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宇/文

国际社会对新加坡的评价很有代表性，而新加坡也常年在全球的科技创新、贸易、金融和投资等领域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并在军事、安全以及政治领域也具有独特的话语权。因而，许多人如同《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的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海洋史教授、全球海事研究中心主任、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专家约翰·柯蒂斯·佩里 (JohnCurtisPerry)一样，发出了“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新加坡”的设问。作为一个发展历史较晚的近现代国家，新加坡从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建国到发展成为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发达经济体，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后发国家实现追赶和崛起的创业史。

新加坡这座“花园城市”有着几个典型的特征或者“标签”，例如被称作”新加坡国父”的已故前总理李光耀，以廉洁和严酷的法律制度著称的政府管理模式，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自由贸易港等。这些不同的特征定义从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新加坡在现代化治理方面的特色，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特性。如作者在本书所言，许多人一边批评新加坡在政治上实行威权主义，一边钦佩其领导人的实质性成就，包括促进人民福祉，向社会开放新思想、创造新机遇，消除威胁社会和谐的因素等等。如何客观认识新加坡在崛起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入讨论。《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这本书挖掘了新的线索。

海洋革命时期的“淡马锡”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年轻世代可能对新加坡的历史了解的并不多，特别是早期的新加坡历史，或者更多是来自于一些媒体传播、社交圈的话题。于新加坡的年轻世代而言，如何适应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以及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进行选择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摆在了眼前。因此，把握未来更有必要从历史的纬度去重新认识过去的新加坡，而正是历史和世界潮流塑造了今天的新加坡，并将深刻影响未来的新加坡。《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从“最早的新加坡”的起源讲起，贯穿了新加坡早期的历史，海洋革命、马六甲海峡、贸易货运等成为了新加坡早期发展的关键词，也是新加坡这样一个弱小的岛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现在看来，这些无不成为了新加坡得以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支撑，而后来的新加坡精英阶层很好地抓住了现有的天然条件和难得的历史机遇。佩里没有采用严肃的历史叙事，而是将深刻的历史植入了生动活泼的描绘之中，揭示了新加坡崛起的有趣故事。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新加坡并不具备成为发达国家的基本要素。为什么一个来自美国的西方历史学者会对新加坡的历史产生较大的兴趣呢？佩里在书中引言部分作了描述，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点，作者的父母早前即20世纪20年代在东南亚生活的经历，而父母所遗留的一些珍贵物品唤起了作者儿时对东南亚包括新加坡的浓厚兴趣；第二点，作者长期深耕东亚历史研究，新加坡从起源到崛起的故事极具吸引力，特别是新加坡凭借其特殊的历史经验和区位优势成长为国际化都市，如作者所言，世界上没有乌托邦，但新加坡在当代的成就却如乌托邦一般鼓舞人心。

因此，关于新加坡崛起的故事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新加坡的脱颖而出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奇迹，尤其是深入到新加坡早期的悲惨历史以及曲折发展的进程，新加坡的创始领导层及其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体系既带有比较浓厚的西方国家色彩，学习模仿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但也保留了东方文明的典型历史和文化特性。

可能外界对新加坡的了解仅限于新加坡20世纪60年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后独立建国的历史，但对新加坡在14-15世纪起源的历史，即新加坡独立前的历史进程却知之甚少。约翰·柯蒂斯·佩里花了较大的篇幅去试图勾勒出新加坡在海洋革命、英殖民时期以及日本殖民时期等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新加坡起源本身就属于海洋文明，在特殊的海峡地带意味着生存的艰难，可能会随时遭遇海啸、台风以及龙卷风等极端天气，但丰富的海洋生命又不断生长的，如作者所言是充满活力的，包括新加坡的气候、自然环境以及特殊区位优势，最终这些先天条件赋予了新加坡在近现代逐步走向海洋文明，成为其打造国际贸易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

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所属的苏门答腊岛之间，淡马锡正是位居马六甲海峡的中心地带。在14世纪，当时的统治者充分利用战略位置特殊，加上外来的多元人口，创造了初期的出口能力，在周边的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展了贸易城镇淡马锡，并繁荣起来。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适应了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15世纪淡马锡发展成为了欧亚大陆的枢纽。马六甲海峡被视为亚洲的“咽喉”，马六甲海域的商业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六甲的发展，成为了装卸货物的转口港，这便是新加坡的前身。

