的《晚期农耕文明》（郭星云/著），这本书描写了作者故乡（华北一农村）旧时的乡村社会生活。相比之下，《碌碌有为》涉及的范围则要远远过之。从时间看，《碌碌有为》大抵覆盖了宋至民国的千年时光。从地域上看，《碌碌有为》也不限于一城一地，而是涵盖了大半个中华版图。正因其牵涉甚广，作者将全书分成了上下两部。上部聚焦于“人、日常与文化”，而下部的主题则是“家，群体和法律”。

令人感兴趣的是，很大程度上，《碌碌有为》展现给读者的那个传统中国社会的面貌，是通过杜二嫂及其家庭的生活来体现的。这位杜二嫂生活在上世纪上半叶的四川。后人要感谢194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收集了杜二嫂一家的生活资料，才让这个小人物被历史记住了，或者用作者的话说，成为“我们洞察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

杜二嫂生活在川西农村，可又不完全是种地的。她家租种的粮食几乎全部是家庭（她、婆婆及三个子女）自用。至于日常开销乃至家庭财富的积累，则主要依靠的是加工生丝、售卖丝绸。这听上去就是传统的“男耕女织”（虽然杜家似乎缺少壮劳力），但就是这种寻常之极的生产方式，也与世界大势有着微妙的关联。

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国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国家机械化生产的洋布、洋纱大举侵入中国，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四川的纺织业也因此陷入萧条。但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沿海工业的破坏，意外阻断了海外纺织品输入中国内地的路线。这就在无形中为杜家这样的丝织户创造了良好的商机，使得一个农村家庭几乎完全靠着家庭手工业存活了下来。“国家的大命运便与个人和家庭奇妙地联系在一起了”。不仅如此，由于手工业的兴旺。杜二嫂还有能力为大儿子举办颇为隆重的婚礼。这场婚礼耗费了两万多元，而当时在杜家工作的一个男络丝工的年工资不过3200元。

当然，这也不是说，传统的中国农村，就能够过着“田园牧歌”一般的美妙生活。恰恰相反，“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着时间、事件发生改变，绝大多数农民都挣扎在生存线上”。《碌碌有为》也提到，即便是对杜二嫂而言，大儿子结婚时也只能租了隔壁一间房子作为暂时的新房，而不是另建新房。以此可见，盖新房对农村家庭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杜二嫂家承受着经济压力的另一个例子正是大儿子的这次隆重婚礼本身——背后的经济学算计。婚礼定于腊月二十七。从时间上看，因邻近年关可以节省一次酒席的开支。 而刚嫁入杜家的新娘子几乎没能过上一天清闲日子——在结婚的第二天，杜二嫂就已经给新婚燕尔的姑娘安排好了在纺织机房里的工位。无怪乎作者因此感慨，“我们想象中婚礼的浪漫，让位于婚姻更现实的功用”，也就是增加家庭的劳动力。

另一方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将个人家庭与国家联系起来，则是“宗族”。在作者看来，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正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这一切肇始于西周建立的“宗法制度”。简而言之，周天子既是整个姬姓的大族长，也是周王朝的统治者，而他的嫡长子（如果有的话）将继承他的地位。诚然，春秋以降，礼乐征伐“由天子出”一变为“由诸侯出”，再变为由“卿大夫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但宗法制度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下来：一个家庭以父亲为首，这是“父权”，一个宗族以男性族长为首，这是“族权”，一个国家以皇帝为首，也就是“皇权”。

