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电视剧《梦华录》开播之时，我恰好在本刊发表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清明上河图是如何绘成的？》，分四期连载。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结合点与面、上与下、微观与宏观的视角，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示宋代的商业文明以及它对社会进步、文化昌盛的促进，并稍稍探究一下成就这种商业文明的原因。

我很少看电视，所以也没有看过这部热播剧。从近来人们的许多谈论中得知，这是一部以北宋中期开封城为背景的古装剧，据说还借用了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一些元素。

这部电视剧的得名想来是源自一部著名笔记，即北宋末、南宋初孟元老所撰的《东京梦华录》，书里追忆了汴京往昔的市井繁华；到了南宋末年、元代初年，有一位叫吴自牧的作者也写了一本笔记《梦梁录》，描绘的是临安当年的风物盛况，从内容到书名显然都受到了孟元老的启发。

我想，如果这部电视剧能够激发起一些观众对宋代历史、特别是宋代都市社会和商业文化的兴趣，那真是一件好事。

但这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上篇文章没有触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即宋代的制度基础和政策导向。虽说这确实已经超出了那篇文章的旨趣，但对于希望更好地理解宋代的读者来说，这个问题是有必要作一提纲挈领似的回答的：为什么比起前代和后代，宋代统治者容忍了那么多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

这里正好再作一点简单补充。

一

在回望历史时，当代中国人总是近乎无意识地倾慕和崇尚那些开疆拓土、“威服四夷”的大一统朝代，好比强大的“汉唐盛世”。而提到领土狭小且不善战的宋代，总是打心眼里鄙夷，仿佛它亏欠了我们一些什么似的。

但与之形成截然反差的是，历史专业人士却大多对宋代怀有深深的好感。陈寅恪先生就曾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更早一些的严复也说过：“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陈先生认为，宋代是古往今来华夏文明的“巅峰时刻”。严先生则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正是宋代成就的。或者说，我们都是“宋人”，而非“汉唐人”。虽然都是在强调宋代的重要性，但两位学术大师的观点是有很大不同的。应该说，陈先生的看法更接近真相。“清明上河图”曾经盛极一时，但终究还是破灭了，我们终究没有能够成为“宋人”。

在如何看待宋代的问题上，两种看法之间的巨大鸿沟，知识结构上的差距无疑是重要原因，但更为本质的可能还是价值观的深刻分歧：即对何为“好的时代”和“好的社会”有根本不同的取向。

我自己认为，一个“好的时代”或“好的社会”，应当符合三到四条标准——

首先，也是最起码的，有稳定的秩序与安全。常识告诉我们，叛乱四起、盗贼横行，乃至四分五裂、战火不断，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朝不保夕的时代，不可能是好时代。

第二，更高一些的物质要求是，天底下绝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患有所医……这些，也就是“温饱”和“小康”两个口号。

第三，社会上普遍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即古人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秩序和安全是可以依靠高强度的暴力和恐怖来达到的，但敬老爱幼、助人为乐的淳厚民风只可能存在并彰显于好的时代和好的社会。

不过，对于“什么是好的道德”，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风气之下的人们之间可能会有不小的分歧。这个世界上，有人“进步”，有人“保守”；有人崇尚“开放多元”，有人安于“井然有序”……假如再加上宗教信仰这个元素，分歧就会更加尖锐。所以，这一条标准并不是可以在所有人中达成全面共识的。

最后，反映在最高层面，是精神领域的创造性成就，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思想学术、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创新突破不断、硕果累累，各领域的天才人物破茧般涌现、层出不穷……这样的时代才真正称得上“盛世”。

在我看来，如果有合适的条件，上述前三条是可以靠人自身的努力实现的；但最后一条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可测的天意，而非人力所能把握。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创造说到底有赖于天才人物，而天才人物什么时候降生，降生在哪里，我们无从知道。坏的时代和坏的社会能够轻易扼杀天才，但好的时代和好的社会并不能变常人为天才。