早期历史中，新加坡吸引了包括华人、波斯人、印度人、海湾阿拉伯人以及犹太人等，这些往来人员充分体现了海上生活的多民族、多文化特征，其中华人移民的影响力最为深远。当时的中国商船和货物大量进入到马六甲，留在马六甲的华人与当地人婚配形成了华人文化圈，将儒家文明、华人商业以及更多的机遇带到了新加坡。作者认为，散居海外的华人拥有现成的人际网络，为贸易的持续繁荣提供稳定支持。同时，欧洲人渴望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促使他们开辟了通往中国的航道，最终促成了英国政治秩序与中国企业精神的结合，以及现代新加坡的诞生。海洋革命的确为新加坡带来了新的发展窗口，全球化的开启释放了马六甲海峡更大的发展活力，而新加坡在现代海洋革命和全球化的重要性逐步得到了体现，直到现在仍是全球重要的贸易转口港。

全球航海时代兴起的时代，马六甲是丁香和肉豆蔻等香料以及瓷器和丝绸的重要销售集散地，欧洲的海洋霸权国家纷至沓来。1511年葡萄牙发动了马六甲围城战，夺取了马六甲苏丹国的都城马六甲，但葡萄牙并未在马六甲保持优势，荷兰在1641年夺取了马六甲，并试图开辟爪哇岛和其他岛屿，而当时的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大增，贸易的竞争加剧，英国依托东印度公司开展拓展亚洲业务，新加坡成为了天然的补给良港，并发掘了马六甲作为贸易航道的优势。

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成功地开辟了两条海路航线，一条是长距离的横贯欧亚大陆的航线，一条是短距离的服务于东南亚半岛和群岛地区的区域性航线。19世纪50年代新加坡贸易取得了实质性增长，成为了区域的贸易中心，19世纪60年代英国将新加坡与规模日益增长的全球电缆网络连接，与法国开通的苏伊士运河一道，大大缩短了大西洋世界和太平洋海岸的距离，从而加速了贸易、人口和信息流通，新加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至20世纪初期，新加坡已经跻身世界重要海港之列。同时，新加坡将沿海航运作为区域转运港提供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服务。作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即马来人与新加坡在早期历史中的“格格不入”，由于马来文化不具有传统的企业家精神，许多马来人对商业和工业缺乏兴趣，长期从事的是与农业或海洋相关的传统职业，在大规模经济变革时代，马来人开始落后于其他族群，由此新加坡与马来人的差距扩大。以海外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成为了世界市场和远洋航运的货物转运中心。

战后独立和加快崛起的进程

虽然新加坡作为世界重要海港的地位在不断巩固，但海洋革命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与殖民历史也同样植入了新加坡的文明进程。从佩里的书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新加坡的历史处境，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更加命运多舛。“二战”后新加坡结束了日本的军事占领，作者在书中将1945-1965年新加坡经历的历史形容为“走在剃刀边缘”。经历了战争的摧残后，新加坡这座城市也变得破败，百废待兴，重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对新加坡这座商业港口而言，恢复贸易模式是一个严峻挑战。一方面面对的是周边贸易港口的破坏，西方航运服务的中断，另一方面是“二战”初期军事政府管理造成的经济低迷和民怨四起。但是，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地位仍具有独特优势，前期积累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是其他东南亚国家难以匹敌的。

新加坡作为英国的远东贸易中枢和军事基地，既是殖民统治的受害者，客观上也受益于此。自19世纪初，英国开始了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期间长达一百多年。1819年,英国殖民者莱佛士率领舰队从海上侵入新加坡,迫使当时的新加坡统治者签订条约并割让新加坡给英国，至1824年新加坡已经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在1946年军事政府的管理结束后，再次成为了英国的管辖区域，这给新加坡重建带来了机会。此时，年轻的李光耀不仅接受了英国精英教育，而且目睹了英国的发展式微，触动了他的内心，后来李光耀成为了新加坡崛起的核心。在后来新加坡大力发展教育、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中，新加坡同样汲取了不少英国的先进经验。

