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周/文

2021年被称为内娱“偶像塌房”元年。有不少只被少女们熟知、爱慕的偶像，以一己的失格行为，打破了这些年轻的“数据女工”们用控评打造出的舆论金身，在短短时间内以负面达到突破年龄圈层的公众认知度的最高峰，接着坠入偶像事业的最低谷。

在对粉丝狂热的批判之后，偶像塌房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问题。以粉丝狂热、偶像塌房为主题的2020年第164回芥川奖得奖作品《偶像失格》（推し、燃ゆ），被迅速翻译引进中国就不令人诧异了。

只是，对这部作品那些已经产生的中文讨论的焦点，聚集在了粉丝狂热、偶像塌房的主题，足以担起文学之义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显然要先弄清楚《偶像失格》的作者——当时年仅21岁的女大学生宇佐见铃，到底写的和要表达的是什么。在此探寻过程中，我们将看到这青少年主题，是如何在小说框架之中，和更久远的现代文学主题和更深的社会结构发生遥遥呼应的，是对神性和人性之辨的当下变奏，也是对抽象的代际问题，以及更抽象的代与代、际与际问题的直面展示。

血肉、骨头：神和人

在《偶像失格》的开篇，作者宇佐见铃笔下身为偶像团体“晰栩座”成员上野真幸狂热粉丝的“我”——山下明里，被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无法应对现实生活的难堪：无法正常每天出门上课；即使打起精神到了学校，背包里也都是去追偶像演唱会时的装备，只能四处蹭借课本。

想必主人公明里是因为过度迷恋偶像，陷于追星活动之中，所以才精力耗尽、无心学业。读者们很容易想当然地得出这样的因果。社会和作为其中份子的家人们，天经地义地认为，即使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特殊天分的少年，只要努力和用心，都理所应当地能扮演好年龄所要求的学生的角色，有着不太糟的学业表现。但在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之外，有些少年就是无力控制自己的学习乃至生活，而大人们显然难以理解这样的“困难”。《偶像失格》的主人公山下明里就过着这样困难重重的少年生活。在家长、社会想象中本该轻易，或者说不至于竭尽全力却一塌糊涂的学生生涯，对于明里而言，却是有着无法承受的“重量”。她甚至无法负担那些最低限度生活所要求的“重量”，“和其他人说话需要绷紧脸上的肉，身体脏了需要泡澡，指甲长长了需要剪掉”。这些琐事如同床单上不停出现却抚不平的皱褶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她总是在完成最低限度之前，“意识和肉体就断联了”。对明里而言，从小记住拼音、字母就很困难，就连为了追星攒钱在快餐店打工时，也笨手笨脚记不住价格和顾客的要求。

这“重量”最终被医院诊断为两种病症。“肉体的沉重”被赋予了名字，一度让明里变得轻松，只是接着，“名字也和重量绑在了一起，整个人像悬挂着一般。唯独应援偶像的时候，我可以逃离那份重量”。偶然看到的上野真幸儿童时在舞台剧中扮演的“才不想成为大人”的彼得·潘，为她被重量压得摇摇欲坠的少年生活重新带来了儿童时代无忧无虑的幻想飞起来的回忆，再次感受到了跳跃时身体落地的轻盈。

偶像之于明里，是救赎，也是意义，让她在疲于应付而只能逃避、变得像软塌塌的果冻一样困在自己房间的生活中，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和支撑。本来因为在起床时找不到体操服而旷课睡到下午的明里，被这“穿过新绿的风”的“小飞侠”，“扭上了体内故障的时钟的发条”，难得地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他成为了贯穿了她身体的”一根坚固的芯”，让她一扫疲惫退缩，“开始觉得总会有办法的”。

应援偶像成为了明里生活的绝对中心和脊梁，撑起了压垮她的自身的沉重血肉。更进一步地，她试图选择剔去那些血肉，只为了脊梁而活。这意味着她选择将体力、金钱、时间，她所拥有的这一切都倾注到应援偶像这根脊梁上。她每天超负荷地去打自己所不擅长的餐馆零时工，只因为“打工一小时能买一张写真，打工两小时能买一张 CD，赚够一万日元就能买一张门票”。偶像在团体内的名次和地位，全靠像她这样的粉丝疯狂的重复购买得以提升。她还用尽自己所有剩下的时间去细细观看所有关于偶像的演出、专辑、写真集，乃至媒体发言和综艺，记录和分析他所有的习惯和细节，从偶像这二十年生命中输出的庞大信息中，解读出他这个人。“我想看见偶像眼中的世界。”明里认为，解读关于偶像的一切，是属于她自己的追随偶像的方式。最终，将解读信息发表在个人博客上、作为狂热粉丝的她出名了，甚至有人自称是她博客的粉丝。她收获了一群同样追随偶像的网友，但她清楚地知道，她们之间的联系只因偶像的存在，只有偶像，才能永远“触动我、号召我、包容我”。

