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文

1990年代苏东剧变，全球现代最大的一次经济制度大变革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波兰捷克等国经过改革早期阵痛，焕发新生。而叶利钦执政期的俄罗斯是另外一副景象，少数商人在灰色地带游走，积累财富，变身为左右政局的超级寡头。《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利》叙述了这个暴富年代。本书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在于故事生动，作者戴维·霍夫曼美国记者出身，1995-2001年间驻莫斯科，采访过政界高层和财富大亨，拥有第一手资料。缺点也正是霍夫曼的记者思维，没有学院派专业人士的认知和格局感。他过于苛责叶利钦政府，低估了转型期的艰难程度。

从软弱总统到巅峰状态

俄罗斯共和政体自诞生起，就在极左和极右的冲击下艰难维生。出自克里姆林宫的施政法令，几乎没有一条能顺利迅速地落实，都要经过国会的杯葛。通常认为俄国的经济失控，由于休克疗法方案过于激进。

1992年1月休克疗法实施，一度出现起色，物价稳定下来，财政赤字减少，卢布从剧烈贬值中恢复，甚至在2月、3月间大幅度升值。但是七嘴八舌的议会出来坏事，腰斩了休克疗法的后续政策，下半年财政形势急转直下，卢布狂跌，变成一张废纸。休克疗法的设计师盖达尔，辞去总理职位。因为朝令夕改，所以苏联解体后，市场经济体制迟迟未建成，民生困顿。

贫困又促使政治极端化，承受转型阵痛的莫斯科工人贫民走投无路，把希望寄托在极右翼。仇恨犹太人和崇拜希特勒的声音此起彼伏，新纳粹的幽灵在二战战胜国的土地上徘徊，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亚历山大·伊凡诺夫的"俄罗斯人民民族党"，尼古拉·李森科的"民族共和党"等极右派系，各占山头，在大街上耀武扬威。

1990年代的国际社会不乏悲观论调，欧美观察家预测俄国内乱频仍，软弱无力的当局会重蹈魏玛共和的覆辙，新生的自由主义夭折。

喋喋不休的党争以戏剧性的“炮打白宫”收场，1993年10月3日、4日，叶利钦采取武力恫吓，调遣坦克炮口对准白宫（俄罗斯的议会大厦也叫白宫）。政出多头的局面结束，总统此后成为国家的最高主宰。

暴力行动在20世纪后半叶的民主转型中司空见惯。相比之下，“炮打白宫”造成的流血伤亡，非常轻微。

事情原委上，第一个掀桌子的不是叶利钦，议会方面首先动武占领市政府，刻意制造冲突，因此道义大大失分。两个月后的总统大选再次确认了民众对叶利钦的信心，批判当局的声音局限于少数自由派。

炮打白宫到1996年大选之间的三年岁月是叶利钦的巅峰状态，在此之前，他有民望而权势不足，在此之后，他的地位岿然不动，名声却已经烂大街。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叶利钦已蒙上了腐败、专横独裁的恶名。

1996年大选的前夕，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日报同时刊登了银行界人士的公开信，包括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等13位富豪寡头，请求叶利钦与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按照联合政府的模式，高层洽谈，双方瓜分政府职位。

在温和自由派的劝谏下，叶利钦放弃了这个公权力私相授受的方案，尊重宪法程序。从目的初衷和事实效果来看，叶利钦不是独裁者，他仅仅想提高效率，为务实的改革保驾护航。可惜事与愿违，大权集中后，也没获得经济成功。

没有市场化改革

今天的俄国将是个穷国

休克疗法曾经奇迹般地把智利带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俄罗斯没能建立起自由企业制度，实现智利那样的富裕，主要责任不在领导人。

两国的土壤环境不同，在智利，市场经济成分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在俄国，市场经济成分是有和无的问题。苏东阵营经过60多年的计划经济，整整三代人缺乏市场竞争经验，离开了铁饭碗，绝大多数人缺乏谋生能力。拉美式民粹主义在斯大林体制面前，小巫见大巫。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允许开放私人经营后，还是没多少人开企业，因为没人懂怎么定价，怎么找买家。苏联解体前夕，全国2.9亿人口，只有30万商人，其中不少人有国企干部背景。这些人有着精明的头脑和敢作敢为的闯劲。

寡头之一的尤里·卢日科夫原本是苏联食品企业里，少有的出色管理者。他接手的蔬菜基地效率低下，包装分类随意，仓库肮脏恶臭，发黑的胡萝卜、变质的卷心菜和发霉的土豆售卖到市场上。卢日科夫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市民们获得新鲜的蔬菜供应。

