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稷

2011年夏天，我看到巴黎拉丁区一家书店的橱窗里赫然摆着一本当年畅销书，传记文学Limonov“利莫诺夫”（中译本书名为《搅局者》）。作者埃马纽埃尔·卡雷尔是法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著名电影编剧和制片人。卡雷尔原本要为《费加罗报》人物传记版写一篇这个法国知识精英眼里的法西斯“小混混”的报道。可他多次采访以后写成了一本书，一部精彩的传奇。

“利莫诺夫”何许人也，值得一位名作家为他树碑立传，而传记为何如此畅销？

卡雷尔这样概述他的主人公：“利莫诺夫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认识他。他是乌克兰的流氓、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地下偶像、流浪汉；然后一个曼哈顿亿万富翁的管家、被全巴黎追捧的作家、巴尔干战争中迷失的士兵；而现在，在荒诞、混乱的后共产主义时代，渐入老境的他却成为一方的年轻暴徒的领袖。他认为自己是英雄；你也可以叫他混蛋：我暂不下结论。他的一生危机四伏而暧昧：他本人就是一部冒险小说。我相信这也是意味深长的一生。不只关系到利莫诺夫本人，不只关乎俄罗斯，也关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我们所有人的历史。”

地下诗人们

爱德华·利莫诺夫，原名爱德华·韦尼米诺维奇·萨文科（1943-2020），出生于捷尔任斯克（苏联），2020年在莫斯科（俄罗斯）逝世。他父亲是狱卒，官至少尉，是“偏执狂制度的一个小螺丝钉”。爱德华的睡前故事是卫国战争中死亡的战马和牺牲的同志。而战后，他看到的则是一片瓦砾，残疾人随处可见，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孩子回到野蛮状态。他们住在道路泥泞、住房条件恶劣的郊区。父亲在少年爱德华眼里变得可怜起来 ：“他不愿意长大了像父亲。他不愿意过忠厚、有点窝囊的一生。”爱德华曾作为少年刑事犯被捕入狱，同牢犯讲述的各种盗贼残忍而九死一生的“英雄事迹”，令他“不屑做个二把刀”。

爱德华少年时期正逢解冻时代，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你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全苏联人竞相购买。对劳改营真相的揭露意味着否定斯大林时期，这本书标志着去斯大林化。但这似乎对少年爱德华没有多大影响。

爱德华出狱后进工厂学徒，从读诗到写诗，蜕变成文学青年：“在乌克兰的一座工业城市，出了一名写诗的学徒工，就像在今天的巴黎郊区出了一名饶舌歌手，都不算是来错了地方。”他参加赛诗会，开始小有名气。但是在乌克兰灰暗的工业小城，看不到出头之日。于是他抑郁，试图割腕自杀，被关进精神病院。精神病院老医生一针见血：“你没疯。你只是一心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医生推荐他去一家书店当店员。书店真正的生活是打烊以后，他们读地下刊物，有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也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布罗茨基的作品，后者是爱德华嫉恨了一辈子的那种“班上的第一名”。他也在书店朗诵自己的诗歌，把作品订成小册子传阅。他成为比他年长很多的书店掌门人，一位“以色列部落的浪荡女子”安娜的情人。他们一面以做裁缝为生，一面写诗。这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利莫诺夫。

小城满足不了他的“世界眼光”。外省青年要成名都会向首都挺进，于是利莫诺夫来到莫斯科。为了谋生，他提心吊胆地顶着“黑户口”躲在出租屋里仿制牛仔裤，按照《巴黎竞赛报》上的照片仿制名牌皮包。为混入文学圈，他揣着自己印刷的诗集去参加他看不上眼的诗歌朗诵会，硬着头皮听“穿着颜色像粪便的宽大的衣服”出入苏联文化馆的女诗人朗诵她们矫揉造作的诗歌。

卡雷尔通过利莫诺夫在莫斯科混圈子的过程和心态，梳理出这个时代苏联文学界的三类人。首先是体制内的“灵魂工程师”：“肖洛霍夫、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那一伙人，有公寓、乡村别墅，去国外旅行，到特供商店购物，荣获列宁奖，出几百万套精装全集。但是这些有特权的人赢得了福利和安全，却失去了自身的尊严。”

