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文
俄罗斯是许多人都关注的一个国家。现在俄罗斯陷在战争泥潭之中，有许多人都把这场战争看成是极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一
俄乌冲突为什么会发生？非常多的人认为是为了应对北约的东扩，建立安全区，很多西方人也这么认为。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不算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的话）有四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早已加入了北约，跟俄罗斯的国境线接壤并不短，他们对俄罗斯的恶感最大，面对的是俄罗斯的精华地区。以应对北约东扩来说，他们的威胁才是最大的。显然，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形成了威胁，那么这个威胁不仅是军事上的。
还有些人认为这是为了出兵拯救乌克兰东部的俄裔居民。但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俄罗斯非政府研究组织“勒瓦达中心（LevadaCenter）”的独立民调显示，乌克兰人在过去对俄罗斯一直有非常正向的态度，直到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才发生逆转。
直到2021年2月份，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和持厌恶态度的乌克兰人仍然相等，东西部的政治矛盾并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事实上，乌克兰现总统泽连斯基上台的政纲就是要调和东部和西部人民的矛盾。
还有些人认为，这是普京为了转移内部矛盾的个人冒险。但是如果去看看普金在俄罗斯的个人支持率的话，就会发现，到现在为止，还是蛮稳定的。至少在俄乌冲突发生前，没有迹象显示他个人面临任何重大政治挑战。
那么，为什么会爆发俄乌冲突呢？
当我们排除掉一些因素之后，历史功业就成为一项可能的备选。
可以先看看俄罗斯人自己的说法。首先是普京在2022年2月21日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演讲。在这篇讲演中，普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述乌克兰的历史，他说道：“对我们来说，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邻国。它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着重指出，乌克兰没有国家传统，现代乌克兰是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人为建立起来的国家。
俄罗斯新闻机构2022年2月26日不约而同发出来的一篇文章，说得更清楚：
“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不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留给后代，毫不夸张地说,是承担了一种历史责任。毕竟，俄罗斯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出于两个关键原因。国家安全问题，即乌克兰成为反俄和西方对我们施压的前哨，在其中的重要性仅排在第二⋯⋯首要原因永远是一个分裂民族的情结，民族屈辱的情结——俄罗斯家庭失去了它的一部分支柱（基辅），然后不得不接受两个国家的存在，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民族⋯⋯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乌克兰已经回到了俄罗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国家地位将被清算，但它将被重组，重新建立，并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回到其自然状态。在什么范围内，以什么形式确保与俄罗斯的联合？这将在乌克兰反俄的历史结束后决定。无论如何，俄罗斯人民的分裂时期都将结束。”
号称“御用哲学家”的亚历山大·杜金在2022年2月26日讲话：
“让我们向列宁创造的乌克兰说再见吧⋯⋯对乌克兰西部军事目标的攻击显示了我们解决这种情况的决心。我认为，它将以这些地区的东斯拉夫人的统一而结束，东斯拉夫人的三个分支（小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统一为一个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欧亚联盟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脑海里没有这个目标，我们就不会采取现今的极端措施。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即使我们处于街垒的两侧⋯⋯而是说：‘兄弟们，你们明白，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支持摆脱任何势力的自由和独立，但我们比你们更理解这一点），我们要把你们纳入我们的empire，我们正在建立一个严肃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小丑般歇斯底里的国家。’”
从以上言论来看，很显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矫正历史，实现东斯拉夫人的再统一。