就我的价值观而言，肯定不会把耀武扬威，到世界上去占领广大领土列入“好时代”的标准，这对广大黎民百姓有百害而无一益。让自己的人民过上更安全、更富足和更道德的生活，才是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目的。

如果你同意我的上述判断标准，那么就必然也会同意陈寅恪先生的结论：在有确凿可靠记载（而非神话传说）的中国王朝历史中，宋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朝代。宋代政治的自由度，经济的商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文化的多元化、繁荣度，社会的平民化、人民的识字率……无不冠绝两千年王朝史。有些指标，甚至后世再也没有重新企及过。

而造就这样一个堪称“盛世”的时代的基础，无疑是经济的持续繁荣。改革开放之初曾流行过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我们还知道，经济的繁荣取决于市场自由，尤其是生产要素之间能够自由畅通地流动，而不是处处遭遇政治的壁垒。而经济自由扩展到一定程度，又必然撑大政治自由度和文化包容度。

两宋320年历史，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最好注释。

二

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一切只发生在宋代？

距今一个世纪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唐宋变革论”。他认为，中国从唐代中期到宋代末年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经历了一次巨大转折，整个社会与之前有了根本性质上的不同。这个观点现在几乎已成学界共识，今天还有很多人用“现代的拂晓时辰”来比喻宋朝。但“唐宋变革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宋亡以后，这种近代化的蓬勃趋势便遽然夭折了。按理说，元代以后的全球性时代大潮不是更有利于本来就具备了很好基础的中国向现代化过渡吗？

因此，要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必须从宋代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切入。

与之前和之后的所有王朝相比，捉襟见肘的财政是宋代朝廷从始至终面临的最突出矛盾。这并不是说其他朝代就都有宽裕的财政，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热衷于对外征战的“汉唐盛世”都发生过严重的财政危机。汉文帝即位之初和汉武帝晚年，百业凋敝，流民遍地，国家几度陷于破产。但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靖康之难”，直至最后“崖山沉海”，可以不夸张地说，有宋320年间，朝廷无时无刻不处于迫在眉睫的财政困境之中。而在大多数其他朝代，只要统治者对政策作出审慎调整，体恤爱民，克服自身的好大喜功，节用从俭，让社会得到休养生息，一般多能有效地缓解财政危机。

也就是说，宋朝的财政困境不是“结构性”的，而是与生俱来、贯穿始终的。不惟挥霍无度的徽宗，宽厚节制的仁宗也留下了巨额的财政亏空，甚至依靠王安石变法攫取了更多社会财富的神宗朝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人均购买力水平来计算，宋代政府征收了2000年王朝史上最多的赋税收入。

财政史是一门专业要求极高的学科，需要非常细致的分析研究，我在这里只能简单概述一下。在整个王朝时代，宋代的税收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工商业税收占了较高的比重；二是货币收入比例高。此外，北宋财政的长期变化趋势是，中央赋敛持续增加而地方留存持续减少——朝廷愈富阔，地方愈贫窘。到了南宋，这种趋势有所遏止，但财政状况并未有明显的合理化。

在农业经济时代，人民多以实物纳税，除了最大头的粮食之外，用以纳税的还有绢、布等大宗生活用品。宋代经济依然以农业为基础，绝大部分劳动人口从事的依然是农业，农业税毫无疑问依然是国家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不过，宋代工商业发达，所以政府从中获取的收入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和之后大多数时代都要高，而且这部分税收主要是货币收入。

宋代的商业税收复杂而多变，但最大的部分可分为三类：

首先是直接的商税，其中又分货物贩运途中的“过税”（过境税，原则上为2%）与商品交易时的“住税”（3%）。两宋商税收入最高峰出现在仁宗时，曾达两千两百万贯，北宋其他年份约一千万贯。