剔去血肉，只留脊梁，实际上，这样的生存方式之于明里，从没有带来割去凡俗困扰的轻盈的生命体验，反而意味着她选择了一种比之前更艰苦的生活。她将之称为“将自己钉在脊梁上的艰难修行”。

“人们往往会选择花时间学习、参加社团活动、打工，花钱和朋友看电影、聚餐、买衣服，用丰富多彩的生活充实内心，从而成为更鲜活的人。”大多数人的生命需要如此等等生活中细微快乐的填充，才变得血肉丰满鲜活。明里选择剔去的血肉，不仅仅是那些她所负担不起的最低标准生活的“重量”，也包括这些她本可享用到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多余的细微快乐。然而，她选择将这所有都剔除掉，让自己成为“赤裸的脊梁本身”，只为偶像耗尽自己，真情实感地应援偶像。通过这种追求艰难的感觉，她感觉到自己“被净化”，感受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她从没有料想过的是，作为唯一支撑自己存在的脊梁断裂了该怎么办。

偶像终究不过是二十岁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男孩，他作为摆上粉丝心中神坛的脊梁的自我断裂几乎无可避免。偶像的失格行为如火如荼地爆裂开来，先是被爆出殴打粉丝惹来全网唾弃，随后在对粉丝的直播中擅自提前宣布自己所在的偶像团体可能要解散，而在解散发布会上，更是堂而皇之地亮出了自己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让他因个人结婚原因迫使团体解散的怀疑甚嚣尘上。这一切丝毫没有撼动明里追随偶像的决心，直到参加完最后的告别演唱会，她仍旧希望偶像的歌声永远伴随她，因为“不应援偶像的我不再是我，没有偶像的人生皆是余生”。

脊梁真正断裂的那一霎，发生在她在怅然中没有目的地跑去了偶像被泄露的住址，看到了公寓阳台上抱着一堆衣物的短发女子。这女子是否是偶像的结婚对象不再重要，她突然意识到，她所全力收集的偶像档案、写真、CD都不再重要，都不如一件衬衫、一双袜子更能真切地描绘偶像的现在。被提醒的无法逃避的现实，给了她无法逃避的伤害：偶像已经退圈，他的将来会有其他人在身旁注视着；他也已经成为了人，这让她无法再追随和解读他了。

在脊梁彻底断裂的极致痛楚中，明里开始质疑和悔恨自己削去肉体、变成骨头的极致到病态的应援，是在自食其果。可是，成为偶像，何尝不是意味着被迫削去作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的血肉，只留下洁白纯洁到无瑕的骨头，被供在神龛中供粉丝们跪拜。

明里突然理解到了偶像和自己的困境相似，这让他们“在深渊里相连”。无法忍受被削去血肉的偶像，克制不住自身性情，亲手毁掉事业、团体情谊这样于他而言重要的东西，用毁灭一切来重新夺回自己作为普通人生活的权利。而选择用削去血肉，来假装无视自己对身体“重量”的烦扰，实际束手无策的明里，从来没有拥有过正视自己出自血肉的去毁灭的欲望的可能。明里的自我和偶像爆发出情感时的影子贴合了起来，她举起棉签盒高高扬起抛下，将“至今为止对自己的愤怒、悲伤”都绞尽全力地全部砸了出去。

明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发泄出了自己出自血肉的战栗，感受着自己的血肉，她意识到，“骨头也是我，血肉也是我”。肉体依旧沉重，但她决定，即使远远不能和大众期望中的普通人一样过上两足行走般自然的普通生活，她仍旧可以用四脚趴着生存下去，重新找到了自己生存下去的姿态。

粉丝狂热、偶像塌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纷扰和吸睛的社会关注点之一。宇佐见铃以“血肉”、“骨头”的比喻，精妙地写出了偶像和粉丝作为里外对照的镜像关系。粉丝试图逃避生活血肉的沉重而将偶像作为精神追求的寄托，而偶像则在半是自愿半是被迫之间成为抛弃血肉的“神”，却宿命般只能以爆裂决绝之姿回归于人。她写的虽是青春少女的追星残酷物语，却在挖掘描摹中更靠近“神”性和人性之辨，这一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老的现代文学母题。不分前后左右中奸，将不同处境、地位的高低贵贱者，重新放回人的平等地位去理解，或许正是现代文学的意义之所在。

代与际，际与际

在《偶像失格》之中，削去血肉、变成骨头的，并非只有明里一人。

事实上，宇佐见铃将血肉和骨头比喻的起源和勾连赋予了明里的外婆。明里的外婆火葬之时，“血肉燃烧殆尽，只剩骨头”。这个对待自己女儿很刻薄、常常在女儿儿时咒骂她“才不是我家的孩子”的女人，却在失去老伴、年事渐高时，不惜哭泣着胁迫要带着孩子们搬去海外和丈夫团聚的女儿，以在父亲去世后丢下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生活的不孝之名，挽留女儿，即使女儿对她叫喊着“你是自食其果”也在所不惜。

