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柏林》海报）

赵柏田/文

魏玛共和算得上是个黄金之国（EI Dorado）,它的死亡是另一段黑暗时代的开始。

——彼得·盖伊

一切皆非凭空而来

德国新一代小说家福尔克尔·库切尔的硬派推理小说《湿鱼》（Dernasse Fisch），由汤姆·提克威尔改编执导为德剧《巴比伦柏林》，已经播到了第三季。第一季开场的故事时间是魏玛共和国晚期的1929年4月，到第三季结束，时间也不过是年10月。时当全球金融大萧条前夜，德国已在一战战败的阴影下匍訇了十年。这半年的时间里，军政要员、黑帮分子、托派、德共、国防军及纳粹相继登场，上至总统兴登堡、下至贫民窟男女老少的众生相悉数展开，各方势力和思潮在涌动中剧烈冲突，预示着将有一树好花开。尽管这部新剧有着浓重的影视工业和大众消费市场的痕迹，但仍不失为时下少见的一部佳作。

为什么把巴比伦与柏林并置在一起？我没读过小说原版，私下猜测《巴比伦柏林》这个题目的寓意，或许在于巴比伦和柏林都是“冒犯上帝之城”。古巴比伦王国曾在两河流域建造了最壮丽和繁华的都城，但奢靡之风给这个文明古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为接近神明而建的通天塔随着王国的覆灭也化为废墟，因此基督教中也将巴比伦作为堕落的象征。这就如同剧中纸醉金迷的柏林城，最后也将在二战终结时成为一个废土之城。

《巴比伦柏林》所着力呈现的，正是二十年代末魏玛共和国晚期的柏林，这个辉煌而肮脏的都城上演的关于贫穷与奢华、革命与道德、伦理与腐败的一幕幕故事。其时的柏林，托派和苏共在明争暗斗，国防军和保守派对《凡尔塞和约》日益不满，魏玛当局血腥镇压工人运动，自由和左翼思潮的流行伴随着右翼的复苏，色情业和毒品泛滥成灾……各方势力的相互制衡虽然勉强维系住了表面的平静，但任何一个微小的举动都会牵动社会肌体脆弱的神经，魏玛共和国像“魔山”上的病人红光满面，实则沉疴已深。

搅动平静的是一列从苏联境内驶来的装着一车厢黄金的火车。这是逃亡柏林的苏俄贵族偷运出来准备送给斯大林的死对头、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的。对这车黄金的争夺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的政治光谱：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想要搞到这批黄金充实国库，本地黑帮欲强取豪夺，密谋策反的“黑色国防军”频频插手，第四国际“红色堡垒”的同志们更是志在必得。那些看似庸碌只知道尽忠职守的普通人与满脑子恢复帝国辉煌的狂热政客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博弈。

与此同时，本剧男主格里安调查一桩风化案，也从科隆来到柏林警局。他受父命侦查一起政府高官的“艳照门事件”，在这座光怪陆离的城里，他陷入了道德信仰和个人感情的巨大冲突，最后难以抽身。同时展开的还有作为故事对位的编外女警夏洛特的故事，这个外表纤弱的来自贫民窟的女孩，白天在警局做处理凶案照片的编外工作，晚上为谋生计出入夜店兼职卖春，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进行重案组成为一名女警，浓重的黑眼圈都掩盖不住她眼睛里的光芒。在这个剧中，她是串联起柏林贫富两极的一根重要线索。

这是一个敏感的过渡时代，这些陆续登场的也都是过渡年代里的人。人出现在历史的舞台，被一圈追光灯打着，但他依然是渺小的。顺流也罢，逆流也罢，更不必说良知与野心，正义与罪恶，过眼即是云烟。看着他们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被命运之手播弄着，浮浮沉沉、生生死死，也只能叹一句造化弄人。最后，历史选择了它的车道，民众放弃了民主选择了独裁者，国家选择了掘墓人。“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启示录》18∶1-2)

原著作者福尔克尔·库切尔在一个访谈中说到，他看1931年的电影《埃米尔和侦探们》时，那里面有许多儿童演员，他们年轻的脸上发着光，充满了希望，可是随后第三帝国出现，八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些孩子大多数将成为党卫军人员，甚至有可能在集中营里作为警卫或囚犯。他们将来的生活注定悲惨，他们的人生希望注定落空，因为他们属于这一代。记录下这个年代，便成为他写作这个小说的动机。编剧亨德里克·汉德罗厄格滕说到创作《巴比伦柏林》的动因之一，即是“为了展现纳粹并非凭空而来”：“他们产生于德国社会的变化中，并因此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共识的必要

在德国的历史剖面上，1929年并不像魏玛共和国成立的1918年、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和二战爆发的1939年那样关键，但它就像此剧片头的那只巨眼，透过它可以看清过去是、将来是的模样。

