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衡山/文

在多元文化主义大潮依旧处于进行时的当下美国，种族与族裔话题一直是文学关注的对象。近年来，普利策和美国全国图书奖已经多次颁给非裔、本土裔和韩裔等作家。相对而言，曾经在历史上颇有成就的犹太文学似乎寂寂无闻。这是不是与犹太人在美国早已经被认为是白人、至少是成功的白人的一部分有关？又或者说，犹太人的成功模糊了其族裔的身份，以致不再需讲述与其特征相关的故事？

2022年普利策小说奖颁给了一位犹太裔作家，其作品《内塔尼亚胡一家》(TheNetanyahus)回应了上述疑惑，让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了美国犹太裔人身上。小说的叙述语调幽默，间或尖刻与讽刺，同时又时时呈现自嘲与自我批判，堪比文学史上诸如马拉默德、贝娄和菲利普·罗斯这样的犹太小说大家。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犹太身份的认知入木三分，不仅仅是承续了惯常的美籍犹太人身份冲突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把对犹太身份的认识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一方面讲述其渊源，另一方面则是透视背后的政治问题，从深层次上探讨由宗教到族裔再到种族行为间的关联，由此衬托在历史和当下世界中一些犹太人所作所为的缘由。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超越了一般的族裔文学的范畴，直面由对种族问题认识的偏颇导致的本质主义认识观的偏执。就这个方面而言，小说展示了其深刻的批判力度，这是近年来美国族裔文学少有的表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纽约州一个乡野小镇上的文理学院有了第一位犹太教员，他在那里教授美国纳税史。有一天，这位刚出校门不久名叫布路姆的年轻助理教授被系主任要求去接待一位来应聘的犹太学者，同时成为历史系应聘委员会的成员。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领域根本不相关，不过，犹太人的身份把他们拉到了一起。正是从这里开始，小说展开了看似情节简单实则内容繁复的故事叙述。

小说作者约书亚·科恩透露，故事素材来源于美国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对他的亲口讲述，布鲁姆年轻时曾经在校园里接待过一位名叫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和他的家庭的来访。这个事深深吸引了科恩，以致他不得不就此写成一部小说。故事中的叙述者布路姆的原型就是布鲁姆，内塔尼亚胡也基于真实人物，是已经去职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父亲。这部作品因此可以归类为历史小说，打通现实与虚构的隔阂，把现实中的人物用虚构的方式展现在读者眼前。

就人物塑造而言，科恩显然在布路姆身上增加了更多的虚构色彩，只是使用了真实人物的一些生活线索，与现实中的布鲁姆没有多大关系。相对而言，在内塔尼亚胡这个形象上，作者下足了功夫，不仅和盘托出其生活背景和成长轨迹，而且还探囊其学术著述，从其研究路径和目的着手，揭示其真实心态和政治雄心。所有这一切与真实人物紧密关联，从中可以看出小说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某种看法。但这部小说毕竟不是传记，科恩不是要给内塔尼亚胡画像，而是试图通过讲述人物故事来勾勒犹太身份的矛盾处境，继而揭示种族问题背后的政治困厄的来源。

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代表了两种犹太裔美国人：一种是谨慎生活，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同化于美国人之中；另一种则是笃信犹太信仰，坚守上帝选民信念，坚决要求实现复国大梦。从表面上来看，前者是很多犹太裔美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写照，后者是对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思想渊源的探究。这两种人物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作者完全可以各写各的，各讲各的故事。科恩的不同寻常表现在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借以前者表现传统意义上的犹太族裔在成为美国人过程中所遭遇的种族和文化上的有形无形的抵制和压抑，另一方面通过后者引发对种族问题本身的再思考，而这实际上也是美国无法摆脱的困境。

从大城市纽约来到一所小镇学院的布路姆想通过学术之路，成为美国人。他选择美国生活中的纳税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为此可以获得“美国研究学者”称号。这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表明其脱离犹太身份的姿态。他相信“进步”概念，在其眼里，这是美国的象征，所谓无论何人，一律同样对待，人人都是美国人。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他遭遇的恰恰是他不愿面对的：犹太人的身份如影随形，时不时地在生活和工作中被人当话柄使用。

圣诞晚会上，他被要求扮演圣诞老人，因为犹太人天生长有一捋胡须。他研究纳税史，名声外传，大家蜂拥而来要求他帮助如何减税，一大原因更是因为犹太人精于算计，对钱天生敏感。他被要求参与内塔尼亚胡的应聘面试，仅仅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出自“一家”，天生地互相了解。这种背后作祟的刻板印象是区别族裔的有效方式，在不知不觉中给被区别的对象贴上了标签，其内涵也同时指向了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在布路姆看来，这在犹太人心理中更是造成了一种“犹太焦虑症”，让他们天生神经紧张。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一个犹太人在成为一个成功的美国人的过程中被不停地贴上所谓犹太的标志，直至被认为是用尽了犹太人的心机才得以成功。在试图走向成功道路上的布路姆，不得不体味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各种尴尬乃至耻辱处境。

与布路姆的拥抱美国但又被隔阂不止的形象相对照的是内塔尼亚胡的人物塑造。科恩通过特别的情节勾勒出了人物的历史轨迹：这是一个出生在波兰，在巴勒斯担以色列人聚集区受教育，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的犹太人。与布路姆一样，他们都是离散犹太人。不同的是，前者走的是一条美国梦之路，犹太身份是要被摈弃的对象，而这恰恰是后者坚守的东西。为了表明这种坚守的缘由，科恩充分挖掘了这个人物在真实历史中的背景材料，通过虚构的两次演讲，展示其犹太身份的坚定立场。这里，小说描绘的学术话题氛围与其中透露的种族观念的政治意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好奇，另一方面曲折迂回地表现了政治观念。科恩在这里展现了其写作才能，语调的微妙与尖锐之间的双向把握让人称绝。

