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平/文

直到1960年代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地位还被低估，她的女性主义关怀也基本没有得到认可。过去几十年里，伍尔夫的文学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克拉丽莎·达洛维的性格仍然令人费解。像她的前辈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一样，伍尔夫总体上选择描述天赋和智力较低且比她自己更传统的女性。从看到小说名称的那一刻起，读者就会不由自主地对女主人公作出判断。通过强调“夫人”的方式，伍尔夫提请人们注意主人公是由她的婚姻定义的。她被她的丈夫定义，她的身份被丈夫的身份淹没，甚至她的名字也被社会称谓抹去。

当代女权主义要么用解放了的达洛维女士来代替伍尔夫笔下模棱两可的主人公，要么将克拉丽莎奉为女祭司或女神，但似乎都错过了重点。写作《达洛维夫人》时，伍尔夫正重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前者现实意味浓郁的标题，与后者充满神话色彩的书名，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克拉丽莎不是佩内洛普或雅典娜，而是一个平凡日子里的普通女人，她一天中的各个阶段也没有与古典史诗进行对照。这本书之所以动人和深刻，是因为伍尔夫关注的是人们社会面具背后的人性。

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未能实现自己早年的梦想和抱负。克拉丽莎担心自己的生活一直是肤浅的、缺乏激情的。理查德·达洛维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社会主义者彼得·沃尔什，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却没有实现他的文学抱负。叛逆的莎莉·塞顿嫁给了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秃头制造商。知识分子多丽丝·基尔曼成了一个痛苦的宗教狂热分子。塞普蒂默斯·史密斯梦想成为一名诗人，却饱受无法去爱的折磨。事实上，每一个生命的意义都比这些简单的概括所表达的更大，更分散，更难以预测。

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样，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也写了主人公完整的“一天”和完整的“一生”。前者选择的是1904年6月16号的都柏林，后者将1923年6月13号的伦敦设为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年后，战争的硝烟还残留在伦敦炎热的空气里，战争的阴影仍笼罩着幸存者的心灵。伍尔夫让人物的思绪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回穿梭，反映和折射出他们的情感体验。读者从早到晚跟随达洛维夫人的记忆、思绪、焦虑、顿悟，经历她筹备宴会的过程，同时进入那些她所遇之人的思维中，得以见到一个宽广而又深刻的伦敦生活图景以及个人及其关系的复杂肖像。

虽然刚满五十二岁，但达洛维夫人的思绪却不断回到过去，回到1889年的六月。那时她十八岁，正与沃尔什热恋。她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一方面是因为阔别多年的恋人即将现身宴会，一方面是女儿伊丽莎白即将年满十八岁。前者提醒她没有走过的爱情和生活之路，后者让她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她不但韶华已逝，而且还缺少一份职业或者一个独立的社会身份。她很害怕自己人生的华彩已经结束。爬上楼梯到房间里午睡，她感到迈开了去往坟墓的第一步：“生命的核心一片空虛，宛如空荡荡的小阁楼。女人必须脱下华美的服饰。在中午她们必须卸装……她的床也会越来越窄。”

沃尔什对衰老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不顾一切地试图在与年轻女人的恋情中找回自己的青春和阳刚。他不断摆弄着象征男性气质的小刀。他幻想性爱冒险，甚至在街上跟踪女人。他对战后英国社会变化的感受也主要是性方面的，如报纸上的语言更加开放，女性使用化妆品，情侣们在公共场合拥抱。女性通过女儿重温自己的青春岁月，男性则有机会通过行动来更新自己的生活。如果说女性更多的是活在过去，那是因为她们的生活被年轻时的选择所束缚和决定。然而，克拉丽莎的拒绝给沃尔什留下的创伤要比他自己愿意承认的更深，而过去对他的影响也肯定要比对克拉丽莎的影响更大。在他虚张声势的面具后面，是一个并不成熟的男人，他无法调和自己所谓的理想与他真实的情感和行为。

当达洛维夫人思绪纷飞之时，与她从未谋面的另一个人物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也在“胡思乱想”。伍尔夫对这位患有弹震症老兵的刻画催人泪下。他本想成为一个诗人，却最终参军入伍，似乎是为了捍卫莎士比亚的英国。战争让他感情麻木，挚友埃文斯的阵亡让他哀恸不已，无力照顾妻子让他感到愧疚。许多年过去，恶魔开始聚集，幻觉开始滋长，他看到埃文斯从树上对他说话。伍尔夫参考自己对疯癫的体验来表现他的幻觉，同时批判那些野蛮而愚昧的医生。他们不仅枉顾他因战争造成的情感余震与心灵创伤，而且还要将他送入精神病院静养治疗。忍无可忍的塞普蒂默斯以跳窗自尽的方式留住了一丝尊严。

当达洛维夫人在宴会上从一个医生那里听到塞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时，两条平行发展的叙事线索就此交织在一起。这两个身份和地位截然不同的人物，却在心理上有着人性的感应和共鸣，如都是莎士比亚的忠实读者，都有不无诗意的心理与情怀，甚至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是相似的。震惊之下，她躲进房间沉思意义、死亡和目的等终极问题。塞普蒂默斯的死唤醒了她压抑的本真自我，也让她看到了自己完美人生的虚假和缺陷，而她最终领悟到这次宴会是一场肯定生命的盛会，从而能坦然面对青春不再的事实，开启人生的下一阶段。