利莫诺夫认识的一位童话作家就是这种“两头押宝”的年轻作家，其父是著名诗人。 朱利安.巴恩斯在《时间的噪音》中描述的苏联艺术家擅长此道。他们“在每个变化到来之前就能感知到，他们会把耳朵贴近地面，眼睛盯着最有利的时机，潮湿的手指深入空中，领会任何风向的变化”。大师的童话全国儿童人手一册，他有大公寓、乡间别墅，在地下社会和官方文化之间长袖善舞，“游离于顺从于勇气之间”。

除了官方文学圈和索尔仁尼琴等持不同政见者优秀作家，这个时代还造就了一群夹在官方文学和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像利莫诺夫这样的“高贵的失败者”：“在这个时代失败者才是高贵的。”他们不那么执着地追求真相和真理，要的就是独树一帜。

索尔仁尼琴不屑于与这个群体交往，“他的决心、他的勇气中有种非人性的东西，他要求于自己的事，也期望别人同样做到”。利莫诺夫做不了主流作家，对体制不待见的作家也颇有微词。他不喜欢《大师与玛格丽特》，说是堆砌；《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令他妒火中烧。后者很有钱，与当局的关系不温不火。最让利莫诺夫堵心的还是被阿赫玛托娃捧红的他的克星布罗茨基。因为他们的经历相差无几。布罗茨基的父亲也是小军官，也早年辍学，干过各种营生，比如跟个小混混劫持飞机企图飞往阿富汗，也被关进过精神病院。他被捕入狱，罪名是他的诗“黄色淫秽”。他在法庭上与法官的对话传出来，成了地下诗人们的金句：

“谁批准你做诗人啦？”

“谁批准我做人啦？可能是上帝……”

肖斯塔科维奇、萨特、艾略特都是布罗茨基的支持者，布罗茨基在任何聚会上穿着朴素，坐在角落里，少言寡语，目中无人，却永远是众人瞩目的对象。利莫诺夫则说他故作姿态，自我炒作。布罗茨基“非苏更多于反苏”，他不是“异议人士”，但是拒绝合作，1972年，克格勃终于让他卷铺盖走人。少了布罗茨基，地下世界对于利莫诺夫来说清净了许多。二三流的先锋派艺术家们愤世嫉俗，喝得酩酊大醉，穷困潦倒，过着朝不保夕的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残酷的是，利莫诺夫清醒地意识到他也属于他不屑的“二流”。他的同代人对他的评价是“惹不得的青年”、巧手裁缝、有才华的诗人，动辄剑拔弩张，却又很讲义气。

最终，女人缘令他在诗坛引人注目。开着白色大奔的高级文化官员身边穿着皮短裙、脚蹬高跟鞋的芭比娃娃埃列娜为利莫诺夫桀骜不驯的诗人形象倾倒：“他身穿白色牛仔衣，敞开的红衬衫，露出棕色的胸膛，在这个吃饱肚子、无精打采的人群中，他才是唯一真正的活人。”利莫诺夫离开安娜，埃列娜离开官员，两人成双入对出入文坛，郎才女貌，羡煞众文青：“在勃列日涅夫惨淡经营的灰暗的时代，要说到苏联有什么亮点的话，他们两人可以作为代表人物。”有一张照片他随身带着，无论漂泊到哪里：他身着自己用140块彩色布拼贴、缝制的上衣，长发飘飘，气宇轩昂地站着，脚下躺着一丝不挂的妩媚迷人的埃列娜。

索尔仁尼琴与利莫诺夫都在1974年的春天离开祖国。但是前者死里逃生，信念坚定，无所畏惧，他离开苏联引起举世轰动。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都是被强力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即使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与故乡的语言”。而利莫诺夫和埃列娜则是自己要移民，虽然利莫诺夫被克格勃定为“死心塌地的反社会、反苏维埃分子”，他厌恶的只是苏联知识分子的历史和那些整齐划一的公寓；埃列娜则满脑子西方明星、名模的图片，以为整个西方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们要去巴黎拜访大诗人阿拉贡，去纽约找他们心目中的曼哈顿社交生活的女王、马雅科夫斯基情妇的闺蜜……

