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春希/文

历史小说是一种奇怪的文体。按照后现代历史学者的说法，小说与历史一样，都是一种叙述而已，他们都充斥着主观的发挥和被筛选过的记忆。当我们把历史书中已经发生的事实，放在小说家的笔触下，并重温历史现场时，难免有一种剧透的感觉。然而，正如海登·怀特对叙事史学的诊断：一切历史叙事预先就都假设了对于它们所想要表现和解释的事件的隐喻性描绘。历史小说也隐藏着小说家和读者的某种共同的心态和观念，历史人物不是彼时此刻的人物，他们代表着一种未被完成的理想和信条。他们在历史中的失败和胜利之所以还能让今天的读者为之同喜同悲，是因为这场观念之争在今天依旧在延续。正如同布克哈特在两百年前的一句嘲讽“没有证据表明，人的灵魂或者脑容量在这么长的历史长河中变好或者变多。”《丹东之死》中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争论是对19世纪以后任何一场以革命为名最终却以恐怖统治告终的闹剧的精准预测，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呼唤的是一个未曾经历过十月革命的俄罗斯，二月河笔下的帝王将相，寄托着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最笼统的政治理想。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场域，而接受这种叙述的读者也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我们都知道历史的收梢，但是我们都希望历史的残酷和弱肉强食中可以展现某些人性的闪光，而不只是命运的必然。于是，考察和复原历史不免带有审美的视角和道德的共情。蒙古大军压境下的襄阳城终将沦陷，但是我们都希望以郭靖杨过为首的群雄，在迎接自己的命运之前，能有在华山之巅“明月在天，清风吹叶”之下，杯酒言欢的豪兴。我们希望历史与众不同，正是寄希望于人性不会被掌握历史最终解释权的人所篡改，接受不同的历史叙述和解释，是属于读者的“逃避统治的艺术”。由此看来，日本小说家田中芳树的科幻小说《银河英雄传说》正是这样一部“特殊”的历史小说。

尽管时空设置在遥远的未来与广袤的宇宙，我们依旧要把《银河英雄传说》视作一部历史小说，同理也适用于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也许正是因为人性与想象力的局限，即使到了殖民太空的时代，人类自己书写的未来依旧是往昔历史的复制。田中芳树的灵感来源是欧洲近代历史，我们可以把《银河英雄传说》视作一部来自19世纪的人写给19世纪的挽歌。当我们在厌倦了政治新闻中呼喊着愤怒而冷血的政治口号的群氓、沐猴而冠的寡头统治、以选举和投票倾向为原则喋喋不休的政客时，也许我们会怀念人类的“盛年”，也是最有希望的年代——贵族政治尚未完全退场、技术进步与投票权的普及让所有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人民相信共和体制足以成为全人类的语言。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复盘过无数次一战前的国际秩序和大国领袖为何会陷入集体无意识，最终使世界大战成为所有人不可逃遁的命运，却无从重构当时欧洲人对于和平破灭的失望，以及对那个美好时代的哀婉。田中芳树所重现的，是欧洲在20世纪埋葬的“最后”的历史。那里存在着古典悲剧般的英雄，驱动历史和千万人命运的，不是今天政治科学家所设计的模型和概率，而是英雄的意志与审美的冲动。阻挡拿破仑的不是后膛枪和步兵战术，而是希腊神话般的宿命。

很难归纳出《银河英雄传说》这部小说推动情节的真正“矛盾”是什么？它如同一部冗长、乏味的政治编年史或者历史教科书，我们都希望历史有真正的终点，每个人在历史的神话中获得启迪和救赎。然而，人类的探寻过程却往往以对那些深信不疑的观点变得犬儒而告终。宇宙中三足鼎立的银河帝国、费沙自治领和自由联邦，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理念。然而不像高达等动漫作品中，对于政治派系和政党政治细致的描述，田中芳树的重点在于那些驱动历史的“英雄”。莱因哈特（银河帝国）与杨威利（自由联邦）的战争，代表着两种理念的碰撞。高效、清廉的威权统治和自由但是腐败滋生、无能颟顸的共和政体，哪一种才代表着人类的未来？而这种矛盾与冲突，正是沿着莱因哈特与杨威利的命运和抉择所展开。

