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芸 闵凡祥

就医学史书写而言，医学走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转向的后果，医疗社会史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由此，新医学史最初的重点集中于对于进步主义医学的批判，集中于医学的规训权力和医生的除魅。而后，随着微观史学的发展，营养史、公共卫生史、医学伦理、殖民医学、疾病史、药物史等更为细微的方向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其中，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可以被视为疾病社会史的开山之作。此后，对于人类整体疾病史的书写大量出现，一些人也将目光投向某个固定疾病的历史书写。而着墨最多的就是鼠疫、霍乱和天花，这些疾病因杀伤力巨大、病状令人生怖、难以治愈给人类社会留下了长久的恐惧记忆。

与之相对，相当时间里流感在人们的印象中属于流行范围极广，传播迅速而又没有多大杀伤力的“小病”，也很难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由于疾病史，特别是瘟疫史书写中强调戏剧性色彩，早期书写流感的作品有很多集中于叙事和冲突，如霍林的《流感大流行》、科利尔的《西班牙女士：1918-1919大流感》和巴里的《大流感》；另一种趋势是在医学对层出不穷的新流行病束手无策后，对流感重新“认识”，将其视为作为应对流行病的案例，以期吸取经验和教训。对1918-1919年大流感的集中性讨论相对比较缺乏，主要是对人口的影响和起源地的探寻。大流感的系统性学术研究，探究其政治、社会、国际间影响的首推克罗斯比，1976年他的《流感与和平》出版，十多年后，这本书经过修改，又以《美国人遗忘的大流感》之名为人所知。此外，开普敦大学医学社会史专家菲利普致力于帝国与殖民医学，深耕南非的大流感遭遇。

但是，针对1918-1919年大流感的英国书写却极为匮乏，在尼尔·约翰逊（NiallJohnson）《帝国黯然谢幕：1918年-1919年大流感与英国》（Britainandthe1918-19influenzapandemic:adarkepilogue）之前，只有极少的论文谈到了英国和大流感。如1990年代汤姆·金斯的《专业知识的失败：1918-1919年大流感期间英国公共卫生政策》，坦纳的《西班牙女士来到伦敦：英国与1918-1919年大流感》，这些大都对一个流感侧面进行研究。而2006年出版的《帝国黯然谢幕》却是抱有对大流感期间社会“群像”描写的宏伟抱负，作者致力于书写一部“大众的历史”。从履历上看，作者在1918-1919年大流感领域深耕多年，2006年之前已经发表了数篇有关大流感的文章，而后也笔耕不辍，一直在该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曾任英国格林纳达第四频道纪录片专家顾问。本书直接脱胎于其2001年在剑桥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1918-1919年英国流感大流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借鉴了历史、地理在内的多学科方法，以期对复杂的历史情境和地理空间进行了融会贯通的认识。

地理空间和人口消长：

社会史研究的定量分析

虽然1918-1919年大流感长期以西班牙流感冠名，但认为西班牙是病毒起源地的观点早已是明日黄花。此外，亚洲、俄罗斯也曾在学者的考虑之中，这种观点基于现代病毒学家将肮脏、杂乱无章的亚洲视为病毒毒株的存储池，流感病毒也当然混杂其中，并通过人禽、人畜共处，不断产生新的毒株。随着这些观点逐渐淡去，有更充足的证据将矛头指向美国，理由是堪萨斯州军营里有最早记录的流感病例。1917年底开始，军营里爆发了链球菌肺炎，很快随着美国军队被带到法国，在军营和交通中，病毒的毒性和抗原特征都发生了变异，并在法国的军队中进一步变异，发展为毒性更强的毒株。但是作者显然更赞同另一个观点，将大流感与1916-1917年爆发于英法军营中带有日落色紫绀临床特征的化脓性支气管炎联系在一起。临床微生物学鉴定认为军营中爆发的支气管炎是典型的流感疫情，而大流感流行中，有据可查的死亡病例与之也别无二致。在大流感临床实践中，致命病例的皮肤色变引起广泛关注。很多医生提及，发绀是判断流感是否严重的重要标志，很多发绀病人状态很好，却会在1-2天之内突然死亡，而一些症状严重却没有发绀的病人也可能奇迹般的康复。