无论以何种方式出走，在苏联官方看来都是叛国，在西方人眼里都是投奔自由世界。最后的告别总是撕心裂肺的：“离开这个生活，这个一直那么熟悉的生活，而去过另一种虽然满怀希望但是几乎一无所知的生活，这也是一种死亡的方式。”

苏联人在纽约

法国人到纽约或者美国人到巴黎是旅游，但是纽约对于两个“冷战的孩子”来说几乎是另一个星球，且不说摩天大楼和横跨百老汇的霓虹灯广告，连擦皮鞋的黑人、街上自言自语的半疯都是新奇的：“没人上来干涉他守规矩。”有一个细节令他们兴奋不已：美国地图竟然那么准确！苏联的城市地图要么标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建筑，要么提前让人看到十五年后的城区。两位情侣勾肩搭背，旁若无人地高声谈笑，逛高级时装店，看黄片。从莫斯科到纽约，“无异于看了一场黑白电影后再看一场彩色电影”。两个漂亮俄罗斯年轻人自我感觉是唱片封面上“鲍勃·迪伦和他的女友”，暂时忘却了家乡的灰暗生活和在泥泞中挣扎的伙伴。

但是生活毕竟不是彩色影片，对于语言不通的苏联青年来说，先到的同乡是他们的救生圈。联络人之一就是早利莫诺夫三年到纽约、令他愤愤然一辈子的“西方文化精英的宠儿”布罗茨基：“他使他的新朋友们（比如苏珊·桑塔格）睁开眼睛看到苏维埃制度的现实，这方面他有汗马功劳，索尔仁尼琴也没有把他的地位压下去，因为索尔仁尼琴待人接物十分生硬，哪像布罗茨基全身散发着光环教授的灵气，谈起诗歌俨然是个王爷，跟诗歌界的大人物都有交情。与他交谈，犹如与博尔赫斯交谈，已经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学体裁。”他是俄罗斯移民的偶像，被称为“老板”。虽然他想不起利莫诺夫是谁，还是在气氛像“莫斯科老知识分子公寓”一样的“俄罗斯茶室”接待了他，他睿智而平易近人，警告后来者美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但是也让人猜到在这份和善的态度后面，隐藏着成功者的俯就谦让。他知道虽说是后浪催前浪，这些新来者要在他们的救生舰上划好久，才登上他的头等舱”。

这对来自莫斯科的金童玉女曾出入住在纽约上东街高级公寓顶层的沙龙，给纽约社交圈添加点佐料。女主人是上一代俄罗斯移民，上世纪二十年代出入法国社交圈的美女，男主人是出版集团艺术总监，集团麾下有Vogue杂志和《名利场》。客人名单经过仔细斟酌，理想配方：财富、权力、颜值、荣耀、才能，总之都是Vogue时尚版的人物。他们被领班带进去时，以为登上了喷气式飞机，姑娘立刻想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个世界找到一个位子，梦想拿到一份模特合同，诗人则“想到他的人生目标是把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但也并不排除出本畅销书的梦想。布罗茨基也在场，专心致志地倾听一个名模讲话。女主人声称是他们捧红了大诗人。金童玉女很快意识到他们不过是富豪的新宠。

他们回到小酒店的房间，一边看着电视里索尔仁尼琴训斥西方的堕落，一边疯狂做爱。

利莫诺夫为了谋生不得不去布罗斯基给他介绍的《俄罗斯事业报》做编辑，在他眼里，那是个天涯沦落人抱团取暖的地方，是一群苏联不同时期的移民怀旧、思乡的“等死房”。这里令他厌恶的是“比布尔什维克还讨厌的”纳博科夫，因为后者只写移民小说，对他们这个小世界不屑于顾。利莫诺夫看不惯他是出于阶级仇，看不起为文学而文学。他日后在《失败者日记》中写道：“我梦想一场暴动。我永远成不了纳博科夫，我永远不会迈着多毛的双腿，跟在英国人后面在瑞士草地上追蝴蝶。给我一百万，我去买武器，到随便哪个国家去煽动一场起义。”

