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睿/文

史上唯一或第一大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去想别的了。”这句话所出自他的论文，研究的主要是不同国家之间横向比较为何有不同的增长率，进而在几十、上百年后滚动形成巨大的国民福利差距。不过另一个问题更加根本，也因此更引入入胜：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持续、可观的经济增长？要知道，我们习以为常的增长趋势，在历史上是个新现象。人类大约从公元前一万年起陆续进入农耕文明，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此后一万多年，全人类的生活水平始终在极低的水平徘徊，偶有一点小波动。我们大多数并不富贵的祖先们，不论是活在距今三千年前还是三百年前，一辈子都在温饱的边缘挣扎，营养不良是常态。因饥馑或疫病而活不到老的命运，即便没有降临在他们自己身上，也几乎必然会击中他们的亲朋好友。贵族、平民和农奴阶层对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都毫不陌生。世界各地的人均预期寿命向来都是少则二十多岁，多则三十多岁。

这一切直到工业革命才开始有了改变，天翻地覆的改变。陈志武教授在本报和其他不少地方反复引用过经济史名家格里高利·克拉克的一段话：“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等其他著名经济史学者也有类似论断。学术著作或文章中出现这样的表述，前后通常都会附有一张图表，横轴是公元前一千年或公元元年以来的时间，纵轴是人均收入或GDP。图中左起向右超过90%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这条“曲”线都低到近乎平行地挨着横轴；直到两百年前，也就是最右边不到10%的位置，线条突然以接近垂直的角度拔地而起。飞速提升的不只是平均值，底层民众的生活也有巨大改善。按照世界银行设立的贫困标准，两百年前全球约有九成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到了2015年这个比例差不多刚好倒了过来。如今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70岁，最差国家的数字也在50岁以上，高于截至19世纪末任何国家的水平。

工业革命是不是史上唯一或第一大事，也许人们永远不会有一致意见。一方面，侧重政治、军事的传统历史书写，确实过于关注帝王将相，而他们毕竟只是这个星球上生活过的人中的极小一部分。虽然他们做出的一些决定会影响民众生活，甚至决定一些人的生死，但对于衣食住行这些普通人每天离不开的事情，政治精英们的作用恐怕远远配不上他们在史书中所占据的篇幅比例。另一方面，生活水准也不是人们的全部念想。免于丧失自由和健康的恐惧，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有的愿望；而思想、艺术、科学等等，尽管未必是大多数人心之所系，却也是人类作为唯一智慧生物的主要成就，理应在历史叙述中享有相应的地位。但无论如何，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数以十亿计普通人的物质生活的转变，确实是革命性的，人类社会也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变化能与之相提并论。

解释之争

而这也就使前文提到的“世界经济为何出现了持续增长”这个大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的一座圣杯。与之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为何首先出现于以英国为首的西北欧国家，让它们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带尤其是亚洲之间有了“大分流”？诸多顶尖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认为地理环境不同导致社会发展差异；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作撰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及前后一系列论文，始终坚称制度才是长期增长的主要成因；而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麦克洛斯基对企业家精神、乔尔·莫基尔对启蒙文化的强调，多少都可以归入文化决定论中。当然，很少有人会直白地承认自己是单一因素决定论者，然而“不是说其他方面不重要，但……”这类摆姿态的表述见得多了，大家也都清楚各自的真实观点。

多年来，各位学术大佬们辩论不休，谁也没能说服大家，自己力推的那一个条件，才是大问题的唯一关键答案。也许，工业革命真的没有一个核心的成因，而是几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这一假说听起来符合常人的直觉，但此前的研究者们对此也有合理的顾虑。杰弗里·萨克斯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就批评该书试图仅用制度这一个因素解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看不到现实之复杂。两位作者在博客上对萨克斯的回应则讽刺说，如果一个解释框架声称包含了17种相关因素，每个因素都极为重要，那根本称不上是什么框架。的确，如果放进理论中的因素太多，就有和稀泥之嫌。

