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周/文 2018年，在黄马甲运动如星星之火开始向法国全国蔓延之时，法国小说届的最高奖项——龚古尔奖，颁给了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新晋作者尼古拉·马修（NicolasMathieu），作品是《他们之后的孩子》。

作为记者的马修，浸淫文化界的时间并不短。但在那之前，他生长于法国东部的一个去工业化小镇，父母是和所谓“文化”绝缘的机电师和会计师。作为“阶层撕裂者”，他写实地刻画出了那个世界中他那一代年轻人的命运。

因此，某些程度上，他的得奖颇有些文化精英们临时抱佛脚求医问药的意味。不过，马修倒是清醒，文学从来不是现实的救命药，其目的恰恰相反。“描述就是对现实的报复”，他在采访中引用了他的文学偶像福楼拜在书信中写到的句子。那么，来看看马修是如何用文学打出这报复的重重一击的。

残酷青春也仅幻象

“他们非常兴奋，又异常年轻。在14岁的夏天，一切都开始了。”在翻开《他们之后的孩子》之前，这段印在的封面上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认为这会是本法式残酷青春物语。革命、死亡，缺一不可，正如在《戏梦巴黎》原著作者吉尔伯特·阿代尔（GilbertAdair）的笔下，“五月风暴”之时青春狂乱的分量，唯有以死亡为句号方才合称。

在1992年的法国小镇埃朗日，瘦弱的斜眼少年安东尼正为青春期的荷尔蒙所苦恼。而他的表哥已经出落的人高马大，足有二十多岁青年的样貌，凭此随意出没于酒吧和派对，也被女孩子们青眼有加。为了和他一起参加派对，安东尼不惜偷出了父亲心爱的摩托车，然而，混入派对的北非裔二代移民哈希纳在被赶出派对时偷走了摩托。

摩托车被偷走的事实让安东尼的母亲格外惊慌，她不敢想象从前在工厂劳作而如今只能靠打零工为生却依旧膘肥体壮、嗜酒如命的丈夫会做出什么事情，选择带着儿子登门去解决这件事。

哈希纳的父亲古板守旧，这个谨小慎微的第一代移民疯狂地殴打了儿子一晚上，最终勒令儿子和自己一同搬回摩洛哥，远离让哈希纳堕落的法国。然而，此时的纯洁故土已经成为了席卷欧洲滋生其他罪恶的大麻的疯狂产地，“整条整条的山谷里遍布绿油油的大麻地”，“人人都能在各自的层面捞到好处，不管是批发商、公务员，还是工业巨头、女人、警察、议员，甚至小孩”。

本被送回来好好调教的哈希纳，不仅自己开始吞云吐雾，并且迅速在这条产业链上从帮手向上爬去。他开豪车，穿名牌，一天赚的钱是父亲半年赚的钱。他极大地改善了家中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就连母亲都不敢再要求他老老实实做人。

一场埃朗日昔日工人的葬礼，揭露出两人更深的联系——他们的父亲在工厂时曾是工位紧紧挨着的工友。已经成为毒枭的哈希纳将安东尼堵在了酒吧的男卫生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场铺垫已久的终将酿就的死亡青春惨剧仿佛已经来临。

然而，马修抖了抖笔锋，安排安东尼退下，安东尼的父亲上场救护。这个“如矿物般坚韧”的粗壮男人，立刻从这张年轻的北非人脸庞联想到了那辆被偷的摩托车。那正是引发自己中年离婚、失去房子的悲剧的导火索。于是，这个男人挥拳了，“带着曾经的苦，曾经的希望。这一拳承载着不幸与厄运，承载着一吨重的苦难经历。”这一击的力度恍若铁球击面，令安东尼的父亲自己也颇为吃惊，他打掉了哈希纳的一枚门牙。随即，他让安东尼先走，将自己和哈希纳留在了厕所之中。等他终于从厕所中出来之时，他打破了自己试图挽回一切的“禁酒令”，坐在吧台上，点了一杯酒。被留在厕所中的哈希纳的结局，被马修朝最不怀希望的方向暗示。