俄国在生活水平最高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仍然不能免于物资短缺。莫斯科的闹市区随处可见，买商品而排起的长队。人们为了买4个菠萝排90分钟的队，为了买3个卷心菜排3个半小时的队。莫斯科有次销售地毡，排队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人数估计在1万至1万5千，因为地毡一年只上市一次。

即便在经济周期性萎靡的拉美，消费者也很少碰到过排队情形。根据粗略统计，俄罗斯妇女每天要花两个小时排队，一周七天，天天如此。看到有人排长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加入队伍再说。具体是什么商品，前面的人会传话给后面的人。

励精图治的戈尔巴乔夫在市场化改革上作为不多，他继续关闭国门，限制欧美外资，在农村保留公有制，限制乡镇企业。“市场”理念已经被批判了数十年，戈尔巴乔夫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提及市场这个词，如果非要用到，也是用“社会主义市场”这个说法。

叶利钦在经济转型的态度较为模糊，他愿意进行尝试，但是为了更重要的政治斗争，他会立即让步。休克疗法的设计师盖达尔，就遭到弃车保帅，1992年黯然离场，再也没回到克里姆林宫。

1990年代主导市场化进程的高层人士分为两类，无私的、抱有纯粹信念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盖达尔正是其典型代表；办事得力，但怀有私心的能吏，他们认为市场化使得国家富强，同样认为自己应该从中获得回报，这类人涵盖了左右两个派系，卢日科夫是中左势力的典型代表，他后来当上高官，利用职权的便利，大行敛财。

能吏型政治家在中右派系更多，他们的领军人物切尔诺梅尔金贪污腐败，却又才智出众，是俄罗斯共和国的李鸿章。1992年他取代盖达尔，成为叶利钦政权内干得最久的总理。休克疗法经过能吏们的改造后大变样，效果打了折扣，因此改革阵痛格外剧烈，但是如果休克疗法保持原样，不可能获得国会的通过。

切尔诺梅尔金包办了大部分财政改革任务，因此改革的种种负面后果，他负有主要责任。超级寡头跟切尔诺梅尔金勾结，拿到了近水楼台的政策优势。很多寡头原本是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胜出的人，可惜他们习惯于旧制度的路径，走后门、拉关系，占据垄断地位，碾压其他竞争者。

1990年代俄罗斯的民不聊生，归因于切尔诺梅尔金，而普京执政前期（2000年—2010年左右）俄罗斯的欣欣向荣，同样归因于切尔诺梅尔金。如果没有他的改革铺垫基础，国家很可能像白俄罗斯那样穷困。

原属苏东阵营的国家，白俄罗斯改革最少。总统卢卡申科坚持国企的主体地位，没有实行彻底的资本主义。2000年只有176家国企改制，2001年为100家，2002年为194家。到2003年1月，总共仅有三分之一的国企进行了私有化。今天,白俄罗斯就业人口约362万,其中230万人在国有经济部门,132万人在民营经济部门。也就是说，全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在国企里。

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经过彻底的市场化转型，已经变得富裕。2008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在1.7万美元以上，斯洛文尼亚已近3万美元。而白俄罗斯人均GDP只有可怜的6000美元，在卢卡申科的治理下，产业萧条，股市疲软，2015年全国GDP下降了3.9%，2016年下降了2.6%。换个角度来看，卢卡申科的路线，其实是假如戈尔巴乔夫继续执政，没有倒台的路线。经济体制小修小补，不触动根本。

在叶利钦时代的最后九个月，私有化的正面效果逐一浮现。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5％，预算收入增长3％，拖欠老年人的退休金全部偿清，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下降。西方经济学家当时预测，俄罗斯的颓势至少会持续2到3年，结果GDP出人意料地突飞猛进。

然而，此时叶利钦的总统任期结束了。油价的变化更加显露出国运无常，之前长期低位的国际石油价格，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急遽上升，每桶原油价格涨到140美元。俄罗斯依靠卖石油以及天然气等其他资源，获取巨额财富，再投入到医疗养老各项民生福利。

运气欠佳的叶利钦只是坐拥丰富资源，他的继承人上台没几年，就赶上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不得不说，造化弄人。

叶利钦的个性

纵观俄国史，锐志改革的沙皇（典型代表：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个性均偏向阴柔、谨慎，城府较深。只有这种类型的人，才有手腕和智慧，巧妙地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引来反攻。绰号神秘沙皇的亚历山大一世心思善变，最亲近的大臣都难揣摩上意。叶利钦的性格，更偏向亚历山大三世等守旧反动的沙皇，粗野、质朴，不懂得纵横捭阖，不深思熟虑，动手蛮干，“炮打白宫”就是典型的莽撞行事。

