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0

《西方儿童史:　从古代到17世纪》

（意）艾格勒·贝奇/（法）多米尼克·朱利亚/编 卞晓平/申华明/译商务印书馆 2016年1月

没有什么正经的历史记录会专注于儿童，这也是如今研究儿童史的挑战和趣味所在：研究者必须去关注那些相当民间的东西，例如教育机构、儿童文学、童谣之类。时代的变迁，当然是这部厚重的作品的关键线索：1900年后是一个“儿童的世纪”，孩子不再被看作有待长成的成年劳动力，而是一个以金色童年的名义、需要得到关爱和保护的人类群体。

No.9

《索拉里斯星》

（波）斯坦尼斯瓦夫·莱姆/著 靖振忠/译译林出版社 2021年8月

当冷战进行到几乎快要催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索拉里斯星》问世了。三个科学家，也是三个典型的“冷战人”，在遥远的索拉里斯星上寻求与海洋的对话。寒冷、巨大的海洋是那星球上唯一有生命的东西，地球人的努力当然要失败，最后，他们决定用X射线轰击那大海……

这个恐怖而悲伤的故事，证明了人类的愚昧，就像卡夫卡所冷眼观察到的，人总是出于恐惧而傲妄起来，越觉得自己受了冒犯，就越是采用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而浑然不觉得自己有错。莱姆对这智海的描写，神秘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而与海洋对话，这种构思太神奇，这个设定的隐喻性也太值得深思：他至少讽刺了人类的野心勃勃，像春秋时期用召集天下诸侯开会的方式来称霸，却对近在身边的同类关闭心门。当海洋将科学家的记忆和梦想中的人物发送给他们时，他们都不敢跟这些模拟的人物对话。他们都是恐惧的俘虏。

小说的后一半是相当沉闷的，而且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但这算不得莱姆的失败。他是太忠实于他的现实感受了。

No.8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

（比）亨利·皮朗/著 王晋新/译商务印书馆 2021年3月

“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国度中，能够孕育出皮朗教授这样一位伟大学者，实乃一件令人难以置信之事。”英国中世纪史学者F.M.鲍维科说。皮朗呕心沥血写作的《比利时史》，从世纪之交开始出版，到1932年才出齐，他在生命最后的十五年里（1935年逝世），被比利时人誉为最伟大的公民，这一荣誉相比他的个人生活的痛苦而言都不值一提：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之前离世，也许，他持续的工作正是为了忘却悲伤。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查理曼所创建的帝国是穆斯林所造成的欧洲平衡破裂的一个关键点。”原因在于，穆斯林的崛起使得罗马教廷的权力限于西部地区，同时，穆斯林对西班牙和非洲的征服，客观上给查理曼崛起、法兰克王国一度称霸创造了条件。皮朗的论断，助力了一种全球考量的历史学视野的形成，东西方貌似殊异的历史路径之间被识别出、建立起了种种联系。

No.7

《业:　简论行动、过错和姿势》

（意）吉奥乔·阿甘本/译 潘震/王兆宇/著 叶仁杰/校拜德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年11月

“人怎么会有罪？”卡夫卡提出的问题一向击中要害。他是个深度沉浸在犹太教的文化沉淀之中的人，在这种文化里，拉比故事已经多次讨论过罪的问题。撒旦曾指控上帝说，你，世界之主，纵然能展示你所有的力量来谴责我，可是你指控我的力量却终归不属于你——阿甘本将这个故事引述到他的《业》之中，从而开启了一场有滋有味的研究。

阿甘本的小篇幅著作不少，但使用的思想资源却异常丰富。本书又是一个明证，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本雅明、阿伦特等等各自出场；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犯错的原因只是无知罢了，而亚里士多德却启动了通往地狱的罪的列车，圣奥古斯丁和康德在沿途留下了他们的理论印记。阿甘本还批评了阿伦特《人的境遇》中对行动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混淆。需要保持专注的阅读，来感受书中思想的冲击力。

No.6《冷战的终结：1985-1991》

(英)罗伯特·瑟维斯/著 周方茹/译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4月

如今我们终于有机会读到对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这段历史的翔实书写了，尤其重要的是，在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站在某一种特定的立场之上，不需要到处看到令人遗憾的教训，也不需要一再地钦佩谁或是咒骂谁。想必当年的人也一定有过“有幸（或不幸）见证”了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的感觉吧。瑟维斯的写作传达出一种如今已丧失了全部风韵的时代气氛：高层的决定至关重要，同时，大众的选择不可预料。

No.5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英）马修·恩格尔克/著 陶安丽/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年8月

人类学家的写作，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嗜好罗列：人类学家似乎酷爱罗列式的书写，谈一个问题，讲一个现象，讲着讲着就出现了一长串彼此并列的词语或概念。当然，与其说他们罗嗦，不如说他们对周详、严密的追求达到了高度自律的地步。

恩格尔克在这本书中大略对此做了解释。他说，人类学家最重大的敏感之一，是清除对世界各地的人的固有假设。他们放下所有的成见去看人，他们希望忘记自己所来自的学府，所出身的国家，而融化到自己所观察的人之中。为此，他们在书写时也一定会力求避免片面，尤其避免那些概括性的论断，而诉诸具体和详细。

人类学家常给人以谦逊、开放、自然幽默的印象，因为他们以拓展“人类”的范畴，以肯定差异为己任，他们一直在告诉那些更“文明”的地区的人说，不要傲慢，不要轻易地将那些仍然受到宗教的限制、仍然受制于生产水平地低下的民族和地区视为“落后”，而要懂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并不是世上的唯一，更谈不上是自然的存在方式。以恩格尔克的看法，优秀的人类学家，既能做到不把他人“异国化”，同时也不把文化差异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他的书中也偶见幽默，当他讲述他自己在津巴布韦实地工作中的经历的时候。