与此同时，新生代学者们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利用更多更好的数据和愈发精良的计量技术，继续着与大问题有关的经济史研究。他们中的不少人逐渐开始认同多因素互动的解释。今年，两位年轻的经济史学家马克·小山（MarkKoyama）和贾里德·鲁宾（JaredRubin）合著，面向普通读者推出的《世界如何致富》（HowtheWorldBecameRich）一书，就是该解释路径的集大成者。本书主要综合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史界的研究成果，辨析了地理、制度、文化、人口等因素各自的解释力及局限，向读者展示各种因素如何交织在西北欧，推动产生工业革命，最后讲述了其他经济体如何也相继开启现代经济增长，追赶先发国家，让整个世界富裕起来的历程。

几大因素

让我们从地理开始。经济学和经济史所称的地理，不只是地貌环境、自然资源等，还包括气候。事实上，在煤炭等矿产资源被大规模发掘使用前，学者们尤其喜欢用气候来解释他们所知的不同社会的差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六卷中，就将第三卷的大部分篇幅用来讨论气候如何影响各地人民的性格，进而形塑法律，并在第四卷里接着研究了法律与经济的关系。

地理决定论在当代的代表是戴蒙德。他继承和发展了生态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观点，主张由于欧亚大陆沿东西方向而美洲和非洲大陆沿南北方向延展，前者之中纬度大致相同因而气候类似的区域明显多于后者，人群、家畜、作物以及农业技术就更容易在欧洲和亚洲各个社会之间“横向”传播，促进经济、科技发展，帮助近东、南亚、东亚成为几处最早的文明发祥地。

另外常识也告诉我们，有良港，特别是位置优越的出海口，是重要的贸易优势。毕竟在19世纪中叶铁路普及前，水路运输是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成本比陆路运输要低一两个数量级，甚至直到今天也还难以被替代。

地理的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而地理决定论面临着一个致命的问题。地理环境在几千年时间里基本不变，但最近几百年，之前相对繁荣与贫瘠的很多社会之间，用阿西莫格鲁及合作者2002年的一篇论文标题来说，出现了时运逆转（reversaloffortune）。他们利用前欧洲殖民地的数据发现，15世纪末相对来说城市化率更高、人口更密集的地区，五百年后反倒更贫穷。逆转的时点是1800年前后，与工业革命大体同步。而工业革命发生在一千年前几乎还是蛮荒之地的英国，不是凭借天时地利富庶了几千年的地中海沿岸和亚洲。地理因素无法对何以会有工业化，及其时间和地点，提供完备的解释。

有学者主张，即便地理条件不是工业革命这个故事的全部，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彭慕兰和罗伯特·艾伦都认为，英国丰富的煤炭资源形成的低煤价，使得蒸汽机作为替代人力的工业动力首先在该国变得有利可图。但众所周知，中国也有浩大的煤炭储量。即使只看欧洲，煤炭也不由英国独享，现属德国的鲁尔区就是著名的煤炭产地。莫基尔同样提出几点异议：工业革命不全依靠蒸汽动力，水力也可堪一用；蒸汽动力并非只能出自燃煤；煤炭供给弹性很高，且不局限于原产地自用。所以，煤炭资源这种地理因素对工业革命的贡献，也不应高估。