这种鲁莽性格并非完全有害，它能转变为勇士的必备素质，在乱世之中，尤为可贵。八一九事变最初之际，人心惶惶，亲信和美国外交官都建议叶利钦躲起来。之前大言不惭，自称誓死捍卫自由的政客，到了关键时刻，纷纷明哲保身，中央内阁的列位部长清一色表示顺从。莫斯科副市长尤里鲁日科夫承诺组织反击活动，绝不向政变分子认输，结果自己跑路开溜。

而叶利钦走出家里，直奔政变现场。负责监视总统一家的克格勃小分队惊呆了，他们以为叶利钦会像其他人那样慌张逃亡，没想到这个不怕死的家伙，竟然乘总统专车，前往政变军队驻守的莫斯科市中心。

在坦克和狙击手的包围中，叶利钦从容拿起《告俄罗斯公民书》，呼吁士兵们不要对同胞开枪。尽管八一九事变的平息，幕后各方博弈起主要作用，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时叶利钦是用生命在冒险。

豪迈粗鲁的性格，在他前半生，颇有裨益。为人处世上，戈尔巴乔夫是叶利钦的反面，戈氏注重品位，时时表现出仪态高雅，以致于显得矫揉造作。作为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戈尔巴乔夫拥有良好的诗歌文艺修养，熟读普希金、果戈理，社交圈子充满了阳春白雪的气氛。

贫寒家庭出生的叶利钦，生活上保持农家子弟的特性，他在公务上咨询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但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和这类人发展友谊。叶利钦是典型的俄国人，除了酒，没有其他爱好，对文学更是一窍不通。他不拘小节的性格，呈现出亲民做派，跟普通人一样乘坐地铁上下班。

硬汉作风适于除旧，而不适于布新，叶利钦后半生的悲剧与此密切相关。改革势必造成损害，明智的最高统治者会与改革保持恰当距离，让负责具体事项的实干者承担骂名，领袖至高无上，一切错误归咎于部下。如果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转世生在1990年代，肯定会拿切尔诺梅尔金下手，把他推出去，平息汹汹民意。

叶利钦的个性不适合充当改革家。尽管“炮打白宫”的实质伤害很小，但象征意义过大，在俄罗斯现代历程划了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西方专家曾做过事后推演：如果叶利钦在1993年暂时地、体面地撤退，避免正面冲突，今天或许俄罗斯就是一个富裕的国度了。

在苏东剧变后当选执政，注定是个劳累差事。计划经济体制给各国留下了低效率企业和高额债务，无论谁上台，烂摊子就到了谁手里，他们大概率被财政问题弄得手忙脚乱。届时叶利钦能以退为进，卷土重来，到时候局势肯定更有利。但是，他做出了另外的选择，没有向政敌妥协。

叶利钦对权位的执著，有着个人原因。1987年十月革命胜利七十周年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叶利钦临时发言，坦诚国家危机重重。这个举动几乎令叶利钦政治死亡，戈尔巴乔夫为了这一丁点的逆耳忠言，就大发雷霆，把他踢出政治中枢，下放到地方。

平时里交好的朋友全都离他而去，落井下石，谁也不想和一个失宠的官员扯上关系。多年后叶利钦愤愤地回忆道：“许多人和我断绝了往来，他们曾经把自己伪装成同志和朋友。但那不过是因为我曾经是首长，当过莫斯科第一书记，他们曾经需要我，如此而已。”

在下放地方，任职于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的低谷期，叶利钦依然尽心尽力。在十年里他跑遍了全州56个主要城市，每个城市都至少去过四次，深入基层，和老百姓谈心。

幸而，苏联末期风云变幻，民望极高的叶利钦，趁着选举的东风，重新返回到了中央。不过，猜忌多疑的性格从此定型，经历过众叛亲离的人，只会相信自己，余生往后抓住权力不肯放手，生怕再度失势。

这种不安全感时刻缠绕叶利钦，在当上总统后，仍然挥之不去。1993年议会的政治攻势袭来，坚定还击不妥协，成了他本能的第一反应。趁着战胜议会的余威，总统职权大幅度扩张，被媒体称为“民选沙皇”。

1996年总统大选同样是以退为进的好时机，休克疗法的负面效果到达极限，正面疗效尚未凸显，庞大的失业者怒气冲冲。

再一次叶利钦没有急流勇退，勉强胜选，他把希望寄托在市场化改革尽快生效，民生复苏。然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而来……

温和中间力量的壮大

市场化进程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间接刺激了反犹情绪。犹太人素来擅长经商，当苏联的枷锁解除后，他们重操老本行，其中最成功的为米哈伊·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后来位列寡头之一。俄罗斯经济命脉在石油，而俄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在这个犹太人手里。

极右翼施展出老伎俩，把反犹主义和打倒财阀混为一谈，辱骂"犹太佬"的声音在电视台公开播放。久加诺夫一度随波逐流，附和说：“我们的人民不会眼睁睁看着犹太复国主义资本毁灭俄罗斯的经济，抢夺大家共有的财产。”