在内塔尼亚胡眼中，犹太民族的悲剧来自从宗教到种族间的变化。他从其学术专长——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研究——举例说明。十五世纪前后的西班牙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驱逐和迫害，这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因为此前犹太人大多转信天主教。真正原因在于，内塔尼亚胡指出，新近建立的西班牙王国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需要从贵族那里夺得权利，而很多犹太人是贵族的忠诚侍从，在金融和财力上提供资助。为了彻底扳倒地方贵族，王国统治者发明了“种族”这个概念，宣布改信教宗的犹太人本质上属于犹太种族，不会改变其信仰，一定会在暗地里再次回归犹太教，所以他们是敌人，要被驱逐，宗教裁判所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结果是贵族势力的衰弱。

需要指出的是，种族概念并不是出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发明，但是他们在这上面增加了一个定义，即，基于纯粹血统的种族，而血统则是本质的代名词，血统不变，本质难改。犹太人的血统注定其犹太信仰本质的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历史学家内塔尼亚胡的理论雄辩滔滔，滴水不漏。尽管在叙述者布路姆看来，他似乎忘掉了1495年与1945年的区别，似乎历史并没有变化，一贯如此。

内塔尼亚胡最有力的证据便是这种血统种族论在希特勒德国身上的应用。在揭示迫害者的种族逻辑之荒谬方面，内塔尼亚胡很是表现了一番学者以学问为公器的风范。但是布路姆却隐约觉得，内塔尼亚胡做的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某种“迷信或者教条”的推演。在他那里，“历史是神学，事实是原在的信仰”。历史上的一切皆是出自源头的信仰。果然，很快他话锋一转，回到犹太人的使命这个话题上。犹太人是上帝选民，得到上帝允诺，复国是犹太人不可回避的使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所宣扬的是修正主义立场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抛弃曾经在复国主义思潮中有一席之地的与阿拉伯人共存的想法，建立完全纯粹的犹太人国家。显然，这种修正思想立场乃是基于对纯粹犹太血统的信仰。很吊轨的是，内塔尼亚胡前面所批判的血统论毫无障碍地被他自己用到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中。而这样的转变，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发觉有任何问题。

更让布路姆惊愕的是，内塔尼亚胡继而更是把话题转向美国，认为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完全可以用民主来解决，解决的办法是用民主碾压一切，以获得绝对一致的声音，让所有人统一在民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族裔问题自然也就不会引起什么关注。换言之，布路姆遭遇的犹太尴尬也就不会发生。这个看似混乱的思想，实则表现了内塔尼亚胡信奉的一个关键逻辑，即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绝对性立场和思想。“民主”在其眼里，与本意无关，只是拿来用于压制异常声音；同理，揭示血统论种族观不是为了维护正义，而是为了让犹太人牢记血仇，煽动憎恨，实行复国行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皆可以掏空，替换内容，保留形式，自己的立场就是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

口若悬河的内塔尼亚胡让布路姆感受到一股疯狂的劲道。就读者而言，他的言辞，其背后的思想逻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小说讲述的只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故事，但读者可以看到，作为学者的内塔尼亚胡的思想最终在其儿子身上得以实现，小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执政最长的总理，奉行的国策是其父亲犹太绝对立场的翻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则是犹太身份的最大化表现，但现实告诉我们，他们所坚信不疑的建立纯粹犹太国的思想带来的是多年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为维护犹太血统的纯粹，不顾多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血泪，这让他们从曾经的被迫害者转而成为迫害者，而且表现出同样的迫害者思想逻辑。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极大的讽刺。小说的言外之意，在这个方面显而易见。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他得到了以色列国内一些人的拥护，甚至喊出了“彼比（他的昵称），我们的国王”的口号，其中反衬的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可以溯源到老内塔尼亚胡的言行之中，小说对此亦有生动的描述。另一方面，如果联系美国国内的情况，这种最大化行为背后透露出的绝对性立场也指向了很多美国人信奉的圭臬：非黑即白，非我即不对，与我不同即要排除。科恩笔下的内塔尼亚胡这个形象从历史中走来，印证了现实中的真实。血统种族论也是很多美国人心目中理解族裔的一个认知框架，尽管多元文化下的“政治正确”已盛行多年，但留存在心底的对族裔文化的某些固定与刻板的认识依旧大行其道，本质上这源于血统种族论。此外，意识形态化的、单一的政治理念又让很多人笃信自己的立场，用一种绝对的思维逻辑来捍卫自己的绝对正确。科恩写的是历史，说的是当下。

小说最后描述了一场闹剧，内塔尼亚胡一家——包括其妻子和三个儿子，像野蛮人一般把布路姆的家掀了个底朝天。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一种象征，预示其犹太绝对主义思想会造成的可怕结果。至此，科恩完成了从犹太族裔形象到犹太思想政治化的转向，这不只是对族裔传统的重写，同时也是一种升华，从中揭示的由族裔立场的绝对化而导致的政治偏执则是当下世界的一个普遍问题。布路姆讲述的历史故事也因此具有了直面当下的意义，这是小说获奖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美国中心副主任，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