达洛维夫人一天的心路历程折射出的是她所处社会的变化与转型。伍尔夫在1923年6月19日的日记里谈到《达洛维夫人》的创作时写道：“我想写生与死，正常与疯狂；我想批判这个社会制度，并展现它在最紧张的时期是如何运作的。”印度归来的沃尔什为眼前的变化而感到震惊，“人们变得异样了，报纸也和过去不同了。”而英国的政坛也处于权力转型期，保守党下野，拉姆齐·麦克唐纳德成为首位工党首相。克拉丽莎所属的阶层“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它的价值观……正受到质疑……帝国摇摇欲坠。”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从不同层面探讨人们应对变化的能力：时间的流逝，阶层的流动，文化的流变，生命的流散。

于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言，《达洛维夫人》意味着她告别了青春的梦想，也标志着她小说艺术的成熟。在准备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伍尔夫逐渐对自己的技巧和目标自信起来：“毫无疑问在我的脑海中，（40岁时）我找到了用自己的声音讲述故事的方法。”在《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夫人》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她指出，从1910年开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改变了——主人和仆人、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而一旦人际关系改变了，宗教、行为方式、政治和文学也都会有所不同。”因此，无论是人物，还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无法用爱德华时期的文学惯例充分表现。她不无夸张地宣告“对我们来说，那些传统等于毁灭，那种笔法等于死亡。”

表现人物的方式不仅在伍尔夫这一代作家中发生了变化，而且人物的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人的个性不是一个给定的单一实体，而是印象和情感的变化组合。精神分析揭示了一个多层次的自我，其中梦想、记忆和幻想与行为和思想同样重要。哲学家们将自我描述为一个混乱感觉的接受者。艺术家和画家们对感知和现实进行实验。1921年霍加斯出版社开始出版弗洛伊德的作品。伍尔夫对精神分析公开表示不屑一顾，但她用来解释感觉、记忆和压抑的心理学方法，在许多方面与弗洛伊德的方法非常相似，并且使用了类似的人类意识层次模型。

与弗洛伊德一样，伍尔夫也认为童年与人的一生密切相关。《达洛维夫人》中，人物的童年经历如照片般保存和冻结在意识深处，并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显现。当感到被遗弃、嫉妒和排斥时，克拉丽莎爬上房间楼梯，将自己当成一个探索塔楼的孩子。这个奇特的形象带有弗洛伊德式的暗示，它来自克拉丽莎童年时的一件事，“她独自一人上了塔楼。门已经关上了，在那落满灰泥的尘土和鸟巢的垃圾中，景色显得多么遥远，声音细细地、冷冷地传来（她记得，曾经在利斯山上）。”这段话在情感上非常微妙。伍尔芙没有解释，而是让记忆共鸣，其中有童话故事里被囚禁公主的回声，有叶芝式岁月绕塔的象征，还有孤独和寂寞的情绪。这些记忆或梦境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这是爱德华时代全知全能的叙述可能达不到的效果。当我们进入人物的梦境时，即使是霸道、愚钝的布鲁顿夫人也变得和善起来。在梦中，她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骑着小马驹在德文郡的小溪上跳跃。那一刻，她与她的兄弟们是平等的。

伍尔夫的心理概念也反映了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亨利·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1888)中，将时间分为可以用钟摆或指针所走的空间来衡量的线性历史时间，和由一个时刻的情绪强度来衡量的主观心理时间。柏格森的理论还可以指导那些试图捕捉情感效应的作家。他提出，一个想法或感觉可以用感知、记忆和与之相关的联想的数量来衡量。对伍尔夫来说，外部事件的意义在于它触发和释放了内心生活。一个短暂的瞬间对个人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个人可能会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伍尔夫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艺术家共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视角的重要性。立体主义绘画从多个角度、多个时间点同时呈现物体。普鲁斯特也指出小说中不仅可能存在二维的“平面心理”，还可能存在深度的“时空心理”。人是过去和现在的产物，是各种自身视角与各种外部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立体派绘画打破了视觉的平面，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从各种嵌入视角而不是从全知叙述者的固定视角向我们展示人物的做法，打破了叙事的平面。

此外，《达洛维夫人》的叙事手法非常具有电影性。伍尔夫利用蒙太奇、特写、倒叙、跟踪镜头、快速剪辑等手法，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故事。这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正涌向电影院，看最新的美国默片。而小说中，作为战后快速发展的新事物，电影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平权的作用。人们都去电影院，而音乐厅和歌剧等传统娱乐活动却吸引了截然不同的群体。聚会上，年轻的社会名流盖顿勋爵和南希·布洛正在谈论电影，彼得·沃尔什也在想着，天黑之前，年轻的工人们将在电影院里度过“两个小时”。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已是蔚为大观，而她在精神上的追求更是超凡脱俗。伍尔夫渴求的不仅仅是人们按照女权主义理解的女权，也不仅仅是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要求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想要的那个房间与其说是一种物质上的保障，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她在那本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如此写道：“假如我们有自由的习惯和表达真实的勇气，假如我们能从日常起居室逃出一会儿，不是像往常一样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去领略一下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还有天空、树林以及其他事物的本来面貌……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更是我们自己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那么，机会就会来临，而莎士比亚那位死去的诗人妹妹也就会恢复她一再失去的本来面目。她将从那些湮没无闻的先行者的生命中汲取活力，像先她死去的哥哥一样，重生于世。”如此精神追求与内心修炼，对于迷失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来说有着醍醐灌顶般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