                                                        二
回顾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我们现在讲东斯拉夫人，总是觉得俄罗斯人是东斯拉夫人的代表和正统所在，但这个其实是现实对历史的遮蔽。如果看历史就会发现，在东欧，最早、最大的东斯拉夫国家是所谓的基辅罗斯。在中世纪中期，基辅罗斯是非常强大的东欧国家。不像现在普遍认为俄罗斯的欧洲身份还比较可疑，那个时候的基辅罗斯跟欧洲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基辅罗斯的国王雅罗斯拉夫有一个外号，叫做“欧洲的岳父”，因为欧洲各国的统治者都争先恐后的迎娶他的妹妹和女儿。他的一个女儿安娜嫁给了法国国王亨利一世。当她嫁到巴黎之后，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新家“屋宇昏暗，教堂简陋，习俗令人厌恶，是一片蛮荒之地。”至少在安娜的眼中，那个时候的巴黎是无法与基辅相提并论的。
基辅罗斯从公元10世纪开始一直维持到了13世纪中叶。在后期，国家分裂割据，分为若干公国，有点像东周春秋的模样。谁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有两个，一东一西而来。13世纪初，蒙古入侵，原有各公国或灭或降，基辅罗斯灭亡。数十年后，罗斯人虚弱，波兰/立陶宛（1568年两国合并）也从西方入侵，逐次吞并了绝大部分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至此，罗斯东西分裂之势造就。在西，是波兰/立陶宛贵族共和国，以文明西来的姿态呈现于世。在东，则是专制的莫斯科公国。这个形势，就好像是大唐崩溃后，宋辽两国各自以大唐继承者的身份自居。在中国是北朝、南朝；在罗斯，就是东朝、西朝。
俄罗斯和波兰两国由于争夺罗斯遗产的缘故，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死敌。这里有两个例子，1830年11月波兰华沙起义后，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就在一首诗中大声问道“斯拉夫诸国的溪流会流入俄罗斯大海吗？或者俄罗斯大海将要干涸，这是个问题”。在波兰1863年起义以后，俄罗斯有一个著名也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叫做米哈依尔·卡特科夫，号召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镇压起义。因为他认为，一个独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始终会给俄罗斯的民族建设带来挑战，两者的并存将会撕裂这块大地上的众多心灵。他说：“在这两个相关的民族(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间，历史总是给出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两个国家不仅仅是竞争对手，而是不能并存的敌人，是死敌”。应该说，这种态度并非是卡特科夫独有的，也不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东斯拉夫这片土地上，大家都认波兰人这块招牌，认同波兰文化。如果波兰王国能够挺过18世纪的地缘政治冲击，没有发生俄、奥、普“三家分晋”（1772-1795年对波兰的三次瓜分），那么该王国完全可能以波兰为核心进行统一的国族构建，一如法兰西与英吉利。
不过这个波兰王国不是没有内忧的。到了近代早期，这个波兰王国日益衰弱，一是其政制过于松散、分裂，二是波兰语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有点“内殖民主义”的味道，此种姿态尤其显现在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乌克兰的下层贵族与农民往往要受到波兰贵族与地主的支配（中上层贵族则波兰化了）。蒂莫西·斯奈德在《民族的重建》一书中写道：1569年之后，一些波兰家族在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波兰士兵以及犹太人助手，大量乌克兰农民由此陷入赤贫之中，时人的抱怨是“（乌克兰人）被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成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奴隶或侍女⋯⋯”
由于这种歧视，在1648年到1657年间在乌克兰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哥萨克起义。起义的哥萨克领袖赫梅尔尼茨基是乌克兰的地方贵族，与波兰宫廷关系甚深。赫梅尔尼茨基之所以率领哥萨克起义，最初的缘由就是因为一位波兰官员窃取了他的地产、谋杀了他的儿子，而他本人向波兰宫廷申诉未果。他之所以能获得大批人手，也是因为波兰贵族对土地的侵占导致有大量农民逃向边境成为哥萨克。这场哥萨克叛乱，可以看成是拥有军事武装的乌克兰底层贵族与农民对自己缺乏政治权利（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剥夺）所表达的不满。
在一开始的时候，哥萨克的企图是在波兰国家里面争取自治。到后来跟波兰人作战不利，赫梅尔尼茨基向四方求援、称臣，他向克里米亚汗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都求过援，表示愿意归顺。后来才同俄罗斯帝国签订条约，表示愿意内属，俄国人也同意了。