他乜斜着眼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流亡诗人：“深信到巴黎转一圈，在作家之家喝几杯酒，口袋里装几句失敬的诗句，就可以塑造一位诗人的命运。他们是对已经入土的斯大林打冷拳的专家，西方知识分子关心的对象。”他极尽刻毒地讥讽在西方备受推崇的“圣三位一体”：“圣三位一体就是在穷乡僻壤吊死的茨维塔耶娃、在劳改营里找骨头啃后惊风而死的曼德尔施塔姆，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他是做人呆板、奴相、住乡村别墅的哲学家、道貌岸然的好好先生，喜欢舒适和古书，他的一部歌颂斯大林的诗集被翻译成所有可以想到的语言出版，在他自己那个《日瓦戈医生》面前也吓得放了一个屁，来歌颂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怯懦。”利莫诺夫同样看不起那些养尊处优的学习写作的美国青年：没有经历过苦难、贫困、战乱，怎么能写作？紧接着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惹恼了利莫诺夫。他奋笔疾书，说他被当成道德圣贤，其实只代表科学界特权阶层，脱离人民，他们要掌权比当前官僚体制还糟糕。这次他走得太远了。他的雄文被所有报刊杂志拒绝，却被《真理报》刊登。他不得不从报社辞职，从此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也彻底脱离了流亡纽约的苏联作家圈。

之后的戏码并不新奇，穷困潦倒之中两个恋人无休止地争吵，埃列娜与一个法国摄影师出走。他落得孤家寡人，足不出户，在充斥着呕吐物味道和尿味小房间里苟延残喘。福利机构为帮助他融入美国社会，让他免费上英语课。班上的学生都是女移民，在介绍自己的国家时，利莫诺夫说他们国家读书、看病都免费。他还真不是在吹牛。女人们惊讶不已：这么好一个国家，那你为什么要离开？

他与公园里发传单的左翼分子或者耶和华的使徒们搭讪，这些人惯于被拒绝，有人听他们啰嗦，真是受宠若惊。他们声称支持世界革命，也就是永远站在社会边缘人物一边，无论是赤色分子、黑人、同性恋、瘾君子、还是拉美游击队。但当他被一个左翼女活动家邀请参加了一次他们所谓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大会以后便大失所望。这些人开完会就去咖啡馆喝一杯，然后各奔东西，没有了下文，他甚至没来得及跟女左翼激进分子上床。利莫诺夫期待的是拿起武器的“革命”，劫持一架飞机什么的。他崇拜托洛斯基，甚至蓄着托式小胡子，因为他“从纽约一个饥肠辘辘的流浪汉，摇身一变成了红军大元帅，乘了装甲车转战于各条战线”。而这些美式托派滔滔不绝地神侃少数族群和政治犯的权利，遇到瘾君子、身边的穷人便落荒而逃。利莫诺夫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他又试着把自己定位为同性恋鬼混，甚至与那些吸毒、做双性交易的黑人为伍，模仿他们花里胡哨的衣着。移民中传言他是同性恋、苏联特工、黑人妓女的皮条客。他不以为耻，无论如何总比平庸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利莫诺夫成为一位亿万富翁的女管家的情人和替工，混入曼哈顿的豪宅。他第一次得以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上层人物，这些人不像苏联漫画里大腹便便、残酷无情的资本家。豪宅的主人斯蒂芬是富二代，自称自由派，也就是左派。他看上去挺平等，与佣人互称小名，从不摇铃叫佣人,但“应该肯定的是不管他什么时候醒来，早餐要随时准备着，茶要泡开，吐司要烤得恰到好处”,只是不用端到窗前，而是他自己来厨房。看到利莫诺夫在读《纽约时报》，他还会彬彬有礼地问是否打扰。男主人喜欢艺术，拍过一部先锋派电影。他祖母是白俄，因此“有一位俄罗斯诗人给他当大管家会使他飘飘然”。 他倾听诗人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讲述艰辛的生活、精神病院的经历、与克格勃的纠葛。然后穿上高级西装，去一家高等餐厅吃午餐，餐费够一个拉美移民一家过上一个月。

