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浪/文

三星堆是一段摆在你面前的亦神亦实的历史。根据最新的披露，在增加了“YES”的同时，也在继续增加着疑问。比如，三星堆为什么迄今没见到兵器？为什么没有墓葬？超越同时代的黄金文化何来何去？就不说他们的“纵目”了……

实在相像

其实不必总强调三星堆是本位文明，它就出在你这儿。倒是异域文明间的交流路径和融汇结晶是极其值得关注的。

此次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包含13个人物，展现了古蜀人的祭祀场景。相信不仅是我，还有人会联想到它南方600里外的古滇国贮贝器。

根据图片和报道，神坛整体高度近1米，可分为台基、人像、神兽3层。最底部为台基，中间部分总共13尊人像，他们有跪有坐，庄严肃穆。人像共分为4组，四人似乐舞，四名身材壮硕的力士抬着步辇，步辇上为平台，平台上坐一神兽，神兽腰身上有一尊人像，腰部已残断，构成了神坛的第三层结构。无论就表达祭祀的场景，分铸焊接的工艺，人物的服饰神态甚至动作，还有在有限平面上的青铜工艺叙事，都与滇国贮贝器相当接近。唯中间相差了近千年。

八号坑已经明确断代为三千年前商晚期（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大约正是三星堆八号坑的这个时候，云南进入青铜文明。云南考古界认为，距今3155年左右的商代中晚期开始，云南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一直到距今两千年左右的西汉末期结束。在这一千多年的漫长时段里，云南各地铸就了难以计数的精美青铜器，在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末期的滇文化里，古代云南青铜文明走向了高峰。

滇地贮贝器分为五种类型，包括提桶形、束腰筒状、铜鼓形和异形。一般认为，贮贝器系由铜鼓赋能演化而来。而铜鼓中年代最早的，是1976年在楚雄万家坝23号墓中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断代为春秋时期（前770至前476）。而贮贝器中最精致繁缛的重器可算是1956年出土于晋宁石寨山12号墓中的“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上铸圆雕立体人物是三星堆八号坑神坛的十倍，共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专家断代为西汉时期。

这就是说，在三千年前的三星堆时代与两千一百年前滇王降汉前后，期间九百年，滇、蜀之间的交流畅通，在青铜铸造技术上古滇国直接继承和发展了三星堆古国的文化。

从三星堆到古滇国

如同对古蜀国的主要记载都在《华阳国志》里一样，对古滇国的记载也主要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面对文物找文献中的印证是此刻考古学家们的功课。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古滇国的记载大抵说滇是西南的一个部族，位置在夜郎的西面，他们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司马迁还记载了古滇族人的发型是“椎髻”。大概就是一根一根的编辫子。

八号坑神坛上的人物形象继续着三星堆的大眼、高鼻、阔嘴，还有“椎髻”的发型。云南贮贝器上，这类的发式形态更多种多样。

八号坑神坛上四名力士肩扛四条木杠上的步辇。这个东西，新闻中叫“轿子”，我认为称“步辇”更合适些。《周礼·乡师》“与其輂辇”，注:“人挽行”。《诗经·小雅·黍苗》“我任我辇”，《左传·襄公十年》“辇重如役”，都是扛着一个不复杂的乘具使乘坐者高高在上，还没有“轿子”那般繁复。八号坑神坛扛着的是神兽及神兽上的人，贮贝器上扛着的往往是个贵妇人，这显示云南两千多年前社会结构中母系的地位，迄今在泸沽湖还有孑遗。

云南贮贝器大体是两类内容，一种是动物，如牛、虎造型。再一类是祭祀中写实的人群。其实动物也应与民间崇拜相关。

把当年最贵重的金属铸造了人们最尊崇的祭祀仪式，使那隆重的天人神通的情景固定在传世视觉里。使“神圣”的时空延续，这与后人在教堂神殿里雕塑造神造偶像是一个意思。

《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司马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记载。约在公元前339年，楚国欲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南，派楚将庄蹻入滇。不久，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庄蹻失去了与楚国本土的联系，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史料中明确记载的一代滇王，在他之前是否有滇王存在，无从考证。但在庄蹻入滇之前的若干年里，滇人青铜文化已进入鼎盛时期。考古学家李昆声说，抛开艺术成就的因素，这时的楚文化应比滇文化先进，至少，楚人穿鞋子，而滇人打赤脚。

