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怀宇

当人们开始战争时，往往会颠倒行事的顺序：先行动，直到痛苦了才开始思考。

——修昔底德

康拉德·雅劳施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是一部关于1918-1933年间出生的德国人，即所谓“魏玛一代”的群体传记。其史料取自数十位老人的晚年回忆录或自传。作者从个人的回忆与经历出发，回顾惊心动魄的政治史，犹如通过老树的年轮去重构它曾经历的风雨。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描述他们战前的童年与少年，战时的青年，和战后的生活。

解释学是史学的基本方法。狄尔泰极重视自传的价值，因为再体验（Nacherleben）是切入体验的最直接途径，自传是对生命的最贴近反思。后来的历史学家还指出：自传不仅是史料的内容来源，这一形式本身就意味着个人主义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自传是将“我”的从生到死的经历把握为一个整体的努力，处理的是我与世界的关系，其意义是多样的：自传可以是战士的最终和解，也可以是不甘者的存在之证明。传主们将自己视作历史长河中的个体，而不仅是群体中的一员或潮流中的浮沫。历史意识同时也就是超越的意识，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我们自觉地将自我置于变动的历史中，也就获得了从洪流中探出头来的视角，从更高处俯瞰自己的一生。在作者选取的八十人中，有六名历史学家和三名文学或日耳曼学家，远超这些职业占总人口的比例。一个人是否擅长反思的性格特征在一生中有较大的稳定性，因此本书所选样本虽然控制了阶层、性别和地域的比例，力图全面展示“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些人在性格和智识上却是较认真的人。将此书的样本群与“平均人”区别开来的还有战后的人生历程：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生活与事业还算满意，这样的人无疑比不如意者更愿回顾一生，对待历史的态度也通常更为坦率宽容，尤其是在晚年将死之际。

群体传记（prosopography）作为史学方法，最早出现在对人物数量有限的统治集团的研究，它要求框定一个数量适中的群体，研究其生平经历中的共性和相互关系。举一典范：刘易斯·纳米尔对乔治三世早期政治史的群体传记研究认为：彼时的英国议会中不存在党派意识形态，真正起作用的是私利和人际关系。传统政治史的鼎盛过去之后，政治史研究必须“下渗”，将统治集团的历史细化为公务员们和士兵们的历史，在这个阶层，个人的意志力量有限，庞大的结构笼罩一切，群体传记学也越发难以适用。这本《破碎的生活》则代表一种迎面而来的趋向，即生活史的“上浮”，将日常生活与宏观的政治史相连。弱者和无权者通常只在生活史中被纳入视域中心，因为只有生活史关心受力者的生活状态，而非旨在探究施力因素的因果解释。生活史中的人物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但也正因为日常（Alltag）总是“庸常”的邻居，几千年来的严肃学问多轻视日常生活。现代哲学的一大变革即是令其敞现为意义的发生场所：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价值目的，成为批判技术与系统的基础；另一方面，未经反思的日常话语也必须接受批判，使意义免受意识形态的遮蔽与干扰。这两个方向的反思构成了《破碎的生活》的双重主题。此书的主角们都将自己置于极权主义与战争的大背景下，去回忆自己的遭遇并反思责任，如此高度政治化的普通人自传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出现。

当我们谈论政治，总是会不自觉地引入道德。探究政治影响与归因的历史常有较明晰的道德色彩，丘吉尔和希特勒的道德对比几乎是绝对的。正如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必须对世界负责任，而小国可以在夹缝中摇摆；生活史中那些历史影响力甚微，却承受着历史之影响的普通人，其故事的道德因素也要弱得多——所谓恶行，也就是男人在饥饿时偷面包，女人在穷困时出卖色相而已，总不能说悲惨世界是这些人造成的。然而《破碎的生活》却关注普通人对政治的道德责任，以及他们晚年如何反思这一责任。这是政治参与扩大到全民的时代才会有的现象，无论政治参与的形式是民主投票，还是意识形态动员。

统治者面临的历史评价要比普通人严峻得多，其回忆录中也会有更多的文过饰非。例如上文提到的纳米尔，当他读过德国将军们的战后回忆录，就不相信这帮人把战争与战败责任全推给希特勒的叙述（这个判断要比威廉·夏伊勒老辣得多，《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这方面太过轻信，后来发现的史料也证明了纳米尔的正确）。普通人的自传中也有自欺，却多由心理因素或“意义的需要”驱动。回忆只是入乎其内的“再体验”，而反思性自传则加入了出乎其外的理解，其中有将私人回忆接入共在的历史之网的努力。《破碎的生活》中的多数回忆录始于一个“金色的童年”，然而史书上的魏玛德国充满动荡与危机，算不上太平盛世；甚至一战前的那个传主们从未经历过的第二帝国，也被想象成一个美好的“昨日的世界”。这种体验只能是由历史叙述产生的，它源自茨威格那代人对两个世界的对比，却渗入了魏玛一代的自我理解。长辈的回忆与叙述变成了宏观的历史想象，处于微观的私人自传的上游，构成了较年轻的魏玛一代赖以定位历史的背景。许多魏玛一代对历史的童年记忆始于1929年经济危机，孩子是以“印象主义”的眼睛观看他们不理解的事物的，尽管尚且无法理解纳粹和共产主义，却已觉得前者的褐衫最显眼，喊口号的方式也“最响亮和激进”。