利莫诺夫摇身一变成了全曼哈顿羡慕的模范管家：煮的俄罗斯红菜汤令宾客赞不绝口，很快学会了做富人们爱吃的高维生素高蔬菜沙拉，客串木工、园丁，与海地保姆斤斤计较，与脾气不好的女秘书关系融洽，防范意识无可挑剔，会跟供应商拉关系，拿到最好的肉，派他去银行取现金完全可以放心，主人的喜好摸得一清二楚，女人出浴他赶紧扭过头。他也可以套上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与某些客人聊天。

主仆没有个人恩怨，但是利莫诺夫“站在他面前就像个帝俄时代的农民，尽管伺候贵族老爷，却在等候自己的时刻；当这个时刻到来时，从大门走进老爷装满艺术财宝的豪宅，洗劫他的艺术财宝，强奸他的妻子，把老爷打翻再底，用脚蹬他，得意洋洋大笑”。 这正是斯提芬的白俄祖母叙述的情形。这个与他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两年的模范管家“心灵深处当他是敌人”。富二代不会想到，他因仆人没及时从洗衣店取回裤子发脾气，再持续五分钟面无表情的仆人可能把他耳朵削下来——至少利莫诺夫自己在书里这么说的。

还有一次邻居招待联合国高官，斯蒂芬被请去，利莫诺夫当然不在被邀请之列。他从地下室找出主人的猎枪，登上阁楼，对着花园灯光下喝香槟的外交官、议员、非洲国家元首以及夫人们，最后瞄准联合国秘书长——此人20年后被揭出曾是纳粹。他终于没有开枪，否则他后来的《失败者日记》可就不是一般地畅销了。

邻居小男孩患白血病去世，得知这个消息时他和斯蒂芬一样动情，但却说，富人的孩子死是上天的惩罚。癌症面前人人平等，花上几十个亿癌症也不会让步：“这太好了，至少在一件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读到此都会说这是个人渣，但是卡雷尔则肯定，如果可以拯救这个男孩子的生命，“第一个挺身而出，扑上去并用全身精力去抢救的，也会是爱德华”。

纽约是白手起家的移民的炼狱，爬出来就能写本书。历经磨难的作家利莫诺夫写了本自传体小说《他做仆人的故事》，在美国出版。作品讲述他从苏联移民到纽约后与女友蜗居在小酒店的日日夜夜、流浪街头食不果腹的惨状、与异性和同性的滥交、酗酒、盗窃、斗殴 ，最后成为曼哈顿亿万富翁的管家。卡雷尔好奇富二代斯蒂芬读了这本书以后会作何感想：模范管家从顶层仆人单间下来，睡在主人的卧室里，在浴缸里抽大麻，带妓女回来在丝绸被单里滚床单，喝他的上等红酒，抽他的烟斗。

利莫诺夫的名作家梦死灰复燃。他带着书稿和富二代的祝福，飞往文学之都巴黎。

猎奇的巴黎文学圈

这部自传很快吸引了法国出版商，最终被一家专门出版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版商看中，这个出版商十次被判有伤风化，十次重生。这倒接近利莫诺夫擅于制造丑闻并触底反弹的风格。小说的法语版1980年秋天问世，书名改成了《俄罗斯诗人偏爱黑大汉》,畅销一时。利莫诺夫名声鹊起，成为巴黎文化圈的新星。

作品说不上有多少文学价值，利莫诺夫在纽约经历的片段是许多美国移民的必修课。那么是什么使得利莫诺夫风靡了当时的巴黎文学圈？

因为利莫诺夫与西方人心目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和立场大相径庭。后者“都是神色肃穆的大胡子，穿着很差，住在小公寓里，里面都是书和圣像，他们整夜谈论用东正教拯救世纪的道理”。 而这位所谓的异见人士则性感、风趣，着装像摇滚明星。他公然蔑视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回忆流亡前在乌克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犯罪经历时既不忆苦思甜，也无忏悔之意，而带着怀旧的口吻。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巴黎的反正统杂志《国际白痴》上发表文章，文笔简练生动，直截了当，不拖泥带水。他挑衅的姿态、玩世不恭的态度、拙劣的法语、对其他异议人士的嘲笑，甚至为斯大林干杯都受到追求异类的左翼文学青年的追捧。他们模仿后苏联朋克风格的衣着，收集政治局式的玳瑁架大眼镜、共青团徽章、勃列日涅夫与昂纳克亲嘴照。利莫诺夫曾看到时尚女青年脚蹬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塑料搭扣大靴子。当年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剧组到巴黎演出后，巴黎街头也出现过白毛仙姑——巴黎时髦女郎穿着褴褛白衣裤，飘然而过。