马修似乎存心吊起读者们的胃口，剩下的整章都在描摹安东尼终于和自己梦寐以求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斯特凡娜泄气的深夜私会。而等安东尼的父亲再登场，已经是两年后的1996年。他吃了官司，注定要负一辈子的债，却无牢狱之灾。显然，这意味着哈希纳无性命之虞。

紧接着，哈希纳登场，两年前那场惨剧的结局被揭示了出来：哈希纳失去了满口牙齿，被迫戴上了一口假牙。但，也仅仅如此。除此之外，哈希纳的生活走上了正轨：他脱离了自己贩毒事业，循规蹈矩地找到了一份拆除废旧建筑的临时工工作，甚至拥有了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女友，以及一只可爱的小宠物狗。在沙滩上巨型的宣布小镇转型水上游乐园产业的盛大音乐会上，即将去当兵的安东尼和哈希纳又相遇了。在黑夜中的森林，他们甚至闲聊了几句，而当他们在光亮下认出彼此时，立刻变得一言不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褪色的、变得无味的恩怨”。他们已经不想打架，就连维护作为男人的虚荣的挑衅都显得心不在焉。

等安东尼回过神来，哈希纳已经静悄悄地走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回合哈希纳达成了他的报复。他认出了到沙滩上找寻儿子未果的安东尼的父亲，为了自己的一口牙，他试图跟随跟随上去报复，却看到这位喝得伶仃大醉的失意老人一个人游入了湖中。显然，这无异于自杀。他曾试图呼唤阻止，但最终没有声张转身而走，“这让他觉得自己已经具备杀手的灵魂，到底还不错”，但他终究没有成为杀手。

等到这两人再相遇，已经是再两年后的1998年。在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那个夜晚，他们在一间由厂房改成的小酒吧不期而遇。在奇迹般的进球中，酒吧所有的人都手拉着手，尖叫着一起庆祝。他们“互相庆祝，仿佛也在绿茵场上，你拍拍我，我拍拍你，心花怒放”，族裔之间的区别消融了，“比法国人更法国人”。最后，哈希纳甚至骑着新买的摩托车送安东尼回家。安东尼拼命想让哈希纳让他自己骑个来回，哈希纳当然是不太愿意地拒绝。在他们反复拉锯的对话中，安东尼情绪逐渐急躁，他又意识到了两人之间的隔阂，即使他们“在同一座城市长大，上过同一所学校，也都早早离了学校”，即使他们的父亲曾在同一个工厂工作，他们自己也“见过千百次面”，然而，终究对他们来说，“这些共性一文不名”。

安东尼直接骑走了摩托并不准备归还，而这漫长得来的胜利也一文不名，斯特凡娜对他午夜骑着摩托呼啸而来的浪漫丝毫不在乎，她即将在加拿大开始全新的生活。

对于安东尼和哈希纳而言，他们在生活面前已经不再拥有更大胜利的可能性。换句说，他们是以一种细微但不致死的失败程度继续生活下去。

安东尼伤病提前退伍之后成为了临时工，一段时间专给养老院打扫卫生，最后在一个空调车间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岗位，但仍旧是临时工。安东尼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临时工在经济困难之时随时会被扫地出门，而工程师和管理层所在的稳固层级是他爬不上去的另一个世界。而哈希纳呢，虽然拥有了份长期合同的工作，结了婚、生了女儿，但平静却鸡零狗碎被钱所困的生活如钝刀子割肉般，让他也无法忍受。

对于这些年轻时任意妄为的工人子弟而言，剩下来的生活只是缓慢受锤的过程——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一切残酷的曲折最后不过是再次送他们回到原点。