接下来看看制度的作用。同样需要事先说明的是，经济史学家们研究的制度，在政治、法律之外，还包括经济乃至宗教体制。制度解释在大约半个世纪前由道格拉斯·诺斯首次详述，后来阿夫纳·格雷夫、蒂莫西·贝斯利等学者相继运用博弈论模型给出了更清晰的展示，阿西莫格鲁与合作者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从经济学思维方式出发，制度解释相当自然：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在权力真正被关进笼子的法治社会，产权才能得到保障，人们也才有激励进行长期投资和发明创造，让经济有增长的可能。正如从梅因到哈耶克都注意到的，西欧率先完成了法律体系“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既然这样，经济引擎首先在西欧开始加速，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法治如何建立？换句话说，谁可以把权力关进笼子，还能始终把好关，不让它出来肆虐？不能是某一种更大、更不易受约束的权力，只能是相互制衡的分散权力。历史上，西欧国家的贵族、教士以及后来的商人等权势精英屡屡结盟抗衡君主，形成惯例后又凝结成了代议制。对权力的约束被永久地制度化后，不但民众的各种权利愈加受保护，在财政等大政问题上，国家也更能做出可信的承诺，大大有助于公平、有效地征税并供给公共品，以及收集社会治理和运行所需信息等国家能力（statecapacity）的发展，而这也是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

对制度这些作用机制的讨论，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已尘埃落定，无从推翻。但为什么是西欧先迈出了向现代制度转轨的第一步？为什么非洲、中东很多国家直到今天还不得见法治的曙光？有人说，运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也有人不接受这种说法。这个问题尚无强烈共识。

是不是文化决定了制度以及社会其他方方面面？这种理论从不缺少拥趸。对“国民性”的大讨论，史上有过不止一次。有意思的是，对制度走向有不同意见的很多人，却在一点上高度一致：一种特定文化只适合一种特定制度。只不过，有人觉得制度需要变革，所以文化必须要改造；当时其他的人则说，既然文化和制度相适应，文化又只会缓慢演化，不可能一夕改变，那制度就不能擅动。

曾经不少经济学家回避对文化的探讨，尤其是涉及与其他要素的因果关系时，因为“文化”概念在操作意义上不好处理，容易陷入界定含糊、大而化之，以至于正反都能讲出点道理的“民科”化陷阱。很多人都听说过，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中外观察者眼中，东亚地区长期停滞，儒家思想即属进步的一大障碍，因为据说儒学重义轻利，重农轻商（虽然有些观念细究起来可能源自早期儒家之外的百家）；而到了下半叶，历史上曾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和处于儒家文化圈内的亚洲四小龙，经济纷纷崛起，儒家文化又被说成是它们的发展秘诀，这回的说法是，要归功于孔孟之道熏陶出了大批勤奋、恪守信用、习惯服从安排的劳动者。

经济发展确实需要适宜的价值观土壤：世风更崇尚投身工商业辛勤工作而不是像古罗马人那样以军功、官阶为荣；社会对新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足够宽容，对科技进步不盲目恐慌；舆论不妖魔化资本、利润，也不因为金融业的运作机理令普通人难以理解就大肆传播阴谋论。不过这些可以在短至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发生剧变。别的先不说，就切身体会而言，年长的国人都能记得计划经济体制未完全转轨时国营商店营业员的服务态度。进入21世纪后，那种让人绝无可能冲动消费的体验，在服务行业中已遍地难寻。更早一点，1990年代的媒体上已然能经常见到对所谓“拜金”、“浮躁”的社会风气的激烈批判。曼昆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原理》总结的十大原理中有一条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上述适合经济发展的观念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激励机制孰先孰后，显然没有文化决定论者们所相信的那么简单。至少在中国的改革年代，更像是后者驱动前者。

主张“文化只会缓慢演化”的决定论者或许会说，那些可以被制度环境在不长时间里明显改变的行为惯例和价值倾向，不是他们所说的文化的一部分。但如此定义的文化，最后还能剩下些什么，就有点可疑了。帝制时代女性面对的种种非正式约束，经过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如今大多已消亡。如果不承认这是文化巨变，等于全然无视一半人的存在。再往细处说，与春节有关的禁忌中曾有一条“债不过年”，这在企业贷款经营乃常态，还有数以亿计的人肩负房贷的现代商业社会，如果还能作为习俗通行下去，实属不可想象。这么看来，人们能够坚守的文化传统，似乎仅限于践行起来足够方便，不至于让大家跟钱过不去的那些事情？

