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浩斌/文

2022年7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季进的《另一种声音：汉外汉学访谈录》（修订版）。在此次增订中，新加入了对于伊维德、李欧梵、何碧玉与安必诺、罗鹏的四篇对话。原本“外来的”声音，在增添了荷兰视域、法国汉学、第四代哈佛—哥大研究传统（罗鹏作为王德威的学生，其师承和学理皆可谓属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四阶段）之后，变得更加众声喧哗，也显得更为世界化了。若用张爱玲的“包括在外”一词来形容，这些汉外汉学的声音们无疑是既被“包括”但又“在外”的对中国文学的致意、研究、批判、传播与整合。

无尽的回声：

合纵连横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季进的访谈对象多为海外汉学家中的中国文学或华文文学研究者，以及比较文学研究者。换言之，他们的研究多以中国文学为主体，同时借用了史学、思想史、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国别或语言的文学等学科或方法或他者作为研究的工具或对比的镜鉴。可以说，“另一种声音”在介入“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开端之际，便已经有意识地在进行衔接、比较、突显或重估的工作了。

比如，乐黛云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这一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家轴心（罗鹏则是第四代）。这一脉络突显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夏志清尤其发掘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的文学价值。再比如宇文所安强调文学史的内在逻辑，他在《剑桥中国文学史》叙事理路中与田晓菲等人一道打破了如唐宋断代的史论框架，也穿透了诗歌、戏剧或小说的传统体裁分割研究法。

实际上，这些研究都是一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合纵连横。深受英美新批评和利维斯影响的夏志清则是在平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他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大作家谱系的，也就是说，夏志清对张爱玲或萧红“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是基于对西方优美作品的品鉴与积淀之后再细读中国现代小说的结果。而颇为不同的第四代学人罗鹏则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中纳入了同人小说、离散现象、武侠方法等新兴研究因子，用罗鹏自己的话来概括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海外汉学其实是中国文学传播出去以后反弹的回声，而这一回声如同传声游戏一般在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理论研究、史学语境等无尽的尺码下，不断变形，一边丰富着中国文学本身的面相，另一边也试图去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既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趋势。这个时候，“另一种声音”既可以是相对于本土中国文学研究的海外汉学，也可以是相对于欧美文学传统的东方文学与思想。不过为了保证传声游戏不会越传越离谱，关键首在搭建扎实的翻译之桥。

不能承受的翻译之轻

“一是翻译，二是研究。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如果不做翻译，西方读者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几乎所有研究现代诗的国外学者同时也从事翻译，就和国内英美诗歌学者也同时翻译英美诗歌一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奚密如是说。

学界体制往往更重创新性研究成果，但这一看似科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却往往并不符合人文学术的传承规律。在现代高校评价机制中，翻译被纳入职称评定的地位被越降越低、趋近于零。但与此同时，在真文学和真学术的存在链条中，好的翻译往往意味着全部人文大厦能起高楼的基底。夏志清称葛浩文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也正是有葛浩文这样孜孜不倦的译者，莫言、王安忆之类的作家才能够被远播海外，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殊荣。

再如作为作家的钱钟书在《围城》的外语译介和夏志清的研究下得到重视，但作为学者的钱钟书更是“超一流的”，这时，像艾朗诺这般的《管锥编》译介者要能跨越中西之界限便更显其难能可贵。钱钟书以古文—片断—笔记式的风格来进行包含西学精粹的中学研究，其在思想和文学上的造诣是高且冷的。学理上的理解、批评和对话首先要建立在靠谱的翻译之上。钱钟书讲《周易》的“易之三名”批评了黑格尔，但并不减少我们对黑格尔哲学造诣的敬佩，当全世界的学者读到钱钟书的批评时，也将重估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意涵，并且进而建立起新的（非欧美中心主义的）全球文学史观。这也是张隆溪推崇、演绎钱钟书之才学的根本要素，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第一前提：对“异曲同工”的跨文化具备跨语言的能力，对“道与逻各斯”的跨思想能够熟络地翻译。

小结：文学的共同体

季进编著的这本《另一种声音》使中文读者见识到了看似“外在的”对中国文学阅读与回应的声音，而中国文学之流播于外本身也是另一种声音，后一种声音在近世（EarlyModern）达到高峰，随后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高涨中不断浮沉，但毕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内在的声道与波动。

像德国汉学家顾彬以“忧郁和主观主义”贯穿中国诗歌传统，这不同于文史哲结合的中国古典传统，但自然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国文学特有的质地。而王德威则跨越了大陆文学、华人文学、港台文学、海外文学的沟壑，更是强调让陈寅恪、钱钟书、王国维、章太炎这些大师的理论和观念走出本土。正如昆德拉的《帷幕》以及帕慕克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所示，俄语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知己可能是法国的纪德，而捷克作家卡夫卡的后代也许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同理，懂白居易的或许是日本的紫式部，波士顿的叶凯蒂可以看到与许知远所看到的不同的梁启超……在复调的声音中，中国文学会在世界文学的乐谱中流出独特主体性的旋律线。通过充足的翻译、研究、对话、访谈、倾听和批评之后，公器自有公断。（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