利莫诺夫在文化气息浓厚、时尚、高雅的拉丁区漫步，终于可以像他读过不止一次的《红与黑》的主角于连那样染指贵妇，成了巴黎交际圈里一个“货真价实的女伯爵”的情人，住进拉丁区漂亮公寓。但待字闺中的女伯爵可不像《红与黑》里的贵族夫人,她有意爆粗口，吞云吐雾,利莫诺夫也并不屑于像于连那样靠吃软饭混迹于上流社会,他讨厌变成“一只家畜”。于是在遇到一位年轻的俄国二流摇滚女歌星之后便与漂亮的伯爵夫人友好分手，带着歌手回到一室的单身公寓，令巴黎女伯爵心碎。女伯爵是装酷，而真正吸引利莫诺夫的是与生俱来、骨子里的大俗。卡雷尔形容这位女歌手：“大腿粗壮裹在线网袜内，妆化得像一辆偷来的汽车。”利莫诺夫爱她发狂，因为她“像他一样出生在苏联的灰色郊区，带着她唯一的王牌——咋咋呼呼的美貌，女高音的嗓子、幸存者的粗鲁幽默感——征服辽阔的世界”。

总之，这一阵利莫诺夫旋风令巴黎文学圈的幻灭与肤浅一览无余。

当时是文艺青年的卡雷尔也没躲起过这阵旋风。卡雷尔的家境是利莫诺夫不可企及的：“我生活在一个安静衰退的国家，那里的社会流动性是有限的。我生在十六区一个布尔乔亚家庭，长大后成了第十区的波波族。父亲是高级白领，母亲是著名历史学家。我写书，一些电影剧本，妻子是记者。”文艺青年曾去亚洲服兵役，后来一边试图倒卖南亚岛上贩来的廉价泳装，一边写小说，“做出尚未涉世就已看破红尘的样子”。泳装没卖出去，姑娘们来做客时拿几件，小说也被退稿，想当冒险家、情人和作家这三个愿望都没实现。卡雷尔自嘲说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历险“以一部谁都不感兴趣的手稿和二百箱怪里怪气的游泳衣而告终”。而在此期间卡雷尔的母亲名声大震。1978年在大家都以为俄罗斯霸权还要存在几个世纪时，她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中就预言这个帝国是个多民族的马赛克，非常脆弱，不久即会轰然倒塌。她自然收到利莫诺夫题字的《俄罗斯诗人偏爱黑大汉》。卡雷尔抄走了这本他母亲不屑一顾的畅销丑闻小说。他本是纳博科夫的忠粉，之所以被利莫诺夫打动，是因为作者四十岁已历尽沧桑，他简直就是个“俄罗斯杰克·伦敦”：“他爱打架，对女孩子手到擒来。他姿态潇洒，还有他的冒险世纪，也使我们这些布尔乔亚青年肃然起敬，利莫诺夫是我们的野蛮人，我们的无赖；我们崇拜他。”利莫诺夫并不是个成功人士，他“把人类分成强者与强者，赢者与输者，大人物与小人物，他为自己生活在第二种人群中张皇失措，焦躁不安”。这令失落的文学青年感到少许安慰。

虽然利莫诺夫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书,但主题就一个：他的人。他的读者群不见扩大，作品销售日渐疲软，只得听从出版商的建议，写了部色情小说，但是他缺乏想象力，无法从虚构跨越到非虚构，作品出版后无声无息，一年只有高级白领一个月的收入，还得在超市搜寻便宜食品，与酗酒成性的歌女屈居在巴黎的阁楼里，“他的过去都已经榨干，给他留下的只是现在”。