贮贝器是滇国特有的青铜器物，是与铜鼓地位相当的"国之重器"，是为滇国王权的象征。我们捋一捋时间：三千年前三星堆青铜文明发展灿烂，两千五百年前滇地始有铜鼓文明，两千三百年前庄蹻把楚地崇尚神鬼的巫祝文化带入滇中，与三星堆青铜铸造技术汇合成贮贝器文化。与西汉雄强文化接触后，贮贝器艺术发展到极盛阶段，两千一百年前（汉元封二年前109），滇王降汉，古滇青铜文明还有一截延续。

因此说古滇贮贝器继承了三星堆的祭祀文化、写实艺术风格和青铜精细铸造技术，是有依据的。

贸易、交通与放射性矿料

《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滇国与巴蜀地区的人民经常进行贸易，滇国主要是从巴蜀地区获得漆器和丝织品，而蜀郡则从滇国获得牛、马及奴隶。司马迁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巴蜀与滇地间，数千年来贸易相通，这是没有疑问的。茶马古道的历史上溯至少在西汉，滇国降汉后，交通全无障碍，文化大融通。《后汉书·马援传》中写道：马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这是正史中对铜鼓的最早记录。马援的时代是公元40年前后，内地已经知道了铜鼓。贮贝器是滇王埋进墓里的，与三星堆一样，还要两三千年后大白天下。

但还有另一条清晰的线索联络起商周时代的华夏交通——矿料。

这阵有个流传广泛的说法，说三星堆青铜器的铜料分析中，其铜铅矿物是含放射性的，而这种特殊的含放射性的异常矿料仅产自南非的如意宝（Rooiberg）。因此，逻辑上三星堆文明来自遥远的地方。

三星堆文明有外部因素介入这是不言而喻的。上古人类及其文明因气候变化，沿几条地理通道进行迁徙，这是智人诞生以来这十万年有基因科学证明了的。具体到三星堆，大量海贝源自印度洋的孟加拉，总得有人把它们运进来。关键是，古滇国贮贝器里也都是有海贝的，与三星堆同出于印度洋！说三星堆人类当成“宝贝”的海贝一千年后传到了古滇国，还是当“宝贝”，怕没有大错。

巴蜀通印度洋，地理上绕不开云南入缅甸的这条通道。但以常识计，说三千年前的云南人或巴蜀人与南非人有过从，无论多么间接的过从，我不信！连古埃及人与南非人的联系都没证明呢。

不就是放射性铅的矿料吗？这个已经有论文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金正耀多年前运用铅同位素方法测定了殷墟出土的12件晚商青铜器，并发现部分商代青铜器中含有高放射成因铅。在国内，这种罕见的异常铅仅发现于云南东北部的部分金属矿山，据此他提出了轰动学界的商代青铜器矿料来源“西南说”。这篇报道署名吴晓桐，作者单位系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1月1日 第6版。我还查到云南省辐射环境检测站马艳芳喻亦林署名，在《有色金属工程》2014年第二期上发表的《云南铅锌矿中的天然放射性》论文，称“云南兰坪会泽铅锌矿原矿中天然放射性U系含量明显高于Th系，铅锌矿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比活度波动范围较大，其整体水平不高”文中还结合他们的本职工作提到“尚未发现达到审管要求的伴生放射性铅锌矿。”

先秦时期中国的铜矿资源在湖北的铜绿山和云南的东川。当地资料说，先秦至秦汉时期，东川铜矿的开采和使用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但通过考古研究表明，东川的铜业与殷商中原青铜文明及广汉三星堆青铜铸器有极大关系——殷商中原地区和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铸器中不少铜料来自东川。今东川汤丹镇菜园村西约2公里处，至迟在明初已经精细开采，是东川明清以来开采铜矿时间最早，沿袭最长的矿区之一。地名“老明槽”即为古老的露天采矿场之意。

东川入蜀地多为丘陵地貌，没有天然障碍。由蜀地顺流下荆楚进中原殷商地，这条路在三千年前虽崎岖，却是通的。铜绿山没有放射性，东川兰坪和会泽有。比“南非说”来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