其次是“禁榷”，也就是国家专卖。先后列入“禁榷”的有盐、茶、酒等重要生活物资，这部分收入对政府来说也是最为便利的。徽宗朝时，朝廷“禁榷”收入一度高达四千万贯。

宋代海外贸易繁荣，朝廷在重要港口如泉州等地置市舶司，抽取实物后由官方变卖，类似于现代关税。这部分年收入亦有数百万贯。

除此之外，还有从事金、银、铜、锡等矿业的专门税、官鬻僧尼道士度牒（合法凭证）的收入，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科索（巧取豪夺），每年也能给官府带来数百万贯的收入。

上述诸项合计，北宋政府岁入总体上呈现比较平稳的上升趋势，到中期的真宗、仁宗和英宗朝，政府每年收到的钱、粮、绢布、金银等约在七千万至八千万贯石匹。后期神宗朝，王安石推行变法，创设了许多新的开源项目，如青苗、市易、免役、免行等，导致财政收入显著增加，而其中的货币收入更是以千万级别增长。徽宗朝的聚敛，则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南宋虽然仅有北宋一半略多一点疆域和70%多的人口，但政府收入比北宋是反而进一步增加。孝宗淳熙年（1174-1189）的岁入即已超过八千万贯石匹，而后期理宗宝祐年（1253-1258）则高达令人咋舌的一亿两千万贯石匹。而且增加的部分主要是货币收入。（《士大夫的理想时代》第259-263页，余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

然而，尽管宋政府从社会中汲取了如此巨额的财富，却仍时时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之中。北宋后期英宗治平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前夜，朝廷财政赤字即已高达近一千八百万贯石匹。到南宋末年，即上面提到的理宗宝祐年，朝廷赤字竟高达一亿三千万。也就是说，朝廷的年支出是年收入的两倍还要多！财政状况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并不是历代道德主义者们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全在于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这种解释对统治者是一种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劝诫和警示，但并不是历史真实。宋徽宗、蔡京、童贯之流的确可恨且可笑，但他们的花费和挥霍并不是造成宋朝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我前文已经说过了，事实上，在公认的明君贤臣立于朝的仁宗“盛世”，国家财政同样岌岌可危。

答案正在于宋朝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宋代与历史上其他所有中原王朝相比，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极为不利。

三

宋“受命”于“五代”中的最后一个朝代后周。五代虽然加起来不足一百年，但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及割据各地的地方性政权同时和先后存在过数十个，所以人们习惯称这段时期为“五代十国”。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时，宋所据有的疆域限于中原地区的一小部分，不要说南方“十国”中的大部分都还存在，就连北方“五代”中的后汉（以太原府为都城）都一息尚存。此后又花了几十年时间，才逐渐平定南方、巴蜀和中原大部，完成基本统一。

更为不利的是，宋代国家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上面临两个强有力的外族政权的武力威胁。前者是契丹人的辽国，它早于宋代数十年就已存在并日益壮大，而且还从“五代”中的后晋政权那里割取了“燕云十六州”传统汉地。其领土深入关内，随时都能轻易威胁中原政权。后者是党项人的夏国（习惯称“西夏”），它的兴起晚于宋朝，实力上也不如辽国，但对宋的军事入侵和袭扰却远多于强大的辽国。北宋160年里的大部分重大战事都发生在与西夏之间。

北宋末年金人的突然兴起，打破了这种“三足鼎立”的长期僵持拉锯格局，并且迅捷地灭亡了辽和宋两国，占领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金国。而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其后又进入与金国的长期军事拉锯中，期间双方互有胜负，南宋后期也曾发动过雄心勃勃的“北伐”，但总体上也是僵持不下。直到南宋后期，蒙古势力席卷欧亚大陆，天下重新归一。不过金亡以后，南宋在独自与蒙古的军事对峙中，仍然苟延残喘了近半个世纪。

