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文

人类会说话、写字、制造复杂工具、欣赏艺术，因此人类才会自诩“万物之灵”。但这些特征真的足以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的范畴吗？著名的美国学者，习惯与在著作中结合使用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以及遗传学与历史学工具的贾雷德·戴蒙德并不这么认为——于是才有了大作《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就像书名里提到那样，《第三种黑猩猩》旨在阐述“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全书通过五个部分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终点是1万年前兴起的农业社会；第二部分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它是人类文化表现的生物学基础；第三部分讨论所谓“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第四部分讨论人类如何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让人想起戴蒙德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五部分讨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尽管话题分散，戴蒙德还是设法通过连贯的论点将其联系在一起。他的努力成功了——《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出版后曾经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

实际上，《第三种黑猩猩》是堪称“多产”的戴蒙德撰写的第一部重要科普著作。此书的英文原版初版于1991年，恐怕比不少读者的年纪都要来得大了。在这三十年里，人类科技有了很大进步（比如微软的“视窗”系统版本从3.0发展到了11），这会不会修正乃至颠覆《第三种黑猩猩》中的论断呢？

在有些方面，知识更新证明了书中的“先见之明”。比如戴蒙德基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黑科技”（DNA分析），指出人类与两种黑猩猩（黑猩猩及倭黑猩猩）的基因相同率高达98.4%，比黑猩猩与大猩猩的差异还大。因此，传统分类学将所有大猿放在同一分类类目中（“猿科”），为人单独另立一个类目（“人科”）的做法“不符合事实”，只是在为“人本位”的偏见推波助澜而已。进入21世纪之后，DNA分析方法愈加成熟，人与黑猩猩的基因差距被证明更小——只有区区1%而已。而在最新的分类里，人科与猿科的分野已不再存在，人类与两种黑猩猩已同属人（猿）科人亚科人族——一如戴蒙德当年的看法。

当然，戴蒙德亦是凡人，做不到“算无遗策”。比如在书中他曾经基于“现在还没有发现明确的‘混血’化石”，断言尼安德特人（冰河时期生活在欧洲）与克罗马农人（智人）之间“的差异已足以让他们不会进发火花”。但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已经证明，现代智人的基因里含有少量来自尼安德特人的成分，证明早期人类确实与其发生过混血。当然，相对于全书的主题，个别论断被推翻也是无关宏旨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书名叫做“第三种黑猩猩”，但其中并不隐含“高等灵长类优越论（也就是将“人本位”扩展到“人猿本位”）”这样的论调。戴蒙德真正想说的是，人类，“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故而，人类身上的一些行为与体征的由来，可以在动物界寻到答案。

譬如，不同地方人类的肤色不同是个很容易察觉到的差异——“要是你从赤道向南或向北移动，遇见的族群皮肤越来越白，直到你到达北欧——那儿全是白人”。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多样性呢？按照自然选择的理论，“暴露在强烈阳光下的族群，演化出深色的皮肤——保护身体最重要的防御器官（皮肤）。”另外，“深色皮肤在日照充足地区的功能：防止晒伤与皮肤癌”。

但就像戴蒙德在书中指出的那样，这个说法也存在破绽。北欧人的祖先在四、五千年才抵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果他们是在这里因寒冷而演化出白皮肤，为什么生活在热带美洲的印第安人“花了两倍时间还演化不出黑肤色”呢？更不用说，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在岛上生活了至少一万年，“要是世界上有一个族群有足够时间演化出与温带气候契合的肤色，非塔斯马尼亚岛民莫属。可是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应该是’适应热带气候的肤色”。在戴蒙德看来，自然界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雄孔雀有长尾巴、雄狮长出壮观的鬓毛。“一头雄性能够成功地吸引异性，或逐退同性竞争者，就能生产更多子女，它的基因与体貌特征，就更有机会流传后代——这是性的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自然选择的。这个论证也适用于雌性”。而人类之所为会有各式各样的肤色，道理与之类似：“在世界各地的族群中，那些特征受我们自小铭印的口味的不断驱策而不断地演化。演化的终点由口味决定，而口味是没什么道理的。一个族群的眼珠色或发色，可能部分原因是意外，也就是生物学家所谓的‘始祖效应’”。

由于戴蒙德长期从事新几内亚的鸟类生态与演化行为研究，在《第三种黑猩猩》里甚至可以看到人类与鸟类的行为比较。天堂鸟的雄性演化出了不同的妨碍活动的装备，例如从眉毛上长出来的长羽饰，倒挂在树上、炫耀尾羽的招式，以及亮丽的彩羽与嘹亮的叫声——可能吸引老鹰的注意。为什么会用这些累赘的装饰、自陷绝境的招式当广告呢？雌鸟又为什么觉得那些残障特征有吸引力呢？书中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任何一个雄性，要是背负着那么大的累赘装备居然还能活着，必然在其他方面有优异的基因。”因此，这些动物特征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自毁”，实质上它们“优生”得很。而这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呢？戴蒙德提到了纹身。纹身很痛苦，实际上，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它也很危险，因为有伤口感染之虞。为什么还是有人乐此不疲呢？其想要传递的信息实际上与天堂鸟没什么两样：“纹身的人事实上是在炫耀他们的力量——抵抗感染与忍受痛苦”。