同样削去肉体，变成骨头，明里感叹着应援偶像也一样，是她自食的果。但问题在于，这“果”不止她一人自食。对于母亲而言，即使早已放弃对明里学业上的要求，从不制止她应援偶像，但退学后半年，仍无法找到工作养活自己的女儿无疑已经成为她沉重的包袱。毕竟，即使是家人，也没有义务“永远养着你”。终于，在摊牌式的对话中，对于女儿口口声声的“做不到”，她将女儿大半年间“无可救药”的逃避混沌归结于对于偶像的沉迷，“骗人，明明还有心情去听演唱会”。对于母亲而言，明里的退学宅家和外婆身体的恶化、下属的怀孕、电费变高、丈夫延期回国、售后麻烦的锅等等无数件大大小小的变故琐事一样，将她彻底推离了理想生活的轨道。

在这个时代，偶像似乎成为了全世界代际关系冲突的共同焦点。像明里这样的年轻女孩们沉迷于偶像，作为上一代人的父母对此总是忧心忡忡，掩不住反感乃至激烈地表示反对。然而，在代际之间，偶像显然不是他们间所有问题的真正答案，却往往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和一切的归因。

被遗忘的是，拥有绝对权威而可以斥责下一代沉迷偶像的父母，他们自己所酿成的苦果和所受的痛苦，同样在所谓“家庭”的封闭空间中，像口中呼出的空气一般，无法避免地交织、干扰到下一代人。即使一方对另一方的难处能达成理解，也不意味着能够避免伤害。明里姐姐为抱怨眼袋的母亲买来遮瑕膏，却激怒了母亲。姐姐为此痛哭，哭声却只能让母亲更加烦躁。

宇佐见铃曾在采访中坦诚，出道以来她所写种种主题之下，核心都仍是“家庭小说”。《偶像失格》中相当多的笔触，都给到了在主题以外的明里的家人，特别是作为上一代人的明里父母。有趣的是，长期在家庭中缺席、却在家庭事务中代表最高权威的明里的父亲，却和女儿一样沉迷于偶像。一个人在海外工作的他，为自己的偶像女声优注册了社交网络账户，熟练运用“卖萌大叔体”、各种颜文字，卖力地回复偶像的每条推文，甚至晒出自己买了和偶像同款绿沙发的房间。这样的父亲在明里面前威严地让她要考虑未来和工作这样的人生大事，只让明里感到“虚张声势”和“滑稽”。

跳出小说，假若从设定的年岁推算，上世纪90年代日本偶像潮爆发，明里的父亲二十多岁，正是日本第一代沉迷偶像的年轻人。在那时，作为日本社会中流砥柱的明里的父亲的上一代人，同步反映到社会主流舆论的想法是，年轻一代的堕落和迷茫全因沉迷偶像。在日本经济学家田中秀臣于2010年出版的畅销书《AKB48的格子裙经济学》（AKB48の経済学）中，他分析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的日本彻底进入经济低迷之中后，在停滞和通货紧缩、实际收入不断减少中的“失落的二十年”中成长起来的这代人，在绝望中形成了“通缩预期”的心理，不再进行高额的实际用品消费，而转变为了不怎么愿意花钱的消费心态。这种不用花大钱的消费心态，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所说的“心智消费”。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 (TylerCowen)的研究，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严重低迷的美国经济造就了大众在网络上沉迷同人创造、不涉及金钱自产自销的“心智消费”行为。

在田中秀臣看来，日本1990年代末以来，偶像市场的繁荣和好几代源源不断的沉迷偶像年轻人的出现，正是经济不景气中，人们消费的天秤偏向了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却不至于消费不起的心智消费的表现。“沉迷偶像的世代不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在书中如此写道，同时将批评指向了日本央行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所以看起来如此，反倒是因为不负责任、想要维护既得利益的世代所造成的。”那么，按照田中秀臣的说法，偶像问题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代际问题了。

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以偶像为主题来展现代际问题的内涵，或许也在落在展现代与代、际与际之间——被由血脉蔓延而下继承的落差所造就的天堑鸿沟。即使沉迷同一个偶像、穿着相同的应援服又如何，作家们借此将看似年轻而相似的一代人终将面对的未来的不同，辛辣地在纸面上扯碎摊开。