简单了解了上述史实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整个宋朝，几乎没有一天不笼罩在极为严峻的军事压力之下。应该说，中国古代战争的时间并不比和平岁月更多。然而与汉唐与明清时代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这些朝代的战争大多是朝外扩张，主动权一般掌握在中原政权手里。宋朝的基本格局是面临入侵和袭扰，始终在防御。它很少有机会选择战还是和，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

这造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不善战的宋代却拥有一支王朝时代规模最大的常备军。仁宗时，北宋总兵力已超过一百万人。养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对于人口刚达到1亿的中世纪中原王朝来说，这是一笔多么沉重的负担！

与一些人的好战臆想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样“消费”比战争与武备更昂贵和奢侈的了。不要说与辽国和金国发生全面战争，即便是与西夏展开一场中等规模的局部战役，如果处理不当，战事扩大到一定程度，拖延到一定时间，就足以引发北宋财政的破产！前述南宋理宗宝祐年，财政收入一亿两千万，而支出两亿五千万，正是为了应付蒙古人的大兵压境。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的财政支出，就会有更直观的理解。

粗略概述，北宋中期与西夏战事最烈时，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六分之五的用于军事开支；而整个南宋，这个比例基本维持在五分之四以上。（《士大夫的理想时代》第263页，余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简言之，宋代的绝大部分政府收入都花在了打仗或准备打仗上了。

四

如果你研究宋代历史，特别是研究王安石变法，所谓“冗官”与“冗员”也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在稍低程度上，这也是造成宋朝财政困境的重要原因。

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官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端，但宋代的“冗官”问题在性质上也与其他时代都不同。这是它面对的另一个特殊问题。

为了克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不绝，乃至武人拥兵，频繁改朝换代的严重混乱局势，“抑武事，兴文教”是有宋一代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说到底，这也是宋高宗和秦桧为何容不下岳飞的“制度基础”，虽然具体和直接的原因十分复杂。

为了稳妥地让五代时期跋扈成性的军人们退出政事，受控于朝廷文官系统，宋代立国之初便采取了赎买政策。想必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但真正让那些拥立自己上位的亲信将领心甘情愿地“释兵权”的，可不是那场温情脉脉的君臣酒宴，而是对他们世代享尽荣华富贵的承诺。

“冗官”与“冗员”正是这种赎买政策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了让一大批手握重兵的将军们交出权力，从而解除对朝廷和皇位的威胁，朝廷不得不拿出一笔巨额财富去供养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应该说，这笔钱花得是划算的，它以比较小的代价保证了国家稳定。立足于现代国家的视野，我们还能看到，宋代的军事管理制度是有其先进性和超前性的。尽管它在与机动性极强的前现代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的周旋中尽显其不适应性，但历史也证明，宋代政权比辽、金和蒙古都有更强的韧性，因为它的基础牢靠得多。

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和政策一经确立并施行，就会渐渐背离它创设时的初衷和一时之需，滋生出强大的既得利益，形成难以改弦更张和路径依赖。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以前，北宋的官僚系统里一直并存着“官”、“职”、“差遣”三条线。其中唯有“差遣”是真正掌权和管事的，而“官”和“职”都是荣誉性头衔，但都要从朝廷那里领取薪俸。

为了供养一大批不干事的“闲人”，北宋政府要支出一大笔钱，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财政困境。

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和“政情”，宋代每一朝皇帝和朝廷都无可奈何地把千方百计扩大政府收入当作头等大事。而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毫无疑问，采取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允许城镇工商业自由发展，是最快和最便利之途。因为工商业的劳动生产率远比农业更高，从它们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税收，比从农民那里要容易得多。

这就是我们眼前这幅壮观的“清明上河图”得以徐徐展开的逻辑起点，我已经指出过，一种政治一经发动，就会沿着它自身的逻辑无意识地自动展开、演化，一点一点发展出这种政治创设之始全然不可能预计到的许多悲喜故事……

把握了财政问题这把钥匙，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宋代历史。比如说，为什么王安石的新法如此聚焦于“理财”（财政）？更早时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为什么将解决官僚系统弊端置于其中心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