倒也未必尽然。伊斯兰教对于借贷，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商业运作，有远比“债不过年”更严苛的限制。这被普遍认为是中东地区几个世纪来经济停滞的关键原因。不过细究起来，如果不是教法使然，这些限制在民间完全可能被绕开，就像犹太-基督教传统演变的那样。《圣经·旧约》和《古兰经》中固然有反对有息借贷之类的内容，然则字面理解教义并非世界几大宗教向来的正统做法，现在为人所熟知的原教旨主义恰恰是近代以降才流行起来的思潮。本书作者之一鲁宾在其2017年广受好评的个人论著中认为，与受罗马法及其伴生的权力架构和政治传统泽被的欧洲君主们不同，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们严重依赖神职人员集团为其提供合法性资源，作为交换，遂将宗教权威纳入政治体系。中东于是不得不承受神权政治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滋生的后果，直到今天也还看不到政教分离的希望。

不可否认，文化中也确实有些成分，当初系由地理、技术或制度等方面环境而形成，在成因消散之后依然长久存在，并对经济发展有持续影响。关于性别歧视的多项经济学研究发现，历史上以犁耕为主的农业文明，与其他社会相比，时至今日仍有更刻板的性别规范。原因可能是犁的操作需要强健的上身力量，男性在犁耕社会中从而更易掌握家庭中的经济大权，迫使女性屈于从属地位。当然，这是在同一时间点上就某一特定问题，比较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结果，我们不应夸大某种历史动因的残留影响在当下的绝对效力，看不到两百年来几乎每个社会每一方面都出现了的巨大变迁，更不能由此得出“文化才是根本”的决定论。足以认定的也许只能是，文化不是什么几千年前祖先为我们固定下来，内核稳如磐石的东西，它会和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其中自然包含经济。

书中单独讨论的最后一大因素是人口数量和结构。这个问题上怎么也绕不开的是马尔萨斯。后见之明告诉我们，他的人口理论推出之日，就是失效之时。反过来看，他的理论对前现代世界有虽不完满但也颇为出色的解释力：平日里人们只能勉强求得温饱，如有偶然事件引发收入增加，确实能让更多人存活下来，但在有限的土地上会导致劳动力边际产出递减，最终将人均收入打回原状。粗略地讲，这正是工业革命前一万多年中人类的基本处境。一个能有效解释超过97%的时间里人类社会主要问题之一的理论，说是天才思想也不为过，但它终究无法凭一己之力解答我们面对的大问题。至于近代以降的人口结构转型，那是工业革命出现后的事了。

书中还讨论了一个不成其为“因素”的事情——殖民。有不少人声称，西方国家是靠剥削、掠夺殖民地才开始增长。乍一看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19世纪是西欧诸国对外扩张的高峰期，西欧经济又恰好在这段时间起飞，这难道是巧合吗？

问题是，在时间和地点上，这个理论都站不住脚。殖民帝国古已有之。包括英国在内西欧的大部分地区，自身就曾是被罗马帝国征服的殖民地。而在罗马之前，早有地跨亚非两大洲的亚述帝国；罗马之后，又有蒙古和奥斯曼等等。这些帝国没少烧杀抢掠，但它们治下并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欧洲最显赫的殖民宗主国一度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从南美掠夺了大量贵金属。但工业革命也未诞生于伊比利亚半岛，两国反倒在此之前就开始逐渐衰落。同时期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几大帝国也与英国式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无缘。至于英国人，他们在互惠经商之外从殖民地偶尔抢夺的一点财富，与国内经济发展所增加的国民收入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相反，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兴修铁路，让英属印度到1930年拥有了当时全球第四大铁路网。包括克拉克奖得主戴夫·唐纳森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发现，铁路网帮助改善了印度的经济和教育状况。另有研究表明，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工资水平在殖民时期大幅提升。还有一篇在经济学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应用被欧洲人殖民过的海岛所处的海风气候作为接近随机的“自然实验”来识别因果关系，发现这些地区经历殖民统治的时间越长，当前的人均GDP就越高，其中英、法、荷殖民地又更胜一筹。海岛上一般倒是没法铺设铁路，但考虑到传教士们担当主力的新式医院、学校可以给当地人民带去更科学的医药和更丰富的教育资源，这一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意外。英国人的确参与了自古以来每片大洲、每个人种中都既有受益者又有受害者的奴隶贸易，但所获利润不多。并且，经过国内宗教激进人士的大力游说，英国还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启了废奴运动。一言以蔽之，英国不是靠殖民才率先富起来，反而对外辐射了正面的影响力。

