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瑾

理解西方，离不开罗马，直到今天人们还把美国叫做“新罗马”。罗马的故事太多了，不易说，且不说古人如塔西佗、波里庇阿、普鲁塔克之类大师，直到现在，罗马学也早已成为显学，单单研究罗马灭亡就足以成就不少大家。譬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倾尽一生之力，探索“罗马帝国衰亡史”，而德国古典学者克里斯蒂安·蒙森则以“罗马史”写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大众来说，不陌生的是，为罗马所吸引的日本作家盐野七生，她的《罗马人的故事》整整写了十五册。

对于中国人来说，读罗马，对比东西方不同的帝国甚至文明走向，更是有切身感触。华人也有不少写罗马的书，不过近来读到兼具有趣与有识者，首推学者李筠的《罗马史纲：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兴衰》。曾经收到该书印前版，当时还没有上市，先睹为快。不少读者熟悉李筠或许是来自“得到”，不过李筠在政治学领域深耕多年，作品学问正，格局也大，关键还有趣。每次读他的书，都是一次享受，读得可谓滋滋有味。

之前也是算是读过不少罗马史材料，但《罗马史纲》好处不仅在于材料，而且在于材料背后有抓手——换而言之，就是史料背后的逻辑与见识，通过重要的历史节点让大家重新认知罗马。更重要的是，而这些节点并不仅仅是罗列知识点，而是构成了理解罗马的整体框架。

罗马帝国为何至今令人念念不忘？首先，在于罗马之大，或者可以用流行的学术话语说是“超大规模体”。说罗马大，很多中国人大概不那么服气，确实，如果仅仅依人口和疆域而言，罗马未必比得上古代中国。以罗马鼎盛的2世纪为例，罗马人口大概5000万，数量与同时期东汉相当，而土地大概600万平方公里，与西汉类似，比不上后来唐朝元朝清朝等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朝代。

既然如此，罗马何以以“大”令人印象深刻？关键在于，中国疆域内的人口文化制度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同一结构（这一点也存在不少讨论），而罗马则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人口多元，种族、宗教、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完全不同。也正因此，罗马的大体现在它的多元，它的大也体现在它能够整合这些多元。

诸多热闹背后，李筠在《罗马史纲》中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或者天问，即多元如何稳定融为一体？这背后的秩序如何构建？通过罗马的案例，他给出一个方向，或者说揭示了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终极秘密——“就是如何在多元因素之间建立稳定联系，把它们连为一体。”

这就给出了理解罗马故事的抓手。众所周知，罗马的形象立体而复杂，动人而斑驳。理解罗马，如果没有纲领，就容易陷入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成年人读罗马，不仅是读故事，读人物，更是应该读人物故事背后的宪制变迁——毕竟，政治是罗马人的毕生实践，帝国是其最终归属。罗马的历史，从本质的角度，就是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意义上政治学的道成肉身。

我们知道，共和是罗马的根基，简单说是贵族、平民各阶层共同治理，其基本要点在于共和属于人民，三个制度构成要件则是选举制、任期制、同僚制。

选举制比较好理解，从执政官到罗马皇帝都是选举的——中国人往往不能理解，皇帝还可以选举？问题正在于“为什么罗马皇帝要选举？”这是因为，罗马的皇帝更多地是军事领袖，是第一公民之类荣誉，比如巴西琉斯（一种头衔、称号）很少达到波斯之类君主的地位，更不用说远东的独裁君主了。

任期制，这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早在王国阶段，罗马国王虽然是终生制，但是执政官、法务官、保民官、财务官之类主政者，都是有任期的。任期制度非常关键，在区分罗马是王制还是共和的时候，不是看有没有国王，国王是否是选的，而是看任期制，这一规定其实是最重要的区分。

最后就是同僚制，所有官员基本都是偶数，比如执政官最少也有两位，保民官可以达到10个。这意味着没人可以独揽大权，必须尊重同侪意见——其实今天的副总统副首相，也是一种变形的同僚制。

这个制度的形成其实是和罗马的民情与宪制演绎结合的结果。换而言之，罗马人的性格，珍视公民权利，看重公民教育，这才使共和得以出现，正如西塞罗给国家定义：“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respublica?res?populi）”。

李筠总结，共和强调权力属于人民，强调爱国美德以及复合型的权力结构。这些标准在，共和在，罗马兴，否则，罗马就丢失了共和传统，走向了帝制，并最终会走向衰亡。

值得注意是，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存在，从这个视角看罗马，也有不同的味道。贵族和平民、军队的角力，也使得罗马在拉锯中成长。都是人民，但是谁在当家做主的话事也很重要。重要一点是，需要区分共和民主这两个概念。在《罗马史纲》中，李筠总结了共和民主的三点不同：共和注重多元治理、精英主义、分权制衡，民主强调多数统治、平民立场、人民主权。