悬置的主权与被唾弃的英雄

虽然杨威利代表着田中芳树对民主价值的寄托，但是在小说中，杨威利却在民主体制中举步维艰。自由联邦号称民主体制，但是却充满着大众民主时代的种种弊病。而根源在于民主体制中的人民，西班牙政治学家加塞特准确地诊断出民主时代的公众心理“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力。并将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当杨威利击败帝国，他是人民的英雄和希望。但是当政客特留西尼巧言令色，对着盲从的公众颠倒黑白之后，杨威利就成了图谋不轨的军事强人和民主体制的威胁。这是现代人性与心智的悲哀，也是民主体制的悲哀。大众民主和现代传媒把一切判断都变成了敌我之分，政治不再是古希腊时代需要审慎和公共讨论的第一要务，而是成为tiktok和表情包般茶余饭后的消遣和宣泄。祛魅时代下的民主政治的自由与道德根基开始松动，历史上看，杨威利所面对的与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以及今天大部分民主疲弱的国家并无不同。田中芳树准确地诊断出后冷战时代的民主制的内在病理，然而他的解决方案却只能是杨威利的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自我道德约束和对大众的理性终将归位的信心。

一战后的马克斯·韦伯曾经发现了现代民主制的煽动性与政治领袖的责任伦理间的矛盾，一战的灾难之后，韦伯发现德意志民族所有的灾难都起源于大众对政治缺乏兴趣，这里的政治不是仅仅指投票、选举与争论，而是一种政治伦理上的成熟和审慎。19世纪的德国大众，要么相信特赖奇克式的国家学说，要么期待俾斯麦式的威权国家领袖，要么成为匍匐在权力之下，放弃思考能力的中产阶级。韦伯期待的战后民主制是诞生出真正负责任的卡里斯马政治领袖，尽管韦伯也是议会民主与多元民主的支持者，但是在历史学家蒙森看来，韦伯真正呼吁的是超越党派和私利，能够凝结公意的“领袖”。而民主制和工具理性本位的官僚制，虽然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必备条件，可是对于韦伯来说，这些并非意味着一个成熟宪政国家的诞生，真正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使得一个民族最优秀的头脑得以在最高权力的角逐中脱颖而出。韦伯和托克维尔一样，坚信民主化和集中化是人类历史最终的潮流。韦伯认为现代国家不可忽略的特征就是“大众”的出场，而现代政治的所有运作也都是必须在大众的注目下进行。普选权的推广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糟糕的是，大众民主的扩张势必与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系统结合。于是我们看见，在同盟的政治体系里，颇具贵族气质，对政治感到疏远的杨威利迅速被排挤到权力中枢的边缘，而作为职业政客的特留尼西特则在“大众民主”的游戏规则下如鱼得水。而这也正如青年韦伯对议会制的忧虑一样，那是“俾斯麦式宫廷政治的产物”。

韦伯对议会制的态度极为复杂，值得研究者再三玩味。他推崇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议会政治，认为这是德国进入大国行列的“入场券”，但是同样作为国家有机论的支持者，他对英美政治实践中的自然法传统颇多保留。二战后的历史学者，如雷蒙·阿隆则一直认为韦伯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存在，也与韦伯对议会政治的质疑有关。然而从韦伯的角度出发，他对议会制和大众政治的所有判断都基于他对德国民族最高使命的追求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的分析。在一方面，他觉得议会制和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体系是对民主精神的腐败，民主制需要直面的是大众情绪的非理性以及官僚体系所滋生出的绩效第一的价值判断。而另一方面，尽管韦伯对自然法传统颇多诟病，也很难定义为是英美传统下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调和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与贫富差距，使逐渐分化与冲突的大众情绪得以驯化的唯一途径只有民主制。同样，韦伯也洞见了民主制在日后的衰落：议会的独大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独裁，群众运动的非理性会排除真正伟大与镇静的心灵。在《银河英雄传说》中，作为韦伯理想的卡里斯马式领袖的杨威利也曾被放逐为联邦之敌，而在议会中嘈杂吵嚷的政客们只有当帝国大军压境时，才会意识到杨威利的价值——这种价值也仅仅是军事与安全上的。如果我们从宪法学史的角度来看，杨威利的困境其实处于任何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宪制之内。克里斯马既需要一位成熟的领袖来捍卫一种作为公民共同体的道德理想，同样卡里斯马的内在困境也来自政治体制自身，政治领袖还需要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来调和来自内部的意识形态争鸣和利益集团的挑战。