大流感的起源越早，就越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播种”，这也是大流感得以迅速扩散的重要原因。人类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感的传播，传染扩散受到距离摩擦效应的影响，从原点向外发生，易感者和已感染者的互动是关键因素。因此，交通和战争是流感扩散的重要原因。病毒在军营中变异，随着来往的运载着“致命货物”的船只从欧美中心传播到其他大区，再通过铁路网、搬运工、人员往来在各大区内部的国家、地区间进行传播。已经有研究可以通过时间线具体指出是哪些船只从新西兰将病毒“运送”到了太平洋其他地区，而澳大利亚严格的检疫政策也使得他们在第二波流感尾声才感受到流感的巨大冲击。具体到英国，发达的交通网无疑是传播流感的最好路径。病毒首先由穿梭来往港口的军人带入，格拉斯哥、朴茨茅斯和利物浦都是可能的入境港，这些地区的流感病例报道相对更早。紧接着，通过铁路传遍整个国家。铁路狂热时代的英国建立起完善的铁路交通网，到1870年代，铁路里程已经超过13000英里。在疫情爆发之初，很多卫生官员认为，拥挤的火车和火车站加速了流感的传播，后来卫生部的结论也支持这一观点，一方面，拥挤的火车和电车助长传播，另一方面，又不能限制工人乘坐火车和电车下班回家。

由此，英国流感传播的地理空间研究中，作者认为，单纯以从南向北或者从北向南的地理位置进行简单概括是不合适的。与之相对，疫情的传播与区域的社会政治等级中的相对位置挂钩。对流感的研究显示，流感传播有两个组成部分：逐级分散和弥散蔓延，首先大都市逐级分散，再在邻里和城乡广泛传播。以铁路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驱动和在此基础上的城市化使得大都市中心区位于城市逐级链条的顶端，也最先接触到疾病，交通网将疾病置于链条顶端，又将疾病逐步分散到城市逐级链条的底端。而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城市布局更为紧凑，在都市逐级链条中也更为同质，传播时间也就更短，由此，英国各地死亡差异更小，模式更为均一。当然，各地还是有一定差距，如港口城市的死亡峰值高于伦敦，较小和较远的区域中心，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和诺丁汉所显示的死亡峰值较晚，数字也较低。

英国大流感的传播模式是由铁路和港口，从大都市逐级传播。但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几乎每个角落最后都受到大流感的巨大冲击。1920年，登记总局宣布，在4-6周的大流感流行间，大概有151446人死于流感，平民的年化死亡率大概为4.774‰，这个数字是自登记以来，英国记载的流行病造成的最高的死亡率。加上苏格兰和威尔士，大概记录在册的死亡人数为22万人。但是，数字明显被低估了，很多流感相关病例和支气管炎死亡病例没有被记录在册，如果将流感、肺炎、支气管炎、咽喉炎和“有机心脏病”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大约为22.7-23.3万人。登记总局也提到了三种修正的算法，以往年和1918年前两季度的数值作为参考进行估算，得出的数字是约为19.8万人。而考虑到1918年上半年死亡率出现明显的降低，作者认为，整个英国流感的死亡总数约为23万人。此外，大流感还可能引发的其他疾病，在大流行后，英国政府对一个不明疾病进行调查，该疾病确定与流感相关并存在明显的滞后，这个疾病就是昏睡性脑炎。1920年代，该病的死亡率迅速上升，随后又同样的迅速下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一疾病只在1920-1930年作为死亡病因被记录在册，如果将这个数字加上，则死亡人数要上升到242000人左右。

1918-1919年大流感的一个恐怖之处在于，19-50岁的青壮年患者在流感中更普遍，重症患者也更多。而这一特征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年龄层。当时记录很多婴儿死于早产、营养不良和其他原因，很多都是由于大流感导致的。而作者博士论文中的也提及流感的死亡率与最小年龄组（0-9）成正相关而与最大年龄组（50以上）呈负相关，作者在本书中认为，这正是幼儿死亡与父母相关的表现。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孕妇的死亡率，在更晚近的1957和1968年流感中，孕妇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都高于非孕妇女。大流感期间，巴黎的患病孕妇的平均死亡率是46%，悉尼是26.7%，在英国，没有比较准确的数字，但是大流感期间孕妇自然流产的死亡率达到正常年份的10倍。而此后的近十年，英国新生儿的出生率都相对较低。

1918年大流感的文化维度考量

在大流感的流行分布和社会影响中，《帝国黯然谢幕》主要采用了地理学和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流感的动态分布和人口损失进行爬梳。而在后半部分，作者则侧重于对政府措施及背景、殖民与宗教、和记忆进行了文化维度勾勒。这种写作方式与医学史的发展相关。医学史的书写自古有之，在很长时间里是医者总结、传递医学经验的一种方式。近代以来，医生们普遍采用“辉格式”的方式书写医学史，全书充斥着伟大的人物和他们的伟大发现。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吹进了史学研究，分析的历史哲学和科学的历史观不再是所有史学家追求的目标。1960年代，计量的方法影响了社会史的写作，1970年代，史学又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社会史的文化路径出现。这时的医学史研究不仅是对于某个具体医学人物和医学事件进行详细分析，而是将医学、疾病放置进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通过医学管窥当时的社会文化。《帝国黯然谢幕》也遵循着这条路径展开。