无论如何他打入巴黎文学圈了，应邀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他遇到了当时已经享誉国际文坛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还有后来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得艾什诺兹。但是利莫诺夫在任何圈子里都不安分。一次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文学活动中，当组织者介绍他是“有声望的知识分子”时，他宣称“他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罗大众，不进步，不加入工会，一个知道普罗大众永远是历史中绿帽乌龟的普罗大众”。 然后又补刀说“因为他当过工人，从而看不起工人，因为他曾经穷过，现在还是穷，所以看不起穷人，决不会施舍给他们一个子儿”。 宾馆酒吧里有人批评苏联，他竟然大打出手。在面包车上，他们看到一辆军用卡车停在旁边，面包车里的作家们鼻子贴着玻璃窗，一阵惊呼：“红军！红军！”这让他心生厌恶：“这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像看木偶剧演出的孩子们，看到从幕后走出了那只可恶的大狗熊。”此时的苏联已是强弩之末，步履蹒跚、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们面对岌岌可危的大厦已无计可施。利莫诺夫回不去祖国，却并不希望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坍塌。他希望“这只北极熊还能吓唬西方人”。

如果曾经在两种体制下生活，就很容易理解利莫诺夫的心态。触动利莫诺夫神经的或许是西方知识分子不自觉的优越感。他们支持异议人士，希望他们成为毫无瑕疵的圣人、飞蛾扑火的烈士。利莫诺夫的反感不无道理，然而他又是非理性的，以挑衅的姿态表达自己的情绪。

利莫诺夫在巴黎的社交圈围绕在独眼富家子弟艾顿创办的《国际白痴》杂志周围。杂志最初受到萨特的支持。创办人“满脑子唯恐天下不乱的怪主意”，杂志的作者们有才华而好斗，专门写名人特别是左翼政客的丑闻。利莫诺夫的奇遇和绝对左右不逢源的劲头与他们一拍即合。编辑部里三教九流都路过，出现过法国极右派头目勒庞，也会看到后来名声大震的文学批评家索莱尔在钢琴前坐下唱起《国际歌》。这些人早晨十点就开始喝伏特加，极左和极右肩并肩喝得醉醺醺。卡雷尔形容他们像地铁里闹哄哄的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的球迷。

很多毕生从事创作的作家也不曾有过利莫诺夫那时的名气。可就在苏联解体，大家兴高采烈之际，他却咬牙切齿地想要把戈巴乔夫送上刑场，之后人间蒸发。直到2006年，作者才在俄罗斯女记者安娜的葬礼上看到他。

衣锦荣归

卡雷尔认为戈巴乔夫在台上六年期间最重大的变化是可以自由地研究历史了。索尔仁尼琴预言：“只要人们开始说出真相，一切都会轰然倒塌”。1988年开始，苏联市面上出现了原来的禁书，全莫斯科争相阅读《日瓦戈医生》《生活与命运》《1984》。

约两千万俄国人在二战中丧生，利莫诺夫自豪的是他的伟大祖国战胜了德国，帝国横跨欧亚大陆，11个时区。他认为苏联政府向西方低头是耻辱。他讨厌罗斯特波维奇拎着大提琴在柏林墙的废墟上演奏巴赫的组曲。他童年熟悉的苏联红军大衣上的铜纽扣竟然换成了塑料纽扣在他看来说明一切：“一个民族，其士兵穿些偷工减料的制服，是一个对自己缺乏信心，也不再引起邻国尊重的民族。他们不打已经败了。”

但俄罗斯开放的速度超过利莫诺夫的预期。他在巴黎遇到一位俄罗斯出版商谢苗诺夫，当出版商问到他的书是否已经在俄罗斯出版时，他矜持地回答他的书刚刚没有风险，谢苗诺夫耸耸肩，告诉他没什么不能出的。利莫诺夫又说：“我是个丑闻作家。”这下谢苗诺夫更兴奋了。这位出版商出了奥威尔全集，同时出版侦探小说，还办了份打擦边球的杂志，刊登犯罪故事、色情图片。