在《银河英雄传说》所设置的极端的政治环境中，这种矛盾体现的是联邦的软弱和高层的腐败无能，民主主义化身的杨威利也处于这种困境之中，而田中芳树的解决之道是杨威利的个人魅力和他带有幽默感的“语录”对民主价值的强调。田中芳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现代性价值的内部冲突，而他写作的年代恰恰是日本战后民主价值如日中天之时。然而民主制度并不是都有幸拥有杨威利式的人物，历史上与联邦的政治体制更为相似的是20世纪的魏玛德国。而当时的德国不幸拥有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同样一部所谓的民主宪法，同样的紧急状态，与之相应而生也许不再是杨威利所谓的“最差的民主政治也胜过最好的专制制度。”也可能是卡尔·施米特炮制的人民主权，甚至是他在纳粹上台前的呼吁“议会是一部人为的机器，是从自由主义的推理中诞生的，而专政和凯撒主义不仅能得到人民的万众欢呼，也能够成为民主的实质表达。”《银行英雄传说》在众多读者眼中被誉为民主主义的最好启蒙教科书，然而摆脱蒙昧之后未必代表着幸福和自由，民主的未来在于公民们的价值判断和历史主义的眼光。

国家理性的二元对立

同样，田中芳树成长与写作的时代，也是日本“民主主义”如日中天之时。近代日本的“开国”以告别自己“小中华”意识步入民族主义所打造的国际秩序为开端，追求的是按照西方的国家理性改造国家，结果在传统与现代、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德的张力中崩溃并酿成世界性的灾难。战后思想界对日本历史传统的批判也以另一种方式激励了田中芳树思考政治与历史的角度。和所有现代性国家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启蒙运动与民主化浪潮，然而最终的结果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吞噬掉知识分子的努力，最终以军国主义与皇道历史传统驱动的利维坦吞噬掉一切告终。这也使得日本知识分子思考国家的歧途，是否与国家思想的偏离息息相关？

借杨威利之口，田中芳树不止一次定义过国家的功能与作用：“国家是将市民的福祉与民主共和政治付诸实行的一种具体化手段，应切记国家本身的存立，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其他目的。”以及“人会死，星星也有寿命。连宇宙这种东西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停摆。不可能只有国家能永久存在。如果国家一定要有巨大的牺牲才能存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还是马上灭亡的好，谁还会在乎它？”在这种个人主义式论述的对照之下，我们自然会想起战前日本形成的极端国家主义的急剧上升，自由主义被打压的历史。而经历了战后民主制运动和1960年代左翼运动洗礼的田中芳树所描写的银河帝国不无投射着战前日本帝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想象。杨威利对国家举重若轻的评论，体现了日本思想界对历史责任与民主体制的反思，正如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所言，“政治在今天是利用一切手段把人民铸入政治的模型”。

战时日本的悲剧，正是在于未被清理的历史传统与和帝国扩张结合的大亚洲主义，在19世纪以弱肉强食为准则的国际秩序中，彻底吞噬了日本发育不足的市民社会和那个时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而丸山真男对日本社会内在性的批判，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和人物。丸山真男在战后提出的“忏悔共同体”——对战争记忆的忏悔以及对未来日本政治的规划，也指向日本未完成的启蒙运动的另一个指向，把人彻底从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绑架中解脱出来，知识分子第一次利用战后日本在美军管制下的特殊状态，用思想学说进行思想与市民社会意义上的第二次“开国”。