No.4

《有诗自唐来:　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

（美）倪健/著 冯乃希/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9月

在传颂那些妇孺皆知的唐代诗文的时候，可曾有人想到过，这个文本问世是在一千多年之前，它为何能传到今天？在传播的过程中，每一个传播者、诵读者、评论者，怎么可能做到统一版本，不出偏误？而最初的作者是否也预期过这件作品能够流传很久，以及，预期到了它将很难保持它的本来面目呢？

诗文是有物质载体的。倪健的这部作品，英文原名的直译就是“以语词表现，写在纸上”，强调了这是一项对载体和传播的研究。像他的导师宇文所安一样，他打开了一些会让对“唐诗宋词”只有俗见的读者感到陌生的窗口。他的考古学视角，是我们格外欠缺的，我们很少去推究那些赫赫有名的作品和作者，是如何得到认可的，更不会想到，我们所熟悉的一首诗，可能是成百上千个与它有区别的版本之一，它与它的作者之间的距离，比我们想象的更远，也更复杂。

书中提出的众多学术观点，既严谨又洞察力十足：例如他说，中国古诗研究的一个习惯做法，就是根据个别字词的使用来衡量作品的成就。他并无批判的意思，却足以让我们发现，市面上九成以上的古诗“鉴赏”类话语都那么陈旧无聊。

No.3

《不对称：扎加耶夫斯基诗集》

（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著 李以亮/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10月

对一个一流作家的认可，“收放自如”可谓是最起码的一句评语了。扎加耶夫斯基这本2014年的诗集，任意抽一首来读，都是在证实他的收放自如已达到了怎样的地步。有些诗，例如《1995年夏天》，乍读来像散文，不由有“多敲几下回车键”之疑虑，可是读后回味，才觉得适时的换行是这首作品之优秀的一部分；有些诗，如《童年》，题目很大，篇幅又很小，区区十六行文字里摄取的意象东鳞西爪，毫无规律，但却又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美作。

写诗的“熟练工”，是那些掌握了一些屡试不爽的套路的人。可是对于扎加耶夫斯基，我只能用很俗气的词语说，他的熟练，他的自如感，是大大突破了套路依赖的。在《翠鸟》中，他把疾飞的翠鸟写作“这粒色彩斑斓的子弹安全地击中了/岩石嶙峋的海岸，它的巢藏在那里”，然后，一个转换，鸟巢就变成了“一个避难所，一个栖身之地，在那里/思想点燃而不被摧毁，/一座监狱，它将我们从冷漠之中释放”，他进而想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矛盾修辞法”，又进而想到“有时也是一首诗，/几乎是一首十四行诗。”

这里的变化不会在其他诗中有重复。能够设想到的有限的主题，在这本书中以无限的角度呈现，以至于你不会去想到主题的存在。诗集本身很小，一小时可以读完，而偏爱其中的任何一首诗都是理所应当。

No.2

《策兰传》

（德）沃夫冈·埃梅里希/著 梁晶晶/译雅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我们之所以能认识那些出色的流亡者，是因为他们留下了作品；而随着我们读解他们的作品，我们会明白创作是他们流亡中的刚性需求，甚至说，他们是为了创作而流亡的，他们用这样设定的目的来缓和流亡的被强迫性，以及种种丧失的痛苦。但是，他们所用的创作语言，往往反而对他们构成了进一步的折磨。

译者圈对策兰，似乎一直有种带有火药味的“情结”，似乎翻译策兰就意味着要和同行比个高下；策兰的诗一向不易理解，因而译者们也就格外在乎谁是谁非，谁是“正解”谁是误读。从这本传记可见，策兰刚走上写诗的道路时，也是受制于文句意象的晦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要么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要么被人以策兰厌恶的方式对待。

这本传记对于理解策兰的诗，并了解他为何这样写作，是大有帮助的；尤其有价值的是，埃梅里希对当年的批评家们做了批评，他指出，策兰的艰苦努力，是因为上述悖谬所致，即他必须用他的仇敌的语言来写作，他在寻找自己的声音时，必须与心中不可愈合的创伤搏斗。当《死亡赋格》受到赞誉，被称为是诗人对奥斯威辛恐怖的“克服”和“清洁”的时候，策兰内心充满了失败和厌世感。

这本书篇幅不大，可是处处给人留下了意在言外的印象——和策兰的诗风吻合。

No.1

《卡夫卡谈话录》

（奥）卡夫卡/口述 （捷）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 赵登荣/译漓江出版社2021年4月

这本篇幅不算大的谈话录，多少借鉴了《歌德谈话录》的写法，并非仅仅是对话，而是有场景，有叙事，有动作、表情、言谈的细节，有突发事件，从中还能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旧奥匈帝国瓦解后，新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里种种新事物、新现象，例如传媒业，电影业的发展，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条对卡夫卡和雅诺施而言，已经相当明显的“暗流”。卡夫卡经常纠正雅诺施的印象流，用更深刻、更彻底的观点来深化他们的交谈，当雅诺施在1919年说到社会失序、许多人破产，贸易、工业、食品供应都被毁坏时，卡夫卡严肃地讲，贫穷只是表象，而实质是，在以工厂生产和逐利为主宰的社会里，人只是被用于增加资本的“老式工具”，是“历史的残余物”。

这样的观察当然是对他的《在流放地》等小说名篇的直接阐释。但它也再恰当不过地刺中了我们的当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