最后一块拼图

所以，为什么是位于西北欧的英国？几大因素究竟是如何交互作用的？本书就此对经济史学界目前的认识做了总结。地理上，山脉隔断阻碍了笼罩全欧的大帝国在战争中形成。并存的多个政治实体提供了不同制度实验、竞争的演化环境。例如西班牙就因为君主专制的落后制度而落了下风。这解释了“大分流”。至于西北欧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小分流”，需要先注意的是其面向大西洋，让商人们能从海洋贸易中获利，进而有动机和能力与传统的地主阶级权力精英博弈，推动制度改革。光荣革命就是代表性事件，其后奠定了英国的议会主权、中央银行和国债体系等重要制度。荷兰一度更为先进，英国连君主和财政体系都是从荷兰“进口”。但该国体量太小，就市场规模与分工细化的斯密式良性循环来说，注定赶不上英国，且又地处大陆，更容易陷入战争泥淖。最后，莫基尔特别指出，英国相对宽容的有限政府不仅产权保护到位，还允许科学家和文化人（有不少人身兼两种身份）积极探究和创新。英国的熟练工人和学徒与欧洲大陆上的同行相比更少受行会约束，在人身和技术上更为自由。18世纪英国有了这样的政治、商业和知识环境，涌现一批发明家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还不能说，能够实际投入工矿生产的蒸汽机一出现，其余的就是历史了（Therestishistory）。工业化转型期间，英国的经济增速不温不火，比20世纪初的美国，二战后的西德，以及后来的东亚主要经济体，都要慢得多。但“持续”是我们关心的“持续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到19世纪上半叶，享受着复利奇迹的英国，已将长达万年的停滞与指数级增长之间的拐点抛在身后。成了问题的是普通人的收入。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半个多世纪，工资水平一直没见起色，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明显抬升。究其原因，首先当属阴魂不散的马尔萨斯式人口压力。1851年英国人口已达2700万左右，而百年前这个数字只有约600万。其次，第一次工业革命尚在进行中时，英国参与了长达25年的对法战争，经济负担沉重。第三，史无前例的机械化节省了劳动力，但经济体显然还没有做好迅速发明新的工种来创造就业的准备。

好在文化传播和人口转型帮上了忙。法国大革命前后，少生、优育的现代生育观念在该国萌生，19世纪下半叶通过文化渠道扩散到了欧洲其他地区及北美。1870年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启动。与第一次依靠工匠不同，这回正规科学和大众教育更能促进工商业发展，英国对这些并不垄断，德、法、美也有优势。竞争压力之下，我们所熟悉的追赶式增长现身了。

之后的经济史，大体就是各经济体基于自身条件和约束，挑拣不同侧面学习、仿照先发国家，追求增长的历程。当初英国作为先驱，在没有蓝图可循时，可能是无意识地发明了现代经济增长机制，孤身走出了凝滞万年的漫漫长夜。按理说模仿比首创要容易，但后来者们的表现参差不一：有的一举成功，有的总是失败，还有的大起大落。20世纪有些时候的英国，看上去也只是过去那个自己的影子。先行者身上或许有些什么，值得更多的后来者效仿，同时也不应被曾经拥有的人们忘记。本书的一大意义，当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