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强/文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大萧条》一书的前言中写到：“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尽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人们还根本没有碰到圣杯的边儿。”“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萧条是一段难以置信的插曲——股市崩盘、饥民遍地、乞求施舍、银行挤兑、疯狂的货币投机，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滚滚聚集的战争阴云……我沉醉于研究大萧条，因为它是发生在现代史上一个关键时期的令人痴迷的事件……大萧条从根本上提高了我们对经济的认识。”接下来，在第一章中，伯南克写到：“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抛开实用性不说，仅仅对20世纪3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做出解释，就一直是个令人着迷的智力挑战。”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在1932年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一书中写道：“这个伟大、古老、一直是成功的社会的成员们正在自问：西方生命及其成长的长期历程，是不是在他们的时代很可能将到终点？”大萧条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场灾难，其影响不仅仅囿于经济领域，也对政治产生了极大冲击，甚至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萧条也促使了宏观经济学的萌芽和发展，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发轫，我们今天奉为圭臬的很多信条，都是大萧条的直接后果。

如果从大萧条开始的1929年算起，近一百年已经倏忽而过，人们对大萧条的兴趣和探索似乎方兴未艾，无数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大萧条的产生原因、破坏之大、持续之久等方面进行了无尽的研究和探索，但是争论依然激烈。毋庸置疑，在未来的很多年，大萧条一定会在经济学者的研究清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学者们从某一方面对大萧条的探索似乎都有道理，但仅仅一个角度无法解释影响如此广泛的经济灾难，观察大萧条势必要由点及面，窥探大萧条发生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背景。

研究大萧条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是众多的历史书籍，其中的有些书籍并不是专门针对大萧条的，但在书中我们可以采撷关于大萧条期间及前后的很多碎片，拼成一幅关于大萧条的更大的图景，从多种角度审视大萧条爆发的前因后果。本文试图根据多本历史书籍的记载，对大萧条相关的经济社会背景、促使大萧条恶化的因素、管理经济理念的变化、罗斯福新政等相关内容进行整理归纳，从而对大萧条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分析框架。当然，研究大萧条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着迷的问题，但大萧条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可以审视当下的经济金融形势，并反思我们是否走向了歧途。

大萧条之前的美国经济社会概况

研究大萧条这样的经济事件，仅仅从大萧条爆发开始探讨会失之偏颇。欲发之事，必有先兆，之前一段时间的经济、金融、社会发展为我们观察大萧条提供了良好的背景。与此同时，鉴于大萧条影响之广、持续之久、衰退程度之深，仅仅从一个方面对其剖析也难免陷入以偏概全。

大萧条之前，1923至1929年初执政的是卡尔文·柯立芝，其执政理念是小政府、自由市场，柯立芝上台之后实施了大幅减税，减少政府开支。柯立芝执政时期，美国经济表面上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胡佛继承了柯立芝的执政理念，甚至是更有过之，胡佛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美国在追求人间幸福方面的尝试由于遵循了权力分散、自我治理的原则，信奉俨然有序的自由制度、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因此，所带来的幸福是举世无双的。”

大萧条之前美国的不平等已经非常严重。凯瑟琳·马什的《大萧条：1929-1933》一书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0.1%最富有的家庭收入总额等于42%最贫穷家庭的收入总和，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但却有2.4万个家庭年收入超过十万美元，513人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富人和上层阶级享受的繁荣并没有延伸到工人阶级，超过40%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萧条前夕，尽管80%的家庭没有存款，但最富有的0.5%的家庭却拥有美国近1/3的净财富，这是美国历史上贫富差距最大的时期。斯凯恩在《美联储主席全传 :从发行美元到操纵世界》一书中提到，在咆哮的1920年代，全美最大的16家财阀的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一方面，全国1/3的国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另一方面，约60%的美国家庭生活水平仍在温饱线下挣扎。