而对于同样经历了放浪青春，却来自中产阶级的斯特凡娜，她比男孩子们更早地看见了社会的“整体图景”，只有通过教育系统的精英选拔，就读于那些真正重要的学科，才能爬上社会的阶梯。她去了巴黎读预科，最终收获了商科大学的青睐，去加拿大开拓新天地。至于埃朗日的一切，于她而言，“都不再有任何意义”。

正如《学做工》里早早为我们所揭示的，这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之所以永远在原地打转，是因为上升的阶梯之少、需要投入资本之多，让他们宁愿相信阶梯并不存在，而专横暴力的父亲也往往推动了逆反并潜移默化了这种暴力，让他们更崇尚一种对抗主流和权威、也更“酷”的“反文化”：他们崇尚男子气概，打架、斗殴、逃课，并对那些”书呆子“嗤之以鼻。这种”残酷青春“，让他们颇具魅力，甚至能够吸引来自更高阶层女孩的青睐。然而，这最终意味着自主选择放弃上升的可能性。这是种“自我诅咒”。

在某种意味上，“残酷青春”的图景不过是为他们服从同样沙文主义的“车间文化”进行更好的预演，而蓝领工作的稳定性和待遇在全球化之下早已日薄西山，这正是安东尼和哈希纳未来命运的真正残酷之处。向上的阶梯一早抛弃了他们，而他们只能自我安慰，这是自己的选择。

龚古尔背后：法国“铁西区”和“现实主义”

在《他们之后的孩子》获得2018年龚古尔奖之后，出版社高兴地对媒体指出，这本书的海外版权卖出应当不成问题。毕竟，全球有如此多的如埃朗日这样的去工业化留下的地区，美国的“锈带”、中国的“铁西区”。也无怪乎马修的处女作《动物战争》在中国出版时，封面语这样写道：“游走于法国‘铁西区’的黑暗午夜，两代‘小镇青年’光与影交错的人生”。

马修看到了是如斯特凡娜那样的“整体图景”：在全球化的助推之下，一座座远方的没落工业城市的命运有着共同的韵调。

在安东尼和哈希纳的命运第一次产生了交集、摩托车被偷走的派对，高潮是涅槃乐队（Nirvana）的歌声。所有孩子们都停下一切、凝神静气来听。涅槃乐队来自美国“锈带”最西的西雅图，90年代的西雅图还没有迎来互联网，凋敝的工厂散落着集装箱，那时的西雅图之声（SeattleSound），也就是垃圾摇滚（GrungeMusic）之声。

马修形容涅槃乐队的歌曲“宛如病毒一般四处扩散”，所到之处有“没教养的无产者孩子、狡猾的少年、危机中的败类、未婚生子的女孩、骑摩托车的傻帽、瘾君子、差班的学生”。

“柏林墙已经轰然倒塌，和平像一帧浓缩的卷轴渐次展开。”他用诗话的语言写道，在全世界每一座“具有相同的去工业化经历”的城市里，在每一个没落的地区，那些没有梦想的孩子如今都在听这个来自西雅图的，“将忧愁化作愤怒，将沮丧化为分贝”的乐队。然而，“天堂已经永远失落，革命不会再发生：只剩下制造喧嚣。”埃朗日的孩子们对着来自异国的音乐深有共鸣，报以极高的崇敬，跟着节奏凝神静气摇晃脑袋，歌曲快要结束会跟着“轻轻的颤抖"，但，“这就完了”。

在派对举行的1992年，“五月风暴”已经过去近三十年，正处于“密特朗时代”。左翼第一大党，为工人阶级发声的法国社会党正在执政。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密特朗总统保持了他“以强大国家为基础的强大福利基础”的基本执政特征，然而，法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在1991年起延绵三年的经济衰退中，法国的失业率和贫困率都在上升。工人阶级已经对社会党是否真的能保证他们的利益开始了怀疑。