谈到人类的独特行为，会说话（语言）无疑是其中之一。“语言让我们彼此沟通，精确的程度其他动物完全比不上。语言让我们共同草拟计划，彼此教导，学习别人的经验，包括不同时空的经验……”许多学者都认为，掌握语言是智人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它帮助智人战胜并取代了脑容量更大，身体也更强壮的尼安德特人。但《第三种黑猩猩》以东非常见的长尾黑颚猴不同的警告呼叫“有外界的指涉，而且可能相当精确”为例，表明“动物的声音通讯和语言相似的程度”，是过去的学者根本难以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人类的语言显得不那么“独特”了。

提到人类的语言，不能不提到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的“神来之笔”，用南岛语系语言演化的资料推断出南岛族群向太平洋的迁徙扩张，这在日后得到了分子人类学的证明。尽管戴蒙德当时对语言演化本身的谈论不多，但在《第三种黑猩猩》里，他则讲述了历史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经典案例：印欧语系的扩张。通过印欧语系各语种所用古老词汇（比如绵羊）的同源词比较，戴蒙德推断出印欧语系的古老起源地，在如今的东欧平原（与印欧语系共同祖先最接近的现存语言是立陶宛语）。接下来，戴蒙德又根据印欧语缺少农业方面的共同词汇，断定“说古印欧语的族群，也许实际上没种过几种庄稼，他们的子孙后来迁移到农业地带后，不是自己发明了农作物的名字，就是采借了其他族群的起名字”。既然农业在古印欧人的生活中不起什么作用，他们自然是后世所称的游牧民族。换句话说，古代印欧语在欧洲的扩张（土著语言只剩巴斯克语幸存）是一次“骑马民族”对农业民族的征服。而戴蒙德在各本著作里提到的另一些语言的扩张，都是农人对猎人的胜利。

应当怎么看待人类历史上的农业出现呢？一方面，远古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入定居农业，并没有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考古发现证明，相较猎人，农人的体质变差了，身材也变得矮小。据此，戴蒙德认为农业本身“包藏祸心”。他的这种观点后来被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进一步发挥，在《人类简史》里提出农业干脆是个“陷阱”。但另一方面，戴蒙德也正确地指出，“务农社会的食物生产量与储粮，都大大地增加了”，所能供养的人口也大大增加。班图黑人能够统治中、南部非洲，就是因为他们是农人，仗着人多占领了狩猎-采集族群（比如科伊桑人）的家园，成为支配族群及语言。

然而，对于印欧语（游牧族群）扩张这样一个“特例”，戴蒙德的论述可谓是浅尝辄止，只是简单提到了“草原族群驯化了马之后，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能力合‘军事/经济’于一体的族群，因为合‘军事/经济’于一体的必要条件与工具，只有他们掌握了”。应该说，他对游牧/种植业二元独立的兴趣远远比不上比较农业与狩猎-采集。不光《第三种黑猩猩》只是简单提到了农业“包括畜养家畜”，后来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里也是将家畜（包括马匹）的驯化放在“农民的力量”章节里阐述的。不能不说，如此显得有些“敷衍”的处理，令人感觉有些意犹未尽。

随着语言替换的话题，《第三种黑猩猩》引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显得并不怎么值得夸耀的话题——灭族屠杀。“我们一谈起“灭族屠杀”，就想起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塔斯马尼亚岛民和数百个其他族群，都给成功地灭绝了，是现代史上规模比较小的“灭族屠杀”事件。世上还有许多与外界不怎么接触的族群，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新的目标”。实际上，人类并不是“惟一会杀害同类的物种”，书中列举20世纪七十年代在东非发生的实例——一个黑猩猩种群被邻近的种群消灭——以此说明，“在所有的人类行为特征中，直接从动物前驱衍生出来的，就是‘灭族屠杀’”。只不过，人类的技术进步扩大了这种屠杀的规模。比如太平洋西南的所罗门群岛的土著有“猎头”的习俗，但这是19世纪钢制斧头传入当地后以后才开始盛行的。这是因为“以石斧砍人的头，非常困难，切口很快就钝了，重新打磨是很沉闷的活儿……”

不过，换个视角来看的话，也正是在这个沉重的话题上，人类才真正表现出了“万物之灵”的特质：比如，戴蒙德会自省与警惕历史上的“灭族屠杀”，但黑猩猩对此恐怕早已习以为常……正因有着理智的存在，“万物之灵”终究还是不能简单地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等量齐观。当然，在《第三种黑猩猩》初版问世三十多年后，或许更应该担心的是，在人类一手造成的物种大灭绝的浪潮里，人类如何继续保持这样一个“第三种”黑猩猩的身份——无论是黑猩猩还是倭黑猩猩，这两个现存生物中与人类最近的姊妹种，现在都已沦为濒危物种，面临从地球上消失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