1920年代债务积压严重。伯南克在《大萧条》一书中引用其他研究的数据显示，发行在外的未清偿公司债券和票据从1920年的261亿美元增至1928年的471亿美元；同一时期，非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券从118亿美元增至336亿美元(美国1929年的国民收入才为868亿美元，可以看出彼时债务的积压情况有多严重)；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1920年代，像家庭和非法人企业这样的小额借款人债务急剧增长，例如，城市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未清偿价值从1920年的110亿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279亿美元，消费者按揭贷款的增长则反映了主要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大众市场。从银行为股票经纪商提供的贷款来看，1920年代普遍的情况是经纪商利用从银行的贷款囤积股票，或借给客户已保证金的方式来购买股票，在一般的保证金交易中，投资者付出的本金一般只有投资总额的20%至25%，剩下的都是借来的。在债务结构依然比较刚性的同时，其他指标却出现了大幅收缩。1932年利息支付总额只比1929年少3.5%，但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估算，薪水支出却下降了40%，分红支付下降了56.6%，工资支出下降了60%。

大萧条爆发前企业兼并垄断情况较为严重。一战之后，得益于生产效率提高和管理技术的进步，大规模生产逐渐应用，规模经济为兼并提供了基础。但鉴于20世纪初美国反垄断和反托拉斯较为严格，20世纪20年代的并购更多发生在企业的垂直领域，也就是纵向并购，即现在我们常说的生产链条上下游之间的并购。例如，有研究显示，在并购高峰期的1926至1930年间，美国共发生了4600起并购案例。即使是在股市崩盘之后，兼并的浪潮依然在延续。艾伦在《大撕裂时代》一书中写到：“对兼并、联合及控股公司帝国的狂热重新抬头：范·斯沃林格财团完成了他们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收购；航空业及其他很多行业的合并过程重新开始了；纽约的大通银行兼并了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银行。”垄断会对经济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使自由市场经济的部分规则失效，这也是大萧条爆发之后再继续坚持让市场自动调整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原因。

1920年代美国消费文化繁荣。一战之后，汽车、收音机、电影等新奇事物在美国普通消费者中逐渐普及，得益于经济繁荣，消费文化也大行其道。为了促进销售，广告、推销逐渐在销售中实施，分期付款也被作为扩大销售的一个手段。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 :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一书中写到：“在20世纪20年代，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和信用的广泛应用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需求的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许多普通人开始利用信用消费购买了一些大件商品，而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信用是富人的专利······信用的普及大大增强了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和购买量”。艾伦在《大繁荣时代》一书中写到：“美国的推销员和促销员制度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正是这一制度使厂家或公司把销售置于与生产同样重要的地位，甚至把销售放在比生产更重要的地位。”量入为出是一种美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何时，过度消费对经济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美国的农业及农村逐渐走向萧条。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农村购买力不足，农场主的收入逐年下降。在20世纪的前30年，汽车的普及对工业来说是好事，但对农民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在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美国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斯凯恩提供的数据显示，1919年农场主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6%，到1929年则降为8.8%。破产的农场主随处可见，农民的日子更加艰难，其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3。技术进步对农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在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久旱无雨的天气仿佛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1932年，美国国家气象局记录了14次沙尘暴，1933年则增至38次。对于许多人来说，务农和谋生的前景正在迅速消失。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到：“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股市投机严重，泡沫不断膨胀。我们都知道是1929年10月的股市暴跌开启了大萧条的序幕，股市暴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所以很多研究将股市下跌视为大萧条的导火索。当然，美国股市并不是凭空就出现泡沫，还要从实体经济着眼。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显示，1920年代电力的广泛应用使得劳动生产率大踏步地提升了40%，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并购浪潮使得美国工业更好地实现了规模效应。20世纪20年代，以汽车、铁路为标志的新经济势力逐渐形成，汽车、无线电通信和家电消费成指数型增长。1922年至1927年，美国公司平均利润增长了75%，这刺激了股市大涨。至1929年，美国有200-300万家庭，即全国人口的1/10把钱投入到股市。买卖股票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共同爱好，整个国家都沉醉在其中。刚到美国的英国记者克劳德·科伯恩说道：“你可以谈论禁律，或海明威，或空气质量乃至音乐、房子，但最终你还是要谈到股市，这样这场谈话才显得有意义。”与此同时，柯立芝总统和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也对股市鼎力支持，对华尔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只要股市出现一点疲软的迹象，这二位就会出来发表讲话，让美国民众吃下定心丸。