老实说，乌克兰东部的人对于内属俄罗斯其实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由于乌克兰农民和波兰地主的固有矛盾，有很多乌克兰人实际上持所谓“小俄罗斯主义”，也就是相信乌克兰农民阶层需要跟帝国联盟来保护自己不受波兰地主和天主教士的侵害，相信天下罗斯人是一家。
最早对俄、乌同源的说法其实来自于乌克兰人自己，当时基辅的乌克兰东正教教士们为了同波兰天主教竞争，对于依附一个同样信奉东正教的强权非常感兴趣。这些教士们在1674年编写了一本编年史，简称《略要》，强调在历史上就存在一个统一的斯拉夫-罗斯民族。这个说法在19世纪的时候被沙皇们大力利用，并在后来乃至现在成为俄罗斯人的一个主流观念。
使乌克兰对俄态度发生逆转的事情是俄罗斯政府在19世纪的时候患上了“波兰综合征”。在19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俄罗斯帝国的做派非常的古典主义，与其说它是一个近代民族帝国，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贵族阶级联盟国家。它对属地的控制，基本上是走上层路线，用人事关系来维护。在1863年波兰起义之后，俄罗斯帝国似乎遭到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对自己的既往宽纵政策、上层路线的效果产生了极大怀疑，他们开始反思和担心自己面临民族主义挑战。许多帝国统治者开始认为，加强行政控制，消灭异族文化（换言之，进行俄罗斯化）才是唯一出路。这种波兰综合症的体现之一就是，帝国所猜疑、防范和镇压的对象，逐渐从波兰延伸到帝国中其他的族群身上。
在西部各省份（立陶宛、白俄罗斯、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帝国的主要政策是消除波兰在本地区的痕迹。当时出任维尔纳地区（含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总督穆拉维约夫（正是他镇压了波兰1830年起义），说道：“我决定挥剑斩断戈耳狄俄斯之结（Gordianknot），即波兰人对农村人口的腐蚀性影响。”他的做法就是在行政、教育和商业上消除波兰语和天主教的影响，以东正教、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取而代之。于是，本地刚刚出现的乌克兰语文化复兴运动就遭受了池鱼之殃，俄罗斯政府称之为波兰人或者耶稣会的阴谋，要一律禁掉。
帝国内政部大臣彼得·瓦鲁耶夫（PetrValuev）声称：“任何独特的小俄罗斯语都不存在，不曾存在，也不能存在。”在1863年，内政部就秘密通知说禁止用乌克兰语印刷书籍。此后不久，也禁止印刷白俄罗斯语书籍，禁止立陶宛的出版物使用拉丁字母，而只允许使用西里尔字母。1876年，帝国又禁止从加利西亚地区进口乌克兰语出版物，也禁止使用乌克兰语的戏剧表演和讲座。天主教和联合教会的乌克兰农民的信仰也遭到帝国的打压。
帝国对乌克兰格外着重用力，也是因为乌克兰在帝国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18世纪早期，俄罗斯人口还占总人口的70%以上。但是随着18、19世纪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人口超过1.7亿，但俄罗斯人在帝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则下降到了不到45%。乌克兰人占18%，白俄罗斯人占4%。因此，要继续占人口多数的话，俄罗斯人就必须兼并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当然，这也是因为19世纪中期以后乌克兰在帝国贸易和产业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的缘故（乌克兰的出口额占整个帝国的75%），有大量的俄罗斯农民迁徙到了乌克兰东南部务农或做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家都是在这波移民潮中迁徙到乌克兰的。
新生的乌克兰一代逐渐激进化。芬兰史的研究专家伦纳德·伦丁（LeonardLundin）在对芬兰俄罗斯化运动做总结的时候，说道：“无论俄罗斯化的某些理由一开始看起来多么合理，芬兰的事态发展已经证明这种计算是根本错误的。一个绝大多数人忠诚的民族被疏远了，芬兰民族意识被强化了，一个敌人被不必要地创造出来了。”这个结论用在乌克兰身上也是一样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们趁着局势混乱独立建国。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掌权后，曾攻进基辅，但是被击退，后来与波兰之间也发生了战争，遭到失败，乌克兰西部的土地划给了波兰，再次形成了与波兰“隔江而治”的局面。
综上可知：一，普京说乌克兰是布尔什维克人为创造出来的国家这件事，毋宁说，乌克兰是一系列历史与政治运动的自然产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搭了一把手；二，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确实相互缠绕，说他们是一个人群共同体也行，说是花开两枝也可以，他们的族群差别完全看政治推动；三，俄罗斯人在东欧大地上有所谓的历史功业——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统一在一起，继承基辅罗斯的统绪，是埋在莫斯科的基因里的。
                                                        三