在过去话语中，可能听到最多是，民主总是被认为是好东西，其实未必。从历史看，对民主的评论变好变为主流也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而且，民主很多时候也是民粹的产物，甚至在罗马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的胜利或者多大多数的胜利，最终往往不是诞生共和，而是回归帝制。

有了这样的史识再去看罗马，就可以站在罗马的命运高度之上去审视，一切就清晰很多，也可以暂时抛开了很多个人好恶和情感，比如克娄帕特拉的鼻子长短不再重要，凯撒个人品德如何评价也不是要害。甚至，通过这一透视镜，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也会有更新。

比如罗马早期的平民领袖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他们是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他们都担任过保民官，也先后在任上被杀，而且事后还遭遇了罗马最严重的惩罚之一“除名毁忆”，可谓是罗马后来统治者希望抹去的人。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他们代表平民利益，触犯了保守势力。如果我们通过共和和民主的透视镜去看，就可以看出，这两兄弟也不算冤枉。他们动机也许是为了平民，改革目的也很高尚，政治上却不那么成熟；尤其，按照当时的看法他们的做法也不是那么地道。

比如为了推进改革，两兄弟都搞了保民官终身制，踢开元老院，这其实已经是在独裁的边缘试探了——在强调共和的罗马人看来，独裁不是意味着一个人做出决定，而是意味着任期制的取消。更不用说，元老院虽然总被说成保守的机构，但是没有元老院，罗马也不是罗马了，毕竟罗马正式名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毕竟“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元老院”。

至于凯撒，不少人认为他内心神鬼莫测。站在罗马制度变化的高度，其实就不必纠结凯撒的个人品质。他的去世，其实是共和转向帝制的关键，他是贵族，却联合起平民，塑造了新的王权——毫不意外，平民的胜利，往往就是贵族制的没落，往往也就是君主制的兴起。他的过早去世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至于王权的完善，则由他的继承人屋大维完成，其通过元首制度，完全架空了元老院，罗马也正式进入帝国时代。

帝国时代是罗马的鼎盛时代，也是其衰败的开始。为了生存，帝国不得不扩张。扩张必然意味着权力集中于中央，权力集中无可避免；扩张必然使得军事中心远离中央，这也使军队私人化和蛮族入侵无可避免，离心力也随之出现。

罗马对于现代人的政治价值，很大一块在于其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治理。而罗马之所以特别吸引李筠，如果只能用一句话解释，就在于罗马是西方古代史上唯一的超大规模共同体，甚至可以说是“所有超大规模共同体必须参详的第一对象。”

因此，罗马无疑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李筠指出，罗马是西方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共同体，“她是现代的英帝国、美帝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同时，她也有足够多、足够惨痛的教训。罗马的崛起和强盛让人心驰神往，但罗马的衰败和崩溃也让人感慨万千，如果你入戏够深的话甚至会捶胸顿足。”

伟大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之大，其实也体现在其治理与历史背后的复杂性。“她从一个弹丸大小的城邦，变成了世界帝国；从建城时候的七个小山头，变成了接近5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幅员；从罗慕路斯的3000兄弟，变成4600万人口的庞然大物，确实让人惊叹。”

众所周知，罗马从军事征服起家，但其成长却不能止步于军事征服，也就说中国人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说罗马道路和建筑这些可见的基础设施的领先，更伟大是看不见的基础设施，比如安全、法律、市场。如李筠所言，“罗马成为超大规模共同体，必须有妥善的政治安排，让罗马的权力成为护卫道路、建筑、安全、法律和市场的硬壳。罗马建构自身权力的主要方法是间接统治，它是罗马政治统治的精华所在。”

可以说，超大规模体的成长成功与失败，在罗马身上，有着太多不同维度的映射与经验。在罗马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维持罗马的荣光与生存，罗马人为此殚精竭力，也为此战斗，甚至不惜内战。帝国衰亡的命运可以被延迟，但最终还是会到来。

无论我们对于帝国如何赞颂，对于超大规模体如何膜拜，对于罗马的衰亡如何扼腕叹息，但帝国本身就暗含着宏大，也就是人力造化的极限，其治理成本也会急剧上升，这不仅仅是高超如走钢丝的政治技巧，而是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态——换而言之，以人力抗衡自发秩序。

有人曾经说希腊人聪明，把天下的问题都想过一遍。对比之下，罗马人就显得务实多了，某种意义上，现代人更容易和罗马人亲近，毕竟形而下学，更有共鸣。

对比现实，罗马史可能更真实，也许更壮美。有英雄龙争虎斗，有帝国变迁，有宪制斗争，有人性波折，端得一部人类文明大片——难怪，德国诗人歌德说，看到罗马，就看到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