魏玛共和国是指1918年至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亦即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德国，它的成立是在一个流年不利的开局里：一战的硝烟飘散，四年战争耗尽了耐心，公众的愤怒达到了沸点，一场以推翻德意志帝国为使命的革命爆发了。1918年11月9日，德国革命的高光时刻，德皇威廉二世被迫于柏林的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此前一直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社会民主党人掌控了政府，宣布德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于是，宪法起草者们离开柏林，去了宁静的小镇魏玛。小镇魏玛在德国历史上地位尊崇，歌德、席勒、赫尔德、费希特等思想巨子曾长居于此。1919年1月至8月，宪法在这个小镇起草，共和国以魏玛命名。对刚刚走出帝制的德国而言，这是一个信号，它不再走黩武穷兵的俾斯麦的道路，要走歌德和洪堡的道路了。

德皇走了，谁不为此欣喜呢？魏玛时代伟大的小说家、资深观察家约瑟夫·罗特写道，“有一天，我们抬头仰望王座，可能发现上面空空也，才知道再也没有哪个陛下能打断我和上帝的直接联系。”这部花了八个月时间制订的宪法中，心思缜密的德国人把美国、法国和拉美革命以来所有写入建国宪法的政治权利悉数收罗，诸如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人身和私人财产安全，男女平等，失业保障，普选权和废除审查等等，魏玛宪法可称是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

锁链已被打破，台柱已然倒塌，寰宇为之一清，一个广阔的舞台在向人们招手，于是他们走上街头，走向投票站。虽然好一阵手忙脚乱，喧哗吵闹，但手法显然都是民主的，各个政党也拉到了足够的选票。然而，巨大的障碍横亘在魏玛共和国通向民主的大道上，那就是一战遗留的沉重包袱《凡尔赛和约》。按照巨头们在凡尔赛宫给出的蛋糕切分法，战败的德国不仅要失去所有海外殖民地，还要失去约占战前领土七分之一的东西部的部分土地。执政的联合政府接受了这份和约，顺理成章地，也势必把公众的怒火烧向新生的魏玛共和国。

共和国十四年的历史中，德国人每件事都锱铢必较，唯有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所有人——不论是左派、右派还是极右——都异口同声指责“凡尔赛律令”是不公正的。由此产生的恐惧、憎恨和不满从一开始就蠢蠢欲动，来自反对者的政治暗杀、策划军事政变和大规模的罢工及其血腥镇压，没有一刻消停过。无休止的争吵给德国的政治文化和市民文化带来深深的裂痕。

许多曾对革命欢欣雀跃的人都失望了。《杜伊诺哀歌》的作者、诗人里尔克说，“（革命）假借大颠覆之名，旧的习气还是根本未改”，他甚至说革命从一开始就操纵在一群政客手里，他和许多人都是莫名其妙被卷进一种“政治的业余爱好”。里尔克说出的正是大众普遍的不满情绪。要知道，在魏玛，诗人是一种先知式的存在，甚至有时候诗歌会代替思想，许多青年走上一战战场，都是吟诵着里尔克的诗句接受死亡的。

革命成功之初，新政府本来是有机会扭转局势的，但他们过于惧怕布尔什维克了，并且放大了这种恐惧。社会民主党人和旧的精英阶层担心德国会复制俄国式革命，因此对保守、反犹、反民主的右翼势力一直眼开眼闭，不愿解除他们的权力。这股阴风注定要穿过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穿过大萧条的岁月，让他们在共和国的晚期吃尽苦头。

1923年通货大膨胀，马克大幅贬值，德国民众生活急剧恶化，魏玛共和国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促使了整个政坛集体右转，政治版图愈发四分五裂。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更是直接把共和国拖入了泥淖。经济危机波及德国时，正是德国经济在美国资金的刺激下渐有好转之时。美国银行要求收回贷款，德国银行随即陷入了流动性的危机。所有魏玛共和国中期积极的经济迹象在这年冬天戛然而止。经济危机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危机，魏玛共和国的存亡绝续再次被提上议题。

大萧条一点点地摧毁了民众对魏玛共和国尚存的信心，六个大党和二十多个小党狼奔豕突，政治体系陷于瘫痪。此时的柏林城已是暗流涌动，军国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民族主义者被压抑的怒火动辄诉诸反犹主义。

大萧条中的时任总理布吕宁为赢得民众支持，异想天开地实施了一次大选，促使了纳粹党势力扶摇直上，原本四分五裂、议而不决的共和体制，至此彻底废掉。1932年上任的两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本身就是民主之敌，他们的权力之争更是往岌岌可危的共和国身上踹了一脚。极右翼势力终于堂尔皇之走上了前台，共和国形形色色的掘墓人终于携起手来了。