为什么现在俄罗斯人还相当支持普京和这场战争呢？比方说，勒瓦达中心2022年4月实施的调查显示，普京的支持率达到82％，处于4年来最高水平。请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2019年，普京的支持率低到过31%。在另一方面，俄罗斯自己公布的数据显示，来自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俄军报告的伤亡人数中不成比例的高。莫斯科作为一个1250万人的城市，居然只有三例死亡，但来自达吉斯坦和布里亚特这种地方的人却死得异常多。
大体而言，俄乌冲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相当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俄罗斯人的真实欢迎，而这种欢迎根植于俄罗斯人的历史怨恨之中——无论是在沙皇俄国时期，还是苏联时代，俄罗斯民族主义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人都感觉他们并不是自己所在国家的主人。
简而言之，为什么俄罗斯人对乌克兰有征服冲动？答案是“帝国创伤”，这又跟历史上俄罗斯人与自己国家（帝国）的关系是有关的。
让我们先从沙皇俄国讲起。同英、法和哈布斯堡帝国比起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此帝国内，并不存在一个“帝国民族”。所谓帝国民族，指的是在一个帝国内部，存在某个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团体，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它们的。也许会有人立刻反驳道：怎么会呢？俄罗斯帝国难道不是属于俄罗斯人的吗？俄罗斯人难道不是这个帝国的主体人群吗？
不，并不是这样的。答案可以粗略归纳为：虽然帝国最大的一支人群是俄罗斯人，帝国东征西讨的主要主力也是他们，但是俄罗斯人作为一个群体并不“享受”这个帝国——这既指的是帝国的代价是不均等的分配在俄罗斯人身上，也指的是普通俄罗斯人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并不居于优势地位（帝国的政策并不偏向于他们）。
这首先当然指的是俄罗斯人享受的政治、社会自由要少于其境内的某些族群。比如同芬兰人相比，俄罗斯人显然有更少的自由而非更多，芬兰人有宪法和议会，而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没有农奴制，但在俄罗斯却是有的。
其次，同普通俄罗斯人相比，非俄居民多多少少要享受到更多的法律/政治优惠。比方说，直到1874年俄国建立普遍兵役制前，非俄居民都免于兵役。即使在1874年之后，高加索、芬兰和波兰人的服役期也要比俄罗斯人短，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各族也还是免役的。拿犹太人来说，尽管他们有时只能被迫生活在犹太人生活区里，但是他们却没有变成农奴的危险。
再次，非俄居民普遍比俄罗斯人负担的税收更少。俄罗斯人承受的年人均直接税赋（1.91卢布）要比非俄居民（1.22卢布）高出50%以上。就政府整体所得来看，俄罗斯人的负担也要比非俄居民大将近四成。
这种税收上的歧视并不是因为俄罗斯地区更富裕、经济更发达、更工业化/城市化所造成的。正相反，同帝国内很多族群（比方说德意志人、波兰人、犹太人）比起来，无论是识字率还是经济社会成就来说，俄罗斯人都是远远不如的。而且，不仅仅是同西边更发达的人群比，俄罗斯大众同东部与南部边远地区比，也并不过得更好。比如说，在19世纪之交，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不仅低于波罗的海各人群、犹太人和波兰人，而且也低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大俄罗斯地区人口的婴儿死亡率也要明显高于帝国其他部分。
再次，从经济上看，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的经济交往很难说是剥削性的。在帝国的西北部，是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控制着贸易，在西部则是犹太人和波兰人，在南部和东部则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自17世纪以来，俄罗斯商人就在抗议帝国给予外国人和非俄罗斯人的特权。瑞士历史学家卡佩勒（AndreasKappeler）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考虑到某些非俄罗斯人的财政特权，以及政府花在军队和行政上的巨额开支，直到19世纪，俄罗斯从大多数非俄罗斯边远地区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
最后，从帝国统治者的自我认知来看，他们也未必有多少俄罗斯民族认同，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之根，但是几乎不会因此认为自己同普通的俄罗斯人有什么共同之处。美国历史学家库马尔指出，俄罗斯的君主本身就很难说是一个俄罗斯人。“罗曼诺夫家族几乎没有什么俄罗斯人成分⋯⋯他们过着西化贵族的生活。他们使用德国的宫廷礼仪，他们的公园和宫殿是新古典主义的⋯⋯即使是血统，他们也几乎不是俄罗斯人，这是与德国皇室无尽通婚的结果（这指的是彼得一世之后，历代俄罗斯沙皇，都有外国妻子，尤以德国人为多）。”其他的欧洲王室尽管也有外国血统，但通常都显得比较低调。但是俄罗斯沙皇却似乎总是在强调自己的外族特征。宫廷语言一开始是法语，后来又加上了英语。