马修将这草蛇灰线写进了他的小说。而在那场让哈希纳丧失了满口牙齿、让安东尼的父亲陷入了人生彻底的下坡路的葬礼上，神父罗列了那位死去的工友的一生，这是一连串他所供职过的工厂、公司的名字，几乎是一部这个法国东部小镇的经济变革史。然而，马修辛辣地追加道，神父“却只字未提穷困潦倒的日子，失业、社会计划、工会运动、政治”，以及，在逝世前的一场选举中，这位逝者最终为极右翼的反移民党派“国民阵线”贴起了海报。

这草蛇灰线同样延伸到了现实世界的法国之中：这几乎成为了理解近年来法国工人阶级选民急速极化右转的重要脚注。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法国传统平分秋色的左右两翼的政党，社会党与共和党的候选人，都在第一轮的投票中宣告出局，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石破天惊的第一次。总统人选最终花落“非左非右”的马克龙，而在此掩盖下，极右的“国民阵线”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21.3%的选票，该党的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位列马克龙之下的第二。而在刚刚结束的2022大选中，同样的情势几乎又再重演了一次。同样走民粹主义和反移民的争议路线的特朗普比玛丽娜更进一步，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正是依靠处于“锈带"的关键摇摆州的选票，最终当选美国总统。这一切，都让西方世界的各界精英们困惑不解。

马修凭借《他们之后的孩子》获得龚古尔奖的2018年，也正是”黄马甲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开始向法国全国蔓延的那一年。燃油税带来的油价上涨，点燃了这些默许“革命不再发生”，只会在青春期时跟着涅槃乐队的歌曲"轻轻颤抖“的一代工人子弟的怒火。抗议带来的暴乱和损失连绵不绝，事实上，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才使得其平息。这造成的停滞，让法国的政治、商业、文化精英们不得不慎重地对待并且思考：法国的工人阶级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已经觉得传统的政党，无论左右翼，都无法代表和帮助他们？他们到底要求什么？真的只是不再增加燃油税，并向富人征税，还是他们已经隐隐叫喊出来的，拥抱民粹排外？（游行中已经有群体用反犹语言辱骂了法兰西院士、著名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罗）

在法国东部一个如小说中埃朗日的小镇长大，马修目睹了去工业化所带来的一切，他将之称为大部分人“所不想要的遗产”。然而，这也意味着他在他曾作为记者所跻身的文化界中，是少数的真正能够为这些失落的工人子弟发声的人。而这正是迫切地需要理解现实的精英们所需要的。于是，在2018年，精英们开始赞誉马修在左拉之后重新将现实主义带回了法国文坛，正如他们开始打捞起并激赏同样来自小镇，从劳工家庭奋力向上，成为了著名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迪迪埃·埃里蓬早于2009年出版的著作《回归故里》。

埃里蓬同样为工人阶级为何转向极右提供了来自亲身经验的敏锐的解答：法国左翼过于沉溺自我，歌颂工人阶级其实不过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伟大。而这种傲慢最体现在移民问题上，左翼对于移民欢迎接纳，但带来的伤痛只由工人阶级承担，不仅仅是工作机会的流失，同样带来了治安的恶化、族裔的冲突。这群“被背叛、被抛弃、被忽视、被遗弃”的选民倒向了极右，希望自己的呼声被听到，哪怕对方是最极力压迫的分子。而极右进一步激化了工人和移民之间的矛盾来坐收选票。

从这个意味上而言，现实主义其实总出现在现实之后。与其说是现实主义描摹了现实，不如说是现实召唤出现实主义作为镜子来试图理解和解决问题。然而这往往是对傲慢的亡羊补牢，为时已晚。马修对于这一点是清醒的，“描述就是对现实的报复”，他曾在某次采访中引用了他最崇拜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福楼拜书信中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是非常精准地说明了现实和所谓“现实主义”的关系。

幸存者：教育和“夹在两个世界的诅咒”