如果说，这些的论述稍显抽象的话，《碌碌有为》为了让读者明了古时宗族的意涵，还特意举出了《红楼梦》的例子。曹雪芹笔下的贾家，最有权势人物自然是贾母。这一点似乎与掌握族权的男性族长身份有差异。但作者指出，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是旗人，而在满族人家庭里，女性地位较高。因此就出现贾母掌握权柄这一“特例”。而在其他方面，贾家内部可以说是处处体现了宗族中的森严等级。比如贾环有一次跟宝钗、香菱等人赌博，输了还耍赖引来讥讽。贾环回到生母赵姨娘那里告状，结果赵姨娘说“谁叫你上高台去了”。意思就是贾环这个庶出子的身份，是没法跟嫡出孩子们比的。这件事本来就结束了，谁知恰好王熙凤路过听到，驳斥赵姨娘，大意是贾环轮不到赵姨娘教训，他虽然是庶出，也是贾家的主子。按辈分说王熙凤还是赵姨娘的晚辈，可这番话说的赵姨娘一声也不敢吭。这就是因为王熙凤是明媒正娶的正妻，辈分虽小也有训斥赵姨娘的资格。可以说，这一番对话，要是不了解古代的宗族制度，是很难体会到《红楼梦》书中人物的心境的。当然，就像作者引用《白鹿原》小说说明的那样，“代表新的政治力量的集体毫无疑问将取代传统的旧宗族秩序”。也正因此，从小接受“人人平等”观念熏陶的一些读者才会对红楼梦里的宗族感到陌生。

可以说，《碌碌有为》就是通过此类生动鲜明的例子为读者展示出了一幅古代中国的生活图景。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书中内容既然包罗万象，作者也难免有些顾此失彼的地方。比如书中将“涮羊肉”视为北京饮食的代表，并称之为蒙古人带来的火锅云云。但实际上宋代的《山家清供》一书里已经记载了“拨霞供”这道菜，其做法与如今的涮羊肉几无二致。而在此之前的辽代契丹壁画里也有吃火锅涮肉的场景。若要将“涮羊肉”的发明权归于蒙古人，起码也是有争议的。另外，在论及传统娱乐方式——说书的来历时，《碌碌有为》提到宋代职业说话人已然出现，他们经常讲述民间耳熟能详的传奇或历史故事，其中有一个叫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就是后世《西游记》的雏形之一。不过，在《碌碌有为》的另一个地方，作者却又认为职业说书人的渊源来自清初朝廷要求在乡间宣讲“圣谕”教化百姓的做法。这两种说法明显相互牴牾，估计也是因为作者参考了不同的资料来源而未及详加考辨的缘故。

当然，瑕不掩瑜。如果说，作者的写作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旧时百姓的生活百态的话，《碌碌有为》显然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实际上，作者的初衷并不止于此。在全书的末尾。作者鲜明反对这样的一种观点：中国历史只是在王朝更迭中循环，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无历史的文明”。

实际上，即便是对中国怀有比较公正看法的西方学者，有时也不免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比如加拿大美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经典世界历史著作《全球通史》里就认为，如果一个汉代的中国人在隋代“复活”，他将对周遭的一切感到相当熟悉自在。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番话并无恶意，只是为了表明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相异的连续性。但试想一下，汉隋两朝相隔八百年，百姓的生活环境又如何会一成不变呢？譬如，有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碌碌有为》就告诉读者，中国菜在历史上的演变从未停歇。比如汉代之前小麦尚不是主食，西汉改进石磨技术以后，开始用小麦制成了不发酵的面饼。到东汉年间发酵的面食才开始出现。再到了唐宋两代，发酵面食终于蔚然大观。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馒头里有馅，而无馅的称为“炊饼”——《水浒传》里的武大郎卖的就是炊饼，用今天的说法反而应该是馒头了。以此观之，固然一朝一代王朝更替给人“循环”之感，但历代许许多多普通中国人生活所承载出的历史大河却从未停滞不前。穿越小说与影视作品固然精彩，但真有人穿越成功，恐怕是必定要发出古不如今，何必来此的感慨的。

在这方面，《碌碌有为》里提到的近代转变给人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近代邮政体系的出现夺去了传统的镖局的生意，科举的废除让“学校”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曾经主宰基层社会的乡绅与绅权，也随着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走到了末路……这一切“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影响到了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在大变局下的寻常生活又将历史车轮继续推向前进。而这，正是书名中的“碌碌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