仅 1990年，移民人口就有185227。按照比例来推算，相当于美国接收整个法国人口。总共有大约120万犹太人背井离乡，迁徙到以色列。这些流失的犹太人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现代知识技能，超过十分之一的移民为工程师、技术员、程序员。宝贵的技术人才白白送到了外国，以色列高科技公司梅蒂诺85%雇员左右都是犹太人移民，自动化光学巨头奥宝，同样以俄国犹太人为主。

当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抵达乌拉尔山以西后，不详的记忆被唤醒了。纳粹在第一次经济危机崛起，在第二次经济危机上台，欧美观察家断言叶利钦政权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将会崩溃，魏玛共和的命运落在莫斯科，一时间“魏玛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报纸版面。

公开鼓吹实行法西斯，要解散民主体制的日里诺夫斯基是1990年代最有潜力的极右分子，他刮起强劲的民粹旋风，余波延续到普京时代初期，民间在野阵营，他和久加诺夫、绍伊古（自由派领袖）三足鼎立。

虽然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政府令人失望，可这是温和力量最可靠的保护伞，现政府若是倒台，局面不可收拾。叶利钦坚定地谴责排外主义法西斯言论，他还向国会发起邀请，而后者拒绝合作。如果左右派按照阶级来划分，那么叶利钦是大部分左派的对手。如果左右派按照民族文化来划分，那么叶利钦肯定不是沙文主义者、新纳粹分子的朋友。

按照总统的设想蓝图，俄罗斯最佳政治生态，带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双峰并立，形成良性竞争。为实现目标，叶利钦乐意扶植温和的“中左”力量，排挤极左。这个计划流产的主因是经济低迷，俄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率，收获了议会的157席，成为国会最大党。

不久后的1996年总统大选，久加诺夫来势汹汹，第一轮投票仅落后3个百分点。由于担心国家内乱，永无宁日，讨厌叶利钦的人捏着鼻子投票支持了他。民意调查显示，44%的俄国人认为，极右翼肯定不容许俄共人马当政，如果久加诺夫成为国家元首，日里诺夫斯基那帮法西斯暴徒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来。

叶利钦再怎么不堪，仍然是维系国家安危的唯一希望。走中间道路的过程中，叶利钦特赦了14个参加谋划八一九政变的前苏联高官，以表露和解的诚意。也因为这种策略，叶利钦和盟友的关系疏远，以前拥护他的寡头，到后期纷纷反水。1996年大选，卢日科夫在游行队伍中，大喊口号：支持叶利钦，就是支持自由！到了叶利钦在位的最后一年，卢日科夫与总统决裂，数落他大大小小的毛病。

1998年金融风暴来袭后，国会的温和派系趁势而起，向“民选沙皇”发难，同时温和派系又注意分寸，点到即止，不彻底削弱叶利钦，以免出现无政府混乱，让极端主义浑水摸鱼。

作为党派斗争的后果，克里姆林宫频繁换相。3月份，在没有一丝征兆的情况下，叶利钦突然解除了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后者恍惚许久，他忠诚效劳，没想到会一夕之间丢失官位。继承人基里延科火速上位，又火速下台，他的新内阁5个月后败给了金融风暴，被免职解散。接替职务的普里马科夫老成持重，政界都预测这种稳健派人物会待得长久，然而未能逃过出局的宿命。新内阁的寿命更短，斯捷帕申当了2个多月的总理就走人，直到普京（这位铁腕强人在1999年还只是小角色）继任，局面总算稳定。

总理的提名人选既要具备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又要获得国会的认可，这样的人物凤毛麟角，于是两年时间，总理之位走马灯式换了五个人。切尔诺梅尔金曾伺机，欲东山再起，但他是财界寡头最贴心的代理人，议会的左派坚决阻挠。提名获得通过的总理要么是中间党派人士（基里延科属于民主派，普里马科夫倾向中左），要么是非党派的纯事务性官僚（斯捷帕申和普京）。

在国会和克里姆林宫的反复磨合中，1998年金融危机解决，而经济回暖，又利于中间势力。叶利钦所梦想的政党格局在1999年12月选举，呈现出一丝希望。中右派系壮大到72席，中左合计66席，俄共议席减为111席，虽然席数最多，但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按照这个趋势，俄罗斯各支力量整合，或许会形成类似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良性党争。

俄罗斯虽然后来没形成这个理想的两党制格局，但至少避免了最坏的结局，在经济崩溃后，法西斯没能兴风作浪，成为气候。叶利钦竭力压制极端主义，庇护了温和理性的力量，俄罗斯在漫长的转型期，多民族多元化的国家没有发生族群仇杀，境内除车臣外大体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