作为自由行星同盟政治理念的代言人，杨威利独特的个人魅力也在于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杨威利作为军人所捍卫的不是具体的国家，甚至不是自由行星同盟的政治理念，恰恰是他乐在其中的个人生活——尽早退休、喝着红茶半睡半醒地翻开一本书。而杨威利理解的个人价值也与丸山真男在随笔《人与政治》中对国家主义的警惕息息相关——“不管是任何政治权力，只要是政治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磨平多元化的价值观，强制性地将之编入到体制内来。权力运用的技术手段越高明，其肢解人格的统一性使之仅发回机械机能的危险性就越大。”民主抵抗的不仅是国家权力的入侵，还有托克维尔在19世纪所预言的，扁平化的社会中所诞生的新型国家奴役。

如果从思想史意义上看，丸山真男所批判的国家主义并非是日本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殊情况。明治时代后期，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在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纷纷放弃之前的民权学说投入到德国国家有机论的怀抱之中。而《银河英雄传说》中的帝国，则让人想起了19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式的军国主义以及国民心态。在19世纪的思想史中，德国思想家把国家编织为一种新型的政治神话，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看来，这场神话可以追溯至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在罗马，宗教不应该成为一种虚弱的源泉，而应当成为国家强大的根源。”也正是这种激情与冲动，使得近代国家观念逐渐取代了宗教的超验秩序，世俗国家为自己找到了确定的理论合法性。政治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祭司与巫师。在自然法传统衰落，工具理性抬头的18世纪，黑格尔的谶语“世界史之中，唯有那些已经形成国家的民族才值得我们关心”，成为了人类历史的崭新方向。

今天的我们把民族国家视作一种理所当然的文明体，民族国家在现代意识形态与政治鼓动的编织下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神话，于是这种神话便可以轻易制造非理性的冲动。卡西尔认为这种神话的根源是“意味着无节制、无约束的力量，力图超越所有界限。”18世纪以来兴起的国家理性，意味着国家在18世纪的欧洲作为一种功利主义式的你争我夺与民族生存权力层面的价值逐渐高扬，随着国家在公共生活和外交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主权与决断的概念成为了我们理解现代政治的路径。这也使国家在正当性与契约性方面的论述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在《银河英雄传说》中，银河帝国的存在也是以莱茵哈特的赫赫战功与个人魅力来维系，整个国家也是他实现自我存在价值的工具，莱因哈特也成为了施米特在《政治神学》一书中所定义的主权者——主权者不是国家的代表，它代表了主权者和臣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所建立的政治共同体。主权者所对立的是施米特深恶痛绝的议会制所代表的多元政治，他必须也不得不以决断性的态度来克服这种现代性的挑战。

在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杨威利与莱茵哈特的对立所在，他们虽然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之争，但是本质在于他们理解的国家与主权截然不同。杨威利憧憬的是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建构的国家，他的“国家”是中立的、无关最高价值和终极理想的。而莱茵哈特的国家明显是一条思想史中德国性进路的国家（俾斯麦：“打垮那些波兰人，直到他们丧失一切希望，倒地死亡；我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生存，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消灭他们。”）——它诉诸于民族血统的纯粹、终极的国家理想和衬托出周边民族的堕落。然而现实政治绝没有小说中所说的那么泾渭分明，所有的国家理性都是灰色的，它们在两条道路和理想之间搏斗。国家理性的追求，赋予了政治人物一种特定的精神维度：权力与道德一起铸就新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来自于人类天性中对权力的追求与一种创造性的审美。而当这个理想一经奠定，则向着权力深渊堕落进发，战争、掠夺、屠杀，国家必须为了生存与荣誉进击。银河帝国与联邦的斗争就是这样的道德二元论所驱动，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战争的惨无人道与政治斗争的冷酷也是源自于此。

写作《德国的浩劫》的历史学家梅尼克曾经寄希望于政治家心中既想着国家，也想着上帝。曾经以历史学家作为理想的杨威利无疑是践行这种理想的政治家，甚至他心中的神性远远超过所谓国家理性，因为饱读史书且心性恬淡的他早就明白，国家的精神维度与价值伦理都应以维护正义与人道为准绳。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甚至不无预言性的作品，《银河英雄传说》的历史感只能来自对往昔历史的回眸与嗟叹，它所指向的那个新的世界，正在向杨威利嘲讽与担忧的方向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