大流感爆发后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即使对刚经历战争中紧张生活的英国人而言也是巨大破坏。在雷丁（Reading），一名护士感慨：早上接到通知要进病房，晚上就搬进了经过改造的修道院，桌子还没有搬出去，病人就已经抬进来。针对这样传播迅速的疾病，英国政府一个是延续传统，关闭所有对外交通的渠道使得当地与其他城市隔绝，另一个是减少人员接触，如关闭公共场所如赛马场、理发店、学校和教堂，甚至取消重要的社会活动。

这其中的大部分措施没有很大的反对，但是围绕电影院的开放与否成了一个冲突的重点。电影对于当时来说是个新事物。1905年出现的五分钱影院标志着正式的大荧幕的出现，电影开始在固定的场所内放映。但是，早期电影院肮脏的环境使之收到很多质疑。在美国，1916年，密歇根州抗结核运动负责人威廉·德克莱恩（WilliamDeKleine）博士指出，电影院通风不良是遏制结核病传播中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英国，对于电影院的讨论则超过了电影院和公共卫生本身，更多的变为反恶习的关注，这种关注来源于阶级和其他因素。英国的贵族们对电影院有着深深的厌恶，他们“认为大众消费和娱乐沉迷堕落，特别是电影的上映应该受到鄙视”，由此，电影院成为大流感时期最重要的监管对象。1918年11月，中央政府给各地卫生局发信，要求关闭电影院，很快各地出台了相关规定，这给影院带来极大损失。然而新兴电影院的经营者对此也不怠慢，他们通过报纸积极发声，与政府辩论，最后，有关电影院的开放的诉讼甚至提交到了法院，并得到解决。在有关电影院的争论中，作者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影院本身，而是将围绕电影院的辩论放在更大的大众消费社会背景下考量。

在作者看来，对当时的英国而言，最大的背景就是英帝国的衰落，这也是贯穿本书的重要线索。在第4、5章中，作者对英帝国的重要成员，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等各地防疫措施进行了简要介绍和分析。这些措施大都异于英国，且更加严格。在澳大利亚，口罩佩戴是强制实施的，悉尼戴口罩的医务人员成为澳大利亚流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忆之一。而在英国，却没有明确的要求。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大流感成为新成立的南非联盟发展初期的一件大事，很多人认为，这场流感引发的立法变化为后来的种族隔离奠定了基础。除了各殖民地国家采取与英国不同的防疫措施外，作者认为，帝国间各国的交流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英帝国的黄昏将至。大流感到达南非后，南非迅速将流行病信息和警告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帝国内部和其他与南非贸易往来频繁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印度等。有趣的是，这些交流大都不是在殖民地边缘成员国和宗主国之间进行的，而是在殖民边缘地区之间。这表明，帝国的成员国在主张自身的独立角色。医疗卫生在帝国主义的书写中往往具有排头兵的作用，在《医疗与帝国》中，普拉提克将巴斯德研究所视为法国在非洲殖民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其担负着政治使命，在推广法国科学、语言、卫生中起到重要作用，也进一步促进了政治扩张。那么在1918年英国各殖民地之间独立卫生机构的建立和单独沟通则可以被视作是帝国权力萎缩的重要标志，各个成员不再是殖民前哨，而开始国家建国进程中的重要中转。在大流感期间，南非和澳大利亚政府与美国的通信沟通层次与它们与英国的相当。另一方面，在宗教上，疫情也使得传教变得复杂化，有些传教士借此机会传播基督教，也有很多殖民地居民发现，以科学为代表的帝国信仰并不能抵御疾病的影响，在南非的黑人基督徒对基督教感到幻灭。他们有的回归传统信仰，有的则转向他处。一些地方性的宗教首领也借此机会获得一大批信徒。在新西兰和南非，一些替代疗法出现，在对于疾病的解释上也抛弃了科学的正统疗法。但是在英国，科学已经获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对宗教的讨论几乎没有。在南非和澳洲，甚至出现了对于设立赎罪日的要求。在传统帝国史研究中，南非战争和一战对于英帝国的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者无意于质疑这个观点，而是认为对于流感的记忆和与战争的记忆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殖民地对英国统治地位的怀疑。