帝国官僚机构的用人上也并不倾向俄罗斯人。帝国最出名的将军之一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将军是瑞典血统的贵族，另一位伟大的战将彼得·巴格拉季翁亲王则出身于格鲁吉亚的皇族。据统计，在1700-1917年占据最高职位的2867名官僚中，有1079人（37.6％）出身外族。其中，355人出身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国家会议在1894-1914年间共有215人任职，其中61人（28.3％）有明显的外族背景（其中又有48人有德意志血统）。卡佩勒如此总结俄国的用人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起宗教或种族起源，沙皇政府始终更重视忠诚、专业知识和高贵的血统”。
所以，正如《剑桥俄罗斯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直到19世纪中叶，沙皇政体与其说是一个俄罗斯民族政体，不如说是一个王朝式的贵族帝国。正如在前现代帝国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俄罗斯的核心人口在某些方面比边缘少数民族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很明显，波罗的海的德国贵族、乌克兰贵族、格鲁吉亚贵族和其他贵族从帝国中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大众。”
综上，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俄罗斯帝国之中并没有一个“帝国民族”的存在，而这是俄罗斯帝国同其他近代帝国迥异的地方。从很多层面来看，与其说俄罗斯是一个殖民国家，倒不如说它更像一块被殖民地。俄罗斯人不公平的负担着帝国的重担，但却没有“享受”这个帝国。从这个角度讲，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俄罗斯是一个“自我殖民”的帝国，它（俄罗斯）既是殖民的主体，也是被殖民的对象，同时还是殖民的产物。
虽然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俄国的统治，但是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政权同旧政权是有继承性的。
爱丁堡大学的莉莲安娜·莉佳（LilianaRiga）教授在研究布尔什维克构成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初期的高层领导（1917-1923年间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成员共93人）中有很强的少数民族色彩——犹太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人构成了其近六成，俄罗斯人却是少数派。如果不算族缘，而看籍贯的话，只有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出身于帝国核心区域，其他人都来自边疆地区。如果看职业，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多半是工人、农民出身，中产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则多半是外族人。
到了苏联时代，情况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谈苏联的民族体制，一般有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如《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所讲的，认为苏联只在“外表上是一个国家/民族联邦，实际上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表面上各种族集团都拥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国和名义上的自治权，但是“这一理论只是一种幻想”，在苏联境内的其他民族，通常都受到俄罗斯化或“去本地文化”的强烈影响。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苏联是一个“公共寓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房间，民族权利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从经济上讲，俄罗斯实际上是在补贴其他民族；苏联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各加盟共和国拥有的独立政治体制为各民族的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政治基地。
老实说，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并不矛盾。过去我们看帝国，总喜欢从民族间的眼光出发，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殖民压迫，但其实在许多帝国中，帝国的统治者可以完全不在乎自己统治的是同族、异族，他们也不介意与其他族群的统治者联手。在这样的帝国中，从竖向权力关系来看，少数族群的精英是多数族群精英的附庸，国家大政方针是在中心制定并推行的，但是从横向权力关系来看，帝国又显得相当尊重边缘地区（精英）的特权（以维持共同统治、间接统治）。这样，从竖向看是专制，从横向看，则显得“自治”又“合作”。
在沙俄时代，俄罗斯人都没有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是被逆向歧视的对象，不可避免的就要心生愤恨，同时陆陆续续也产生了一些夺回国家的思想运动与言辞。他们要求成为帝国的主人，让帝国为自己服务。
                                                        四