利雅卡特·艾哈迈德在《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一书给出的数据显示，1928年夏天，道琼斯指数接近200点，那时候市场看起来好像脱离了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在随后的15个月里，道琼斯指数从200点涨到380点，泡沫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股价的上涨远远超出了公司盈利的增长。1929年3月，美联储的创立者之一保罗·沃伯格曾警告道：“历史的悲剧总会重演，它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怎样的过度投机，最终都将以痛苦和过度收缩结束。”

促使大萧条恶化的因素

研究大萧条有一点应该注意，即要明确区别触发因素和使大萧条恶化的因素。对于大萧条的触发因素目前并没有定论，很多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并且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触发因素仍然会是争论不休的状态。但对于哪些因素影响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意见要一致得多，但就像上面我们所指出的，纵然可以强调单一因素在大萧条演进中的作用，但从多角度来分析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大萧条是经济和金融系统出现了紊乱，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凯恩斯从需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衰退的原因，包括居民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其中企业的投资需求受到“动物精神”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在经济陷入衰退、需求不足的时候政府能够提高支出，在需求上补位，从而避免经济持续下滑。

欧文·费雪在1932年出版的《繁荣与萧条》一书中，提出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来解释大萧条，认为大萧条是由企业过度负债所导致的。当经济在某个时点处于“过度负债”的状态，债务人或债权人出于谨慎，会加快债务清偿，从而引起资产抛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价格下降、企业资产缩水、减少投资等一系列恶性循环。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指出：“如果货币当局采取其他的可行措施，就可以阻止货币存量的下降——事实上，可以带来货币存量几乎任意一个合意幅度的增长。相同的行动同样可以极大地缓解银行业危机。如果采取了措施来防止或抑制货币存量的下降，就可以减轻大萧条的危害程度，同时几乎毫无疑问可以缩短萧条的持续时间，更不要说采取货币扩张措施了。大萧条可能仍然会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但是，如果货币存量不下降的话，则很难相信货币收入在四年时间里会下降超过1/3，而价格水平会会下降超过1/3。”

AlanMeltzer在AHistoryoftheFederalReserve（《美联储史》）一书中指出，极端的观点如货币政策是大萧条的唯一原因或货币政策与大萧条无关都是站不住脚的。大萧条从两方面可以称为是货币事件：一是货币政策本可以减轻或阻止经济下滑，但并没有这样做，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萧条是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二是经济的最初下滑是对负面货币冲击的反应。

但以现在的角度来苛责当时美联储的处置失当也有失偏颇，毕竟，当时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还没有深入人心，甚至会引起强烈反对。彼时，《联邦储备法》规定，美联储必须持有抵押品，在发行货币的时候必须有黄金或在商业交易中产生的商业票据支持，这是按照真实票据理论制定的规则。由于经济活动的收缩，能够创造的商业票据不足以支持美联储的货币发行。

巴里·艾肯格林及一些其他研究者认为金本位制加重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例如艾肯格林在《金色的羁绊：黄金本位与大萧条》一书中认为金本位是理解大萧条的关键。20世纪20年代的金本位制使得国际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从而为1930年代的大萧条埋下了隐患。金本位制将不稳定冲击从美国传播到了世界，它放大了初始的不稳定冲击。金本位是抵消行动的主要障碍，也是决策者在避免银行倒闭、控制金融恐慌蔓延等过程中受到的约束。伯南克在《大萧条》一书中引用的相关研究及其自己所做的研究也表明，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遭受了更为严重的产出下滑和价格下跌。

近年来，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在其所著的一系列书籍中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来解释大萧条，认为之所以大萧条会如此严重，是因为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积累很多存在泡沫的资产，资产价格下跌之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损，表面上资不抵债，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企业会加快债务偿还、减少投资，这就会导致需求不足，货币政策无用，陷入流动性陷阱。

一些研究认为大萧条初期美国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加重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犹他州共和党人、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里德·斯穆特和俄勒冈州共和党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斯·C·霍利共同推动出台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提高进口关税，执行以邻为壑的政策，招致了欧洲国家的报复性行动。在《镜厅:大萧条、大衰退，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一书中作者引用相关研究认为，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并不大，其真正恶果是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合作氛围，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而彼时应对大萧条本应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