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文 新近出版的《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钱锁桥/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收录本世纪以来研究林语堂的论文十多篇。不仅林语堂作为研究对象是跨文化的，该书的不同作者也是跨文化的。有中国本土学者，亦有港台学者，还有若干学者为美籍白人教授。看来对林语堂的研究正逐步成为一种跨国学术现象。东西作者从东西文化的语言、文学、文化、宗教、政治等角度切入，深度解读林语堂。该书编者有志于在二十世纪两个知识分子亦即胡适鲁迅之外，架构一个鼎足而三的现代性思想文化格局。这个“第三者”就是林语堂。这本书的出版，加上两年前编者问世的《林语堂传》，一传一论，当能推动林氏研究往这个方向发展。

胡适与鲁迅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格局。他们同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且同是这个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这两位文化先驱虽然五四时期略属同调；但，两人的思想质地毕竟不同。走出五四之后，胡鲁形同陌路，阔如参商。鉴于他们的地位、影响和不同价值取向，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现代性。鲁迅从五四直至以后，代表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现代性（从文化到政治）。胡适五四时相对激进，五四后又相对保守，越往后则越来越右，不仅在文化上，尤其是在政治上。如果不作价值评判，我们几乎可以说，胡鲁的方向就是二十世纪文化与政治的方向。

在这样一种文化格局中，我们如何审视林语堂。激进与保守乃是根据西方文化而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五四新文化以北大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胡适鲁迅更加上创办者陈独秀同领五四激进主义的风骚。其时林语堂至少因为年龄的原因——他1916年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年方二十一；尽管在《新青年》发过两篇文字，但不可能像胡鲁陈那样得风气之先、享盛名之誉。这也就注定了他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地位。林语堂虽然发稿《新青年》，却未曾习染该杂志的激进主义倾向。正如周质评教授的征引：“文学革命”并不只是一个语言的革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它也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它代表一种“激进主义”的情绪——对过去的反叛。我特地用“激进主义”来形容它，因为五四运动直接导向今日中国的左倾情势——这是林语堂后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演。

那么，林语堂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吗，亦非。保守主义是一个被动概念，没有激进就无所谓保守。不过它也是一种现代性。比喻地说，现代性是个“雅努斯”，它有两张面孔：一张朝前，一张朝后。五四新文化消歇之际，或曰它从文化杂志转向政治杂志之时，一份朝后看的文化保守主义杂志1921年问世，那就是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有意思的是，主持学衡的知识人如梅光迪、吴宓等都曾留学哈佛，都是美国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白璧德的学生。学衡创办时，正值林语堂负笈哈佛，就学白璧德，甚至与吴宓同过一条板凳。但，林语堂哪怕1924年回国之后，亦未与学衡同道，甚至不被吴宓等视为同门。他们的老师白璧德以旧学抵制新学。白氏新人文即新古典，它的指向是古希腊。如果激进主义彻底反叛旧学有问题，保守主义一味以旧学否定新学也未必没有问题。所以即使在白璧德的课上，林语堂的表现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以致该书一位美国学者不惜用夸张的语句说林语堂“在哈佛‘揭竿而起’”）。学衡同仁得白氏真传，对其师亦步亦趋。亦以旧学横扫新学，试复兴孔孟儒学以弥补新文化造成的文化断裂。林语堂显然不是这个路径。虽亲近古典，但他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并不抵制。

也许这正是林语堂在二十世纪的文化意义。他不是五四中人，更多是后五四一代。正因为没有完全卷入五四狂澜，所以在五四之后，能够成为一个跨越激进与保守的文化人。一味的激进和一味的保守，势必导向文化上的一元。文化发展关键在于不同文化之间或新旧之间的彼此互渗、各自发展，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多元。该书“引言”的题目：“作为跨文化批评家的林语堂”，这是对林氏一个恰到好处的定位。不激进不保守，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两间一卒，中道而行，其立足点就是批评。他曾自撰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一踏一评，关键是评。这个评就是批评。如果批是分析，评即判断与评论。对中西文化而言，除了一味肯否，还有什么比批与评更合适的文化态度呢。是之谓激进与保守之外的“第三种”态度。

林语堂出身福建漳州乡村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祖母和父亲都是基督徒，父亲还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从小在家接受的就是基督教教育。中学和大学又都是教会学校，尤其上海圣约翰大学全程是用英语教学；因此林有一个他同时代学人无法相比的英语和西方文化基础（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倒是他自己后来的恶补）。所以，1935年林语堂赴美之后，能用娴熟的英语为美国人写出那么多批评中国文化的书（《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国的生活》……）。他无疑使他在美国读者眼里成了一张中国文化的名片。林语堂自己也认为“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不妨略窥林语堂在讲两种文化时的批评实践。“在美国阐释中国和中国人”是该书第四章。这是一个比较：在五四激进主义那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须一律扫除”，否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因为胡适陈独秀认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林语堂不然，他对传统文化抱有深切的“同情之理解”。在他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中，儒道两家显示了中国文化的不同智慧。由于他的求学是从西学开始，因此他说：“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当然，出于个人心性，正如书中一位白人教授所指：林语堂在儒道之间的评论“重道轻儒”。如果可以进一步，林语堂更推崇的是古典文化中的晚明传统，如公安派的袁氏兄弟、金圣叹，以至后来的李渔等。这路文人走的是性灵一路，而林氏认为“性灵就是自我”。对个体自我的强调，显然更多来自“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

当林语堂踏足西洋文化时，书中有一篇文字专门讨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林自承“我是美国传教士的产儿”，不仅出身于长老会牧师家庭，后来在圣约翰首先读的又是神学院，准备以后做牧师。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熟悉莫过于基督教，对基督教的熟悉莫过于加尔文主义。正因为如此，加尔文宗的弊端他看得清清楚楚。虽然登记受洗皈依，但对加尔文的批评不遑多让，且切中肯綮。如批评加尔文关于人的全然败坏、预定论、拜偶像等，都是逐点剖析，而非简单推断。由于加尔文是一个冷峻的绝对主义的神权专制者，其语言也带有绝对化的色彩。林语堂针对性地指出：我对于任何坚持一种“全然”这样，“无条件”那样，及“不可抵抗的”某些东西的人，有一种直觉的不信任……佛祖曾对他的弟子断言：“不仁慈的教训不会是佛的真教训”。善哉斯言，这又是来自东方文化的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