第一波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诞生于19世纪中期。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在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但一个现实是，一个相对之前更自由、更独立的俄罗斯社会的出现，同时也伴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苏醒。当时的俄国知识界基于亲西方还是传统保守的态度可以分为斯拉夫主义者（slavophile）和西化派（anglophile），但无论是哪一派都不抵触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西化派当然希望实现帝国的自由化，让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但是，他们在当时所仰望学习的对象是英、法等政制整齐的民族国家，对帝国内许多非俄罗斯人享有的传统特殊权利，他们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王朝压迫俄罗斯人的体现。至于斯拉夫主义，原来不过是个19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派别，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有相当浪漫的想象，后来又演变出某种有机论民族主义思想，它的含义颇为复杂。斯拉夫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俄罗斯人对“被殖民”的一种反抗。对斯拉夫主义者来说，生活在帝国西部的诸斯拉夫分支族群，被西方文化与价值观侵染太深，有待矫正。这样，俄国知识界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确实在俄罗斯帝国内部掀起了一股持久不息的民族主义思想浪潮。
第二波民族主义浪潮就要等到苏联解体前后了。1990年1月初，一位叫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年轻作者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削弱了苏联统一的基础。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非常惊奇的看到旧时代的幽灵再次出现在俄罗斯的思想舞台上。
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这种俄罗斯帝国主义开始以“新欧亚主义”的名称为大家所熟悉。这种新欧亚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亚历山大·杜金。新欧亚主义有它的前辈“老欧亚主义”，这是20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流亡者搞出来的，即反布尔什维克，又反西化派的宪政民主主张，而是强调俄罗斯具有独特个性与命运，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某种俄罗斯保守主义。相比于前辈与同侪，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在反西方方面要彻底得多，在地缘政治方面也要激进得多，他主张建立所谓欧亚联盟。这个欧亚联盟其实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再版，杜金自己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是一个帝国，也必须是一个帝国，生来负有领导欧亚洲这一片区域的重任。杜金在他早期著作《地缘政治学原理》中就说过：“没有办法想象不是帝国的俄罗斯将会是怎样，它注定成为帝国。”以至于杜金在2016年被美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哲学家”。
很显然，具有这种帝国主义取向的，不仅仅是少数学者，而是在俄罗斯社会大众中弥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创作者布尔加科夫坚持认为乌克兰语是“不存在的、卑鄙的语言”。索尔仁尼琴“曾多次会晤普京，俩人一致认为，必须恢复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东斯拉夫统一”。同样受到迫害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在1992年一首名为《论乌克兰的独立》中痛斥乌克兰人，说道：“轮到你们死的时候，你们这些大白痴,你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抓挠你的床垫,背诵亚历山大（普希金）的格言，而非塔拉斯的胡言乱语。（塔拉斯·舍甫琴科，19世纪诗人，乌克兰现代语奠基者之一）”。这些人和普希金一样，都可以说是俄罗斯的良心知识分子。
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测，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普通俄罗斯人持有与上述人士相似的看法与心理，他们代表着大众心理的一个层面，那就是从“帝国创伤”中引发出了“帝国渴望”。考虑到这种群众心理。我们似乎也可以合理的猜测，俄乌冲突没有那么容易落幕，普京政府不太会被一场政变、一次街头示威抗议所推翻。我们可能要抱冲突长期化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