郭爽的《拱猪》即是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伍珊住在破败的工厂家属区里，离了婚的母亲下岗后在卤味店帮工，而父亲在下岗后到处胡混，成为了开设牌局的社会底层混混。母亲期望着她能够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然而她并没“任何可以让她从这个家庭与环境中破壁而出的天赋”。然而，那年夏天的选秀给她带来了让她努力应援的偶像，也给她打开了一个充满“热忱、规则、理想”的新世界，以及为理想共同战斗的朋友。她在偶像贴吧结识的网友“苹果化了”像英勇的骑士般，将她从撒泼打滚、百般阻挠的家长中拯救出来，共同去赴了偶像的演唱会之约。在“苹果化了”身上，珊珊找到了另一个自我，和壮士断腕般从家庭中挣脱出来的勇气。演唱会之后，她满心期待着“苹果化了”会答应她的请求，和她一起逃离家庭去深圳打工生活，然而，“苹果化了”只是轻飘飘说自己“走不脱”，因为下个月就要去澳洲了。

从《拱猪》行文来看，这是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虽然小说细细描写了这两个女孩近乎自怜般的相惜相知，特别是在偶像的演唱会上，她们拉着的手被光照耀点燃，“像真正的好朋友那样分不开”，但更多的叙事和环境刻画却给到了伍珊父母在无可奈何中挣扎的底层生活和她所生长的“烂泥塘”，当小说在倒数 1/4处描摹起“苹果化了”金碧辉煌的别墅区里充满新鲜事物的家，特别是特写那张“苹果化了”爸爸穿着扣到袖口的衬衫、妈妈穿套装系丝巾的一家三口的艺术照时，读者就已经知道，这样的结局几乎是注定了的。代与代之间的落差，终究是要落到看似相似的际与际之间，这正是以偶像为主题的《拱猪》的最大的文学张力之所在。

偶像之盛，文学之衰

2021年初，21岁身为女大学生的宇佐见铃以《偶像失格》赢得了作为日本文坛数一数二大奖、以纯文学性著名的“芥川奖”。当时中文网络上对这一新闻的评论并不是特别友好，以偶像塌房、粉丝狂热为主题的小说是否可以称之为文学，成为网友们争吵的焦点。弹幕中出现最多的是，“太宰治痛哭”、“替太宰治不值”。这源于日本文学中著名的八卦，一代文豪太宰治因为过于崇拜芥川龙之介，两次落选以偶像之名颁发的文学奖并失去入围资格后，竟然写信给川端康成，求他把芥川奖颁给自己，最后也没有如愿。这些评论想当然地认为，年仅21岁的女大学生，仅仅靠写饭圈物语，却博得了“芥川奖”，实在是斯文扫地。

但相较而言，对于冲着“偶像塌房、粉丝狂热”的噱头而来，想靠阅读这本小说来了解日本饭圈生态的读者来说，他们的失望会更大。正如前文所写到的，宇佐见铃的笔触更多的落在了作为粉丝的明里一直被“重量”压弯得喘不过气，应援偶像以后带来的改变或说是主动受难，以及她的家人们和饭圈毫不沾边的充满家庭之苦的日常，对于其间文学性是否存在的怀疑，实在也是不必要的。

不过，这倒是可以引申向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日本经济衰退后文学的衰微。在这衰微之中，日本文艺评论家斋藤美奈子也曾经指出，在日本现下，不管是纯文学还是娱乐文学，多少都已经面临无题可写的窘境。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个道理。终日被媒体、社交网站和短视频挟裹的人们，其实都集体浸润在了同一条海量的信息流之中，没有给文学留下多少吸引大众阅读的空间。与之相对应的情况是，近年来，日本文学奖中的提名者和得奖者中女性占据了半壁江山。2010年以来发生了好几届女性作家包揽芥川奖和直木奖的情况，2022年芥川奖的五名候选作家首次全部是女性，直木奖中也有四位是女性。21岁的宇佐见铃也并不是最年轻的年轻女性得奖者，在2003年分享了同一届芥川奖的绵矢里沙和金原瞳都是未满20岁的被冠以“少女文学”之名的写作者。

对于以往出现的那些年长的女性文学奖获奖者，日本新闻界往往称她们“主妇作家”，将她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归结于时间丰富、不愁生计，但这些年轻女作家的出现似乎并不能满足这个逻辑。

私以为，对于这些年轻女作家而言，写作与其是为了文学本身，不如说是为了自我，不得不用书写去表达，正如应援偶像之于明里，是只能如此的生存之道。

从初中时就遇到学习困难的宇佐见铃，在明里身上所倾注的那些曾困扰自己的“重量”，也正是她出道以来所有写作的主题。而在此之外，追随偶像本就是年轻女性生活的主题之一，对此宇佐见铃也毫不讳言，自己也有在“推”的偶像。与其无趣地说书写偶像主题是在反映社会热点问题，因此成就了这些年轻女作家作品的文学性，倒不如说，多亏了这些不得不写的年轻女作家们，文学仍旧可以在这个大家的自我同质化的时代中，蜿蜒地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