在第二版中，克罗斯比将题目定为“美国人遗忘的大流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开始讨论，为什么一个如此巨大而深远的疾病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没有在集体记忆中引起长久的共鸣，也没有在社会公共领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克罗斯比看来，正是因为大流感惨痛使得经历过的一代不想在回忆和提及，导致了下一代的集体失忆。随着记忆史话题的上升，更多研究大流感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帝国黯然谢幕》中，约翰逊提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医学回忆录出版在一战后达到了一次小繁荣，但是这些出版物都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没有提及大流感。在社会学中，不同于个体记忆，社会记忆是共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唯一的，在社会记忆的保存中，有体化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 当一个事件被记录下的时候，其本意就是为了记忆，相反，当一个事件没有被记录下来，证明它试图被遗忘。1918-1919年大流感对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发病率，大量的病假、服务系统瘫痪和死亡。大流感后，很多人试图摒弃大流感的回忆和痛苦。另一方面，对于大流感的记忆与对一战的记忆相勾连，很多人会将大流感视为一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后果，这也解释了为何有关于大流感的纯文学作品也非常少。疫难、疫伤只有借助文本、意象和仪式等各种文化层面上的符号和象征才能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从个体记忆转变为集体记忆。无论是黑死病、鼠疫、霍乱都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而大流感也因此没有在集体记忆中留下痕迹。在作者看来，大流感被遗忘的原因是其规模太大，这样一场波及全球，死者据估计可达1亿人的大流行病对于每个个体难以想象，也很难逐一记忆，最后只演化成了数字。在后续的研究中，还有人认为，对于流感的遗忘也是现代性集体叙事的一个结果。它的出现是现代性危机与风险的预警，而对这场瘟疫的集体缄默是对现代性反思的回避与信念动摇后的失语。在现代性宏大叙事中，它注定无法被言说。

不足与展望

《帝国黯然谢幕》中译的背景是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尼尔·约翰逊在为中版写的前言中也将题目定为“1918年与2020年”。时代一直在变化，就以100年间相比，现在的人类社会不但认识了病毒，也可以生产出切实有用的疫苗，所有的历史作品都不可能给我们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提供答案，但是，记录和分析过去的疾病并非没有价值，在超出疾病本身上，疾病的社会影响和经历本身也是帮助我们更好应对疾病的一种准备。

从各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可以被视为1918-1919年大流感研究英国区域的开山之作，也受到了学界许多关注。琳达（LindaBryder）认为，约翰逊本身的经历就说明了学界对流行病史越来越多的兴趣。而在《帝国黯然谢幕》出版后，有关1918-1919年大流感的研究逐渐增多，方向也超越流行病学分析，更多侧重于疾病认知、社会应对、媒体等各方面。而约翰逊本人在完成《帝国黯然谢幕》后依旧在这个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但是，书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全书的结构稍有混乱，有些观点和案例存在前后重复的现象。其次，作者的野心在于要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英国大流感历史，但是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依旧侧重于地理和人口数据方面的计量分析，而对于大流感的文化解构，无论是医学界对于流感病因，还是解决方式的探讨都略显不足。对于疾病，特别是专业人员的理解本身就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对于疾病的认知。再者，正如菲利普评论的那样，约翰逊借鉴了大量世界其他地方关于该大流行病的大量文献，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或许作者的本意是想将英帝国纳入讨论的范围，将英国的经验与其他殖民地进行比较。但是在文章具体架构中两者联系不够紧密，且由于其他国家的材料使用过多，导致英国的经验淹没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中，甚至后面几个章节中沦为了讨论的边缘，如第6章（文化层面）和第7章（反响）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英国的。对英国关注的内容远远少于书名所提的要求，而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内容却多得多。这也可以和另一个问题相联系，就是文中材料的使用，在约翰逊的探讨中，材料主要是中央政府部门的记录，如登记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等。而地方政府文献涉及较少，其他的材料就更显得不足。材料的缺少对于当时英国社会中下层的描写较欠缺，而20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大众政治的转型期中，如果对于地方报纸、市政记录和军营记录进行搜集和补充，可能会更有成效。

但是，毫无疑问，这本书是研究1918-1919年大流感的重要文献，在该书出版后，后续对于英国大流感的研究几乎都对该书进行了引用和参考。整体而言，本书无论是在史料搜集方面，还是在疾病地理、疾病心理、公共卫生、公共记忆、殖民文化等多个维度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无论是对于流感这一伴随人类长期存在，以后也将长期共存的疾病，还是对于20世纪初英国政治与社会的体察，这本书都给予了我们很深刻的启迪。但是，本书在大流感的研究中不应该是结束，而应该是未来学者们更加深入的基石。

（因版面原因，本文省略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