随着新加坡国内精英寻求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1959年英国给予了新加坡外交与国防以外的自治权，但以新加坡为核心、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行动党”希望获得完全独立地位，并与当时已经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合并。在1963-1965年这一时期，新加坡的精英确立了进口替代政策，通过本地制造的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1965年新加坡宣布从马来西亚脱离后开始了真正的独立进程，却遭遇到了新的困境，即当地制造业基础的薄弱、公众受教育水平的局限以及外部资金的大量缺口等。

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领导层制定了庞大的发展计划，赢得民众支持，对内承诺创建美好的社会环境，着重于识字教育与社会服务，对外积极招揽外国跨国企业，邀请曾经主持战后荷兰重建和复苏工作的专家参与新加坡复苏计划。对此，新加坡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一是联合海内外精英组建了复苏工作团队，建立了经济发展局，负责为新加坡进行重要的新经济规划；二是积极寻求与日本的合作，引进日本企业投资，学习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并在后期吸引欧美等企业到新加坡投资，并借鉴了以色列的发展经验；三是新加坡稳定的货币和健全的财政政策为新加坡的招商努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包括投资资本、就业机会以及知识。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

在书中作者对新加坡的先进治理模式给予了高度赞赏。早前，新加坡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了银行和金融等服务，与港口贸易和制造业相辅相成，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背后源于新加坡领导层所构建的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营商环境。作者关注到了新加坡在现代时期的三大变化。

一是重视环境保护。早前新加坡对海洋生态环境不够重视，在港口贸易、工业制造等促进增长的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海洋生态破坏和环境问题，但如今新加坡对现代城市发展的环境治理格外重视，对环境保护极为关注。例如在新加坡填海造陆工程中，利用焚化垃圾和工业垃圾作为填海材料的作法就能够很好地处理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并兼顾生态环境保护。

二是创新创业。新加坡领导层意识到了传统工业模式的弊端和增长困境，因而转向了开创外部经济的模式，即李光耀定义的为新加坡向外输出其所积累的“软件”，通过海外投资创造空间，包括鼓励新加坡人创业。

三则是“亚洲”价值观。李光耀及同僚推崇亚洲的儒家文化，认可华人群体对新加坡崛起的特殊贡献，大力推行普通话、重视等级制度和人伦关系，主张干预主义等均是重要反映，这也体现了新加坡政府领导层的战略实用主义。例如在早期的海洋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的战后复苏，以及“冷战”时期，新加坡领导层就充分利用了战略实用主义，在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回顾新加坡的早期历史以及屡遭欧洲列强殖民的历史就能感受到新加坡的“危机感”，也正是这种危机感推动新加坡形成了务实、折中的治理体系。

随着时代变迁，新加坡的政府治理文化受到了新的挑战。目前，包括新加坡年轻世代在内，部分民众对新加坡的政府管理模式颇有微词，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新加坡表现出了民主、开放的一面，通过优越的执政表现证明其统治合法性，商业文明、制度改革以及社会文化理念等非常先进。作者认为，新加坡政府以为人民提供高水平生活的责任来作为行使管理权的回报。但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强势的执政风格却也受到了各种新的质疑，包括对媒体的审查制度以及对互联网声音的言论界限。

新加坡政府认为经济健康和政治稳定需要政府中央的规划和指导，而人民本身不具备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作者将其描述为“经济实用主义和政治顺从”，比较形象地反映了新加坡独特的治理特征。作者在书的最后分析了新加坡成为全球枢纽的可能性。从两个层面看：其一，新加坡面临着亚洲国家崛起的机遇，在周边国家中国、印度等快速崛起的进程中，新加坡有可能从这些战略形势中获得新的优势；其二。新加坡现有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性仍存疑，如批评者直指新加坡政府对人民生活和自由的过度干预，当然，作者据此并未直接展开论述，而是给出了比较开放式的结论。

2015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去世给新加坡的未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和竞争优势，但也如作者所言，李光耀的离世意味着新加坡进入新纪元。在经历了较长期的稳定发展后，处于新世代的新加坡将可能面临内外部的新挑战，可能是来自于年轻世代的变革，也可能是源于外部百年大变局和地缘政治的纷繁迭起。2022年8月8日，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国庆节前夕发表致辞时提到，“在我们周围暴风正在成形。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本区域可能不会像目前这样和平与稳定”。李光耀曾表示“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可见实用主义已经植根于新加坡。为应对未来纷繁复杂的变化，新加坡仍可能延续这种实用主义的战略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