即将走入歧途的国家急需一个清醒的领导者去纠偏，但1932年兴登堡再次当选总统抽走了制止这辆大车坠落的最后一块刹车片：危机丛生的共和国需要的是一个精力充沛能力挽狂澜的民主人士掌舵，而不是一个年届八旬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

1932年春，希特勒再次向最高权力发起冲击，但他在与兴登堡的轮选中败北了。随后，弗朗茨·冯·帕彭粉墨登场担任总理，以通货紧缩政策应对经济萧条，他想利用极右势力颠覆共和国和凡尔赛体系，废除了普鲁士民选政府这一共和的大本营，反而使纳粹党获得了自由选举以来最多的一次选票。到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上台，在兴登堡身边权臣的撮合下，希特勒和帕彭开始秘密谈判，一个反魏玛大联盟也就水到渠成了。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魏玛共和国也不是纸牌屋一样瞬间倒塌的。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韦茨在《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一书中反思，“魏玛是别样生活方式的鲜明象征，也是道德堕落之骇人警讯，它拉开了第三帝国的序幕，也预示着‘过度’的民主的危险。”

奉行了十四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朝被民众弃之如敝履，神圣的公民权利观念被种族国家和社会轻易取代，这使得魏玛在后世读史者眼里如同一出希腊式悲剧的重演。现代性的这一仓猝断裂，使魏玛成为了民主脆弱性的一个范例。一种声音认为，一个缺乏共识、不能就政治社会秩序和文化等根本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社会或许是危险的。民主社会必须加以控制和规范，否则就会偏离轨道。即便在一个民主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当巨大的考验——战争、经济危机、敌对势力——降临时，一些不那么坚定的民主主义者都有可能抛弃它，并进而成为威权主义的拥趸。

埃里克·韦茨说：“对民主的威胁并不总来自是境外之敌，他们或许来自内部，来自那些拥抱民主语言、使用民主机构所赋予的自由，却企图颠覆民主实质的人。”魏玛提醒我们，要警惕这些人。

是哲学太严肃还是哲学家太严肃？

然而也正是这种广为诟病的魏玛式“民主”，使得共和国的十四年成为二十世纪人类的一个伟大时代。在魏玛，一种令人屏息的美诞生了。

魏玛文化纵使积弊重重，也难掩其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从包豪斯到公共住房，从表现主义艺术到新女性，西方现代性的诸多要素诞生于此。时至今日，乔治·格罗兹、马克斯·贝克曼和康定斯基的画作仍悬挂于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布莱希特和他的艺术合伙人库尔特·魏尔的戏剧还在世界各地以不同语言上演，勋伯格的十二音阶试验开启了前卫音乐之门，托马斯·曼自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他的伟大小说《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一直长销不衰，海德格尔和弟子们的思想至今仍在对现代社会的知识和人的状况提供着真知灼见。而对影史稍有涉略的人，又有谁没看过《大都会》《柏林：城市交响曲》《卡里加利医生的小屋》这些默片时代的神品呢？

“魏玛就是柏林，柏林就是魏玛”，它是一个战败国的首都，是酝酿着政治风暴的中心，也是一个焕发着喧嚣与活力的新都城。这是一个充满着张力的“黄金之国”，也是一个供不同国别、不同语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行对话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一个团体、一个主义、一个伟人可以规定你的思想，主宰你的生活。这就是黄金时期的魏玛，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在为薪水而工作，他们阅读报纸和画报，在百货商店购物，收听电台转播的职业联赛，每周一次去电影院看他们自己制造的偶像玛琳·黛德莉迷人的大腿，他们对待性的态度就是把身体解放出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政治生活当然是必需的，去投票站参与投票，去市政厅游行示威……

魏玛的柏林，它善变、热烈，不无冷酷，它在无休止地索取，它也给予活力。这样一个建立在大众社会之上的城市，无疑会引发起人热烈的感情投身其中，同时它的无序也让人感到害怕，就像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混乱离谱的中心”。

“黄金二十年代”不是一朝一夕降临的，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精神及启蒙时代理性观念的追求，在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已有了初步萌发，再加上魏玛民主空气的催生，方水到渠成。出生于魏玛时代柏林的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后来移居美国）有一句话说得好：“事实上魏玛共和并未真正创造什么，它只不过把本来已经存在的加以解放开来而已。”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托马斯·曼出版于五年前的小说《魔山》。二十年代的思想高峰也是在魏玛。“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海德格尔在1927年问世的《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他认为生活在现代世界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时时处于一种缺乏反思的状态，在他看来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本质”藏身在我们所感知的东西背后，只有领会客体与观看者之间关系，领会它们的“此在”状态，方能接近存在的意义，因此借着恰当的发问，人可以向存在打开自身。这是西方思想史上对主客体撕裂的那道鸿沟的第一次照亮，正见出人对自身精神生活可能性的无穷探索，《存在与时间》也因此成为后世建造魏玛共和纪念碑的一块重要基石。