纳粹上台后，许多魏玛一代在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德意志少女联盟”时对意识形态灌输并无防备，很多人只为享受这些团体组织的郊游远足和集体活动，而一些父母对纳粹更戒备，因为中年人的经验之眼中看到的，正是理查德·埃文斯在《当权的第三帝国》中所描绘的疯狂与肃杀的景象——那些不祥的时代变化仍隐隐透露于《破碎的生活》，而少年的天真之眼却未能读出可怕的前景。许多魏玛一代在其回忆录中说，自己年少时不理解为何父母厌恶这些纳粹团体。少年时代有着远比政治更美好的想象，然而政治总是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力量更遥远，却并不更弱。当生活史的回忆接入政治史的灾难，传主们不得不在曾经的主观感觉和客观的历史结果之间挣扎，美好的生活回忆与可怕的政治后果之间的不可调和，让写下回忆录的老人们“同时感到怀旧和悲伤。”

这本群体传记是以性别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战时生活的，战争让性别成为了生活的明显分界线，区别了前线与后方。大战爆发之际，那些尚未成家的魏玛一代男性中，有许多不是在战争后期才被征兵，而是很早就参加过法国战役。传主中有许多曾目睹近在咫尺的战友横死，相当多的男性在回忆录中谈及一个话题：我为何活了下来？因为这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他们通常归因为“运气”和“机智”（本书中没有统计数据，但对手的数据是：1923年出生的苏联男性只有20%活到1946年）。女性在六年战争中，体验到的是与日俱增的穷困、饥饿和劳动力短缺，她们是英美针对后方城市的恐怖轰炸和苏军大规模强奸的受害者。在女性的叙述中，政治更像是一个陌生的外在力量，打断或侵入了她们的生活。雅劳施对此主观体验表示怀疑，认为她们也负有一定罪责，典型事例是那个史上最厌女政党的上台，竟有近半选票来自女性（埃文斯认为，以教堂为主要集体场所的女性选民作出的其实是一个宗教-世俗选择：她们最支持的是基督教保守主义，其次是神秘主义的纳粹，再次是社会民主主义，最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

这本书关于战时德国人心态变化的描绘，呈现出两个结论：

首先，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判断取决于事件的残酷程度。认为普世价值即“避免残酷”的理查德·罗蒂或许会赞同这种直觉主义，但恐怕很少会有历史学家赞同这种天真的观点。因为等到事情发展到残酷的阶段，通常已经停不下来了；除了心理变态或意识形态狂热，没有任何残酷出自“爱残酷”，而是被不断发展的情势逼上险境的结果。如果要避免残酷就需要另一些德性，及早避免日后可能陷入残酷情境。日常生活的德性往往只是直觉上的“善良”，直觉的因果链最短，在这方面诸时诸地的人性差别本不会太大；因果链较长的政治德性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而政治德性的高低却能决定政治环境能否容得下日常的善良。在战争前期尚不那么残酷时，德国人陶醉于闪电战的速胜，丝毫不觉得入侵波兰和法国有什么错。回忆录中对二战的反思集中于残酷性，而不是它一上来就是不必要的和非正义的。老人们在晚年已经知道了后来的灾难，却仍忠实地记录了战争初期胜利的喜悦。他们在血流成河之后痛定思痛，起初却极少有人觉得，开战第一天流的第一滴血就已是无谓的牺牲。

其次，残酷的感觉取决于人们离残酷的距离。在德国人何时开始怀疑纳粹的时间点问题上，直接体验的力量远大于间接经验。一些回忆录表明，在1941年冬进攻莫斯科受阻、珍珠港事件后德国对美宣战时，一些前线的士兵们就已不再相信“最终胜利”。其实，根据哈尔德、古德里安等人当时留下的文字，他们也是在通往莫斯科之路上看见了拿破仑的阴影。《破碎的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士兵们的自欺是：即便不想为元首而战，却仍要保卫祖国、阻挡苏联入侵本土——但客观上这两者是等效的。在很多回忆录中，后方的人要到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大败之后（那是戈培尔首次公开承认局势严峻性并要求总动员）才有所动摇。甚至有一些人的信念撑过了此后两年内英美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直到1945年才在内心承认德国必败，认为元首负有罪责。这就难怪在四面楚歌的战争末期，德国的工厂比败退的军队更忠诚。书中提及的一个例子是，1944年军官团刺杀希特勒失败后，多数德国人对此印象是“叛国”，而元首大难不死反而证明了他的“天命”。东线士兵们对战争的道义观破产明显早于德国本土，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战争升级之后的残酷，而后方的人们却只能间接地听闻到这些。