利莫诺夫回忆童年的《大时代》在俄罗斯首印30万册。1989年，在谢苗夫诺夫安排下，利莫诺夫回到阔别15年的故土。与他同行的还有被出版商挖掘出来的一位不知名的歌手和一位小影星。他是坐商务舱回来的,住进乌克兰大酒店。出入这座苏联时代的豪华酒店是他离开苏联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他曾经梦想的对他被他迷倒的几千人真的出现在他面前。这可算是衣锦荣归了。出版商的营销做到了家，声称这三位作家、艺术家是天才，国家重建需要他们。利莫诺夫被描绘成文学界的摇滚明星。这次他知趣地不再提同性恋和黑人，开始塑造励志形象：他如何一路走来，不为名模、伯爵夫人、西方的腐朽所动。他觉得听众真土，但是他发现俄罗斯人已经不怕穿制服的，人们只仰视金钱。

利莫诺夫感谢谢苗诺夫，但蔑视他的随从。他们给他上鱼子酱，穿着黑西装，前胸敞开露出白衬衫，做出玩世不恭的派头，神气活现地介绍他们的美国朋友。爆发户们为抢着买单差点大打出手。这一切令利莫诺夫生厌。他故意给扫厕所的大妈几百卢布的小费。

果然他放弃了后面的巡回演讲，踏上前往故乡乌克兰哈尔科夫的列车去探望父母。他潦倒惯了，尽管以知名作家身份踏上故土，却不假思索地买了三等车厢的票，与散发着伏特加酒气、粗声大气的劳苦大众混在一起。在他们当中，他能听到改革以后俄罗斯最底层的声音。他们说这个国家就没好过，以前生活不好，还有加加林登上月球、强大的军队和辽阔的国土。但是开放以后，言论自由了，大家因知道自己被骗而沮丧：“七十年间向我们灌输说我们是最棒的，事实上我们是失败者。什么都没做成。七十年的努力与牺牲，最终引导我们走到了日暮穷途的境地。”

回到家，老母亲能做到的就是看他穿得单薄，给他拿出他父亲的一件保存完好没有被虫蛀的皮大衣，碎碎念的是小公寓无人继承。做儿子的总还希望有什么能让父母自豪的，利莫诺夫告诉他们，他是来莫斯科做新书宣传的。但他们无所谓，他的世界离他们太远了。看到炉灶不停地烧，利莫诺夫说这在巴黎得花几千法郎，老太太大为惊讶：那个国家那么贪财，连煤气也要付钱？ 然后说：“是啊，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小马屁精好像在这里也要这样干了。”

小城故事多，却不是温情的往事。利莫诺夫青少年时代的朋友一个被判劳改，出来后在斗殴中被人捅死；另一个想当萨克管演奏家的离婚后酗酒成性，带着女儿住在母亲家；第一任女友安娜进了精神病院，出来后上吊自杀。他憎恶的萨哈罗夫去世了，他陪母亲看电视，全民痛哭流涕。母亲不知道他是谁，说“大家以为下葬的是斯大林呢。”也难怪，电视里的演说者一会儿把他比作甘地，一会儿比作爱因斯坦，还有人把他比作马丁·路德·金，甚至被比作《星球大战》中的克诺比。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草率枪决，有人欢呼，有人兔死狐悲，也有人像卡雷尔一样对这场草草结束的审判闹剧深感失望：“它要起一种榜样作用，却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尽管他们罪大恶极，尊严却站在被告一边。”利莫诺夫看完录像，写了篇文章，说不否认他们犯过罪，但是国家领袖不可能不犯罪，最无辜者也签署过不该签发的命令。这对夫妇关押期间“双手轻压与目光交流”，他们“相互鼓励去面对死亡，不用排演就在我们面前演了一出可与埃斯库罗似和索福克罗斯相媲美的悲剧”。 这对暴君竟然被他列入“人类历史上不朽恋人的行列”！ 这一切在他眼里都与体制无关，后来的掌权者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俄罗斯之旅短暂地满足了利莫诺夫的虚荣心，但俄罗斯的现实令他压抑。波黑战场成为他宣泄郁闷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