1933年后，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移民美国，布莱希特、库尔特·魏尔避居瑞典，约瑟夫·罗特去了巴黎，本雅明逃入法国最后以自杀终场，随着这批魏玛时代最富于创新精神的作家、戏剧家、建筑学家、艺术史家、电影制作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逃亡，魏玛的文化巨匠和艺术精英们所构筑的“社会—思想世界”也随之风消云散。随之而来，是这些流亡者带去的魏玛的精神火种在世界各地重新燃烧，这种精神火种意味着骨子里的教养、严格的训练和深厚的学识，意味着对何谓现代性的不断追问，意味着不断寻找和发现新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意味着探寻现代性的潜在危险和出现逆流的可能。

有一个人例外——马丁·海德格尔，他后来成为了纳粹的同路人。平心而论，相比于那些接受纳粹来解决危机的同时代民众和知识分子，他既不比他们好，也不比他们糟，他关键的问题是在1945年后彻底缄默不语。反思，是现代思想的一大特质。他对他的哲学思想与纳粹党人的密切关系缺乏一个明确反思。是海德格尔太严肃还是哲学太严肃？要是哲学家有一点小说家的疏离感和反讽精神，事情可能不会如此糟糕。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一部魏玛共和的消亡史，诚如彼得·盖伊所说，一部分来自谋杀，一部分来自于痼疾，一部分来自自杀。三股向下的力共同施为，加速了它悲剧性的死亡，先天不足的魏玛共和，它能挺过十四个寒暑已是一个奇迹。

有一本历史学家吕迪格·巴特和豪克·弗里德里希所写的报告《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以一种类型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躺在手术台上的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十个星期发生的事。这本书叙述了1932年11月中旬到1933年1月30日的十个星期里，历史聚光灯照射下的人们身上发生的故事，这也是一群疯狂的人肆无忌惮地争夺权力的故事，在故事最后，人民选择了终结民主，希特勒毫无悬念地胜出，将德国引上独裁统治的道路。

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它的序幕是在国会的第二次选举后，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在紧急法令下继续执政。这个君主制度的拥护者一心颠覆共和，他下了一个赌注，把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引为了同盟，断然解散了内阁。随之展开的“大厦倾倒”、“计划”、“寂静的夜”、“风在浪尖上”、“取得权力”五章，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围绕总理之位进行角逐，促成了坐收渔利者希特勒的上台，就像《纸牌屋》里，凯文·史派西扮演的恶魔般拥有权力的人最终成为了总统。

短短十周改变了精英和大众的命运，并把历史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淖。不管这场博弈有多复杂，它的展开是如何惊心动魄，带来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黄金国”的覆没。魏玛的掘墓人，难道如一些历史教科史所说，只是“谋划复仇的赌徒”帕彭吗？或者再加上曾经的一战传奇老兵兴登堡？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有人，所有政治力量，甚至每一个民众对此都负有责任。

《掘墓人》作为历史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典范，是让时间也成为了主角之一，让它像一柄终将落下的利剑高悬在人们和世界的头顶。而那些其他的要角们，两位作者尽可能地一一进入人物的思想，让人物自己说话。蒙太奇镜头一般晃动的一幕幕里，身处风暴中心的美国犹太人亚伯拉罕·普洛特金的日记提供了观看柏林的另一个视角。他在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上写下的观察和思考在半个多世纪后的问世丰富了那段历史的肌理。其他还有英国作家伊舍伍德的视角，罗曼咖啡馆的常客、诗人玛莎·卡乐可的视角，这些观看者交互的视角映照出了一座都城的疯狂，也映照出了人类从理性的峰巅向着低谷坠落的开始。

然后就到了风暴的尽头，那个臭名昭著的日子，1933年1月30日，所有的较量偃旗息鼓，如同喧天的鼓乐中出现了一个顿音：兴登堡宣读了任命，希特勒手按着一部名存实亡的魏玛宪法宣誓“我将为德国人民的利益付出毕生的精力”……

格里安站在疯狂的街头，他悲哀的眼里映照着这座不夜城的灯红酒绿；小个子的姑娘夏洛特也出现在街头，她依然走路带风，细高跟鞋敲击着地面如同一个个小切分音，在说出她心里的希望。大厦倾塌了，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是在虚幻里。

（作者为作家、学者，主要著作有《中国往事》三部曲、《赫德的情人》《买办的女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