尽管如此，仍有少数身居后方者能穿透宣传的迷雾，推测出前线形势。由于一战失败于国内的社会主义者与犹太人的“背刺阴谋论”盛行（希特勒本人也信它），二战的德国一直恐惧后方民意反弹，直到1943年开始总动员之前，前方与后方一直界限分明。然而暴增的阵亡名单和前线传回的重大事实是无法说谎的。后方的人其实理智上知道东线的可怕，彼时“把你送去东线”对于在其他地区服役的德国士兵来说，是相当严重的威胁。书中提到了两个对比鲜明的细节：在战争前期德国连番胜利时，人们用图钉在地图上标记军队的前锋所至。随着战局逆转，欧洲地图在课堂上消失了。地图当然是近代以来人类与空间打交道的工具，就算缺乏直接经验，人们也本该能够凭借理性推论出许多更昏暗的结论的。

战后接踵而来的冷战为东、西德安排了不同的命运。成千上万的医生、教师、工程师等知识技术人员流向西德，苏联人建起了柏林墙来阻止人口迁徙。出于同一逻辑，东德政府允许退休后的老年人去西德生活。面对经济的全面落后，东德集中大量资源投入特定工业项目，但即便如此也未能取得局部优势。东德人的回忆录比西德人更多地谈论政治，柏林墙和斯塔西则是显著的目标。墙塌之后，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东德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个斯大林式国家。雅劳施注意到一个现象：在民主德国被并入联邦德国后，一些回忆录中也出现了对集体社群的怀念，但没有人希望东德重新回归，生活体验与理性反思之间再次出现了裂痕。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呈现出的老人们对东德的怀旧，与他们对自己在战前第三帝国的青年时代的怀旧不同。一些人相信，民主德国的集体主义中“较好的一面”能够与西式自由民主共存，却没有人会相信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体主义中存在“较好的”一面并能与民主共存。二者的差别很难说是政治学作出的理性的区分，更多还是历史惩罚的轻重差别所致，体验与记忆再一次显出比抽象的理性更强大的力量。

在战后重建时期的西方，战败意味着新的开始，奋斗的精神并未被击垮。与“昭和男儿”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不同，德国的男性青壮年死亡规模远大于日本，其重建更依靠女性劳动力。一些回忆录提到：正是曾经最讨好纳粹的那些人，后来最迅速地去逢迎占领军。不得不说这非常符合人性，每个时代和群体中都充斥着这种人。纳粹投机者在东德遭到了清洗，苏联严厉的反纳粹态度在战争刚刚结束时赢得了相当多的好感；而西德政权的合法性，与其说是建立在自身的成功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东德神话的迅速破灭上，所谓“最不坏的制度”在三十年后的胜利同样源自对手的自败。西德人对政治更冷漠，男人的回忆录中常提到物质的日益丰富和个人的经济成功，女人则更多地关注家庭和子女，却都很少提到同时期的政治事件。一些魏玛一代对他们的子女在1968年掀起的激进运动表示不解。曾经的“希特勒青年”在战后的中年生活中变成了“怀疑的一代”，对他们而言“政治是一个肮脏的词”。而魏玛德国民主失败的经历，使他们对美国人送来的民主也缺乏热忱，幸好理性型国家无需动员起过度的热忱来维护。

查阅这本书后的文献，会发现绝大多数回忆录出版于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魏玛年间出生的传主们最后一次亲历了德国的世界历史时刻，在一个相信“历史终结”的暮年写下自己的回忆。但促使他们写作的原因也许只是他们老了——来自生活的缘由更私人，却丝毫不比政治更简单。雅劳施注意到：一些回忆录写到战后重建时期就停笔了。这也许是因为自现代德国诞生以来最令人震惊、最应当被牢记的一页结束了，重建既填埋了废墟也埋葬了回忆；但或许也是因为，传主们的青年时代结束在了那个时期——自荷马开始，人类就总是在讲述关于青年的故事，哪怕是愚妄、过度、充满懊恨的故事，这一顽固的倾向中同样蕴含着人性中最有希望的部分，尽管其中的缘由要到老年才会完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