马修被称赞为扛起现实主义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于主人公的描摹“有如自然主义那样细致”。哈希纳这样的移民工人子弟穿松松垮垮的运动衣、脑袋两侧剃得精光，住在窄小拥挤的塔楼之中；安东尼则住在自家建的楼房中，拥有两间卧室和皮沙发；整体而言，男孩子们的爱好只是在沙滩和派对闲逛寻衅和吸引女孩。而中产阶级的斯特凡娜住在有泳池的别墅中，可以负担起牙齿矫正，喜欢阅读杂志，在到巴黎读预科之后，她的爱好转变为了数学，将卡拉瓦乔的画和吉尼亚·伍尔夫肖像钉上了自己的桌前。

马修坦诚，这些为角色的深度作证的无数细节，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巨著《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的品味清单。在《区分》中，布尔迪厄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和分析发现，所谓的文化品味和生活趣味并非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基于后天的阶级分类而生成的，并通过人们是喜欢古典乐还是流行音乐、打高尔夫球还是游泳的所谓的"品味"的高低之分，来维持阶层之分的正当，或者说，给社会的不平等以某种合法化的外衣。如何弥合这种巨大的不平等鸿沟，挽回法国社会这头一路驶向极右的摇晃巨轮？马修说他只能记录不能解决，而《回归故里》的作者埃里蓬将希望寄托于改变教育。

埃里蓬发现，法国北部那些教育水平最弱的地区，正是最为支持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地区。“人们接受教育、获得体面工作和能够正确表达不满的机会越少，他们就越有可能在文化和经济上感到被剥夺。”埃里蓬在采访中指出，这些被剥夺感越强的人越有可能转向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作为一种形式上的抗议”。

因此，他认为教育对于解决不平等和摆脱极右翼威胁极为重要。确实，社会大众一直将教育视为重要的向上阶梯。但埃里蓬的意思其实恰恰相反，教育需要一场彻底的颠覆。

在他看来，教育是这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系统中最为不平等的部分，有钱家庭的孩子才可以上预科、继而接受真正的高等教育，而没钱家庭的孩子只能被分流到另一个注定没有希望的体系中。即使一些低下阶层的孩子们有幸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了抓住了向上的阶梯的极少数幸存者，但“幸存者偏差”不该美化为“改变了命运”的励志叙事，留给幸存者的更多是割裂和痛苦。他们永远和这个充满精致品味的系统格格不入，这也正是他自己和出身小镇的布尔迪厄所经历的痛苦。布尔迪厄之所以如此尖锐、咄咄逼人地将教育体制的根本价值指认为“帮助现存社会进行文化再生产、传递代际差异”，正是因为他即使爬到了教育体制的金字塔顶，这种格格不入的痛苦仍旧挥之不去。正如埃里蓬所说的，这是一种““分离的忧郁”，对于出身的羞耻，和对家庭以及所在阶层的价值观的背叛所造成的拉扯时刻都在折磨着他。“这是一种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诅咒，在憎恨和崇拜之间，你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出身低下阶层、父母是公交车司机和法国记者 AdrienNaselli在他的调查性著作《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中，为这些叛逃父母阶级的孩子们的痛苦提出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

对于这种诅咒，马修也感同身受。他的中上阶级的朋友们对于不平等的冰山视若合理，他的父母却又总发表那些冒犯他的言论，无论在哪一边，他和大家的观点都相左、永远在扮演“魔鬼的辩护者”。他将自己称为“屁股在两把椅子之间的人”，这意味着他的脑袋也不能更舒服地属于任何一个阶级。这也正是他最开始阅读和写作的原因，这帮助他学会“用语言表达”那些他感到困惑的事情。另一个文学界的“阶级叛逃者”，被誉为法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之一的安妮·厄诺 (AnnieErnaux)对他影响致深，他试图学习厄诺以社会学的方式“渲染”出他所处的世界，从而达到他的文学偶像福楼拜的目标，让描述对现实打出报复的重重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