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IC Photo）

陈芝/文

安德斯·温罗特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皈依:北欧再造中的维京人、商人和传教士》一书讨论的是基督教在北欧地区传播的过程与原因，与传统看法认为这依赖于传教士的努力不同，本书作者更倾向于维京人首领在构建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需求与主动所起到的作用，而掌握历史话语权的传教士群体夸大了自己的影响。问题是这本书前后有些割裂，前七章讲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和对欧洲的征战、掠夺，八九章论及传教士的话语权建构，最后三章才开始谈及维京雅尔、国王们在引进基督教上所起到的作用与背后的动机。另外，本书的许多译名与如今通行的译名并不一致，令人怀疑译者此前并没有接触过这一领域。

不过虽然行文前后割裂，但也不是不能理解作者的意图：读者可以通过直面维京时代北欧社会的风貌，合乎比例的估量出引进基督教对建构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较维京首领其他手段所起到的份量。

维京时代一般指公元790年到1066年这一时间段，来自北欧的海盗持续不断地侵扰欧洲沿海与英伦三岛，其足迹遍及欧洲大陆与北极，甚至有一支维京人造访了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五百年。

在维京时代开启之初，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尚无国家这一概念，即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具备制度化、专业化行政机器的政治体。各地被称作雅尔的氏族首领所控制，这些首领的地位也并非不可动摇，时刻面临被竞争对手挑战的威胁，攫取权力与丢失权力都是会轻易发生的事情。即使一个维京首领生前拥有强有力的权势，由他的儿子继承其权力也并非顺理成章的安排或规定。这一时期，社会地位、身份与遗传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关联，大首领之子照样需要在与其他头领的争斗中维护自己的权力。

为了夺取、保存、并扩张权势，头领们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培植忠实追随自己的武士，方能控制不断扩充的地盘与人口。然而由于缺乏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机构，以及通过诉诸政治符号使群众不言而喻自动效忠的制度性权力，维京首领们只能依靠自己身先士卒的勇武、长年积累的威望、与武士之间紧密的情谊和毫不犹豫的慷慨，以劝服武士们追随自己。

其中，首领的慷慨程度与他能收集到的物品数量挂钩，但他掌握的物资数目与所能获得的权势并不直接等价，因为首领们手下的武士并不是只为金钱打仗的雇佣兵，而是具有荣誉感的自由人，不会容忍金钱收买的关系。首领首先需要做的是与他们建立亲近、密切的个人关系，如果彼此不是血亲，就用不同的方式创建亲密的关系，如通过仪式结为兄弟关系、缔造婚姻同盟以及在头领的鹿厅共宴饮酒同眠等等。

物品在这个时候才起到作用，首领通过馈赠礼物使亲密关系不断得到确认和维护，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里礼物是友谊的象征，与名望、荣誉相关，其功能不在于经济价值或实用性，而在于提升送礼者和受礼者的威望。因此像《贝奥武夫》等这个时代的诗歌里，诗人在称颂头领们的慷慨时，会着墨于礼品的稀罕、新奇与美丽，对物品的用途往往一笔带过。

于是，正是因为跟头领有关系，武士们才会心甘情愿、踊跃为他而战，礼物是头领与武士们缔结亲密关系的标志。从此一个从头领处得到馈赠的武士在道义上有责任回以忠诚，英勇奋战回报首领，由此展现自己英勇的品质、男子汉的价值，而首领则尽力在扈从心中激发这种光荣的责任感。在一个没有国家、政府的社会中，权力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武士受礼物驱使，心甘情愿地为其头领尽责，而不是像在一个完全成型的国家中有义务为国王征战。

可以说，这些首领的权势，建立在人身依附之上，是最原始与最基础的权力结构。而为了获取更多更好的物品充作礼物，有两条路可供选择，大部分维京雅尔兼而有之。

一条是驾船到欧洲，最远深及地中海，四处劫掠，有时候他们会通过谈判与恐吓的方式从当地人那里获取赎金，甚至会直接充当雇佣兵，为其征讨敌国，防备其他维京团伙。另一条则是雇佣工匠将战利品加工成精美的工艺品，使其价值增长，随着战利品与工艺品增多，维京人于是建立工艺与商贸中心，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换取来自异国的新奇物品，这些新奇物品因为稀少而享有声誉，更彰显首领的慷慨与权势。

了解了维京社会的基本面貌，也就可以理解基督教被维京人引进的缘由之一：通过集体皈依基督教，维京首领们获得了一条新的增强自己与追随者，以及追随者彼此之间的纽带，即运用宗教和准宗教的礼仪打造紧密如家庭的社会关系。但光如此，还不够，在前基督教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向被基督徒称作异教的神明们献祭时众人的共餐仪式同样有此作用，武士们通过歃血为盟以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

除此之外的原因包括，基督教同样是一件新奇的事物，它声誉卓著，英格兰的国王，还有拜占庭和法兰克帝国的皇帝——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人——信仰的就是这个宗教，通过引入斯堪的纳维亚，头领们也能分享一份声望。同理，基督教圣餐包含的献祭仪式具有与异教的膳食献祭同样的功能，然而圣餐中包括当时稀有且昂贵的葡萄酒，因而吸引力更大。

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教士是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欧唯一掌握知识的阶层，在广度与深度上北欧异教的祭司（如果存在的话）与之相形见绌。这些教士通过天文与医学在内的各种技艺为首领们效劳，组建成行政机构，生成国家的概念与符号，完成了从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到早期国家的跨越。

于是，几位成功者创建了自己稳固的王国，形成制度性权力可以传递给子孙，不再完全仰仗个人的威望，这就是丹麦、挪威、瑞典三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的历史发端。

从性质上来说，中世纪的基督教是一个极其排他的制度性宗教，它要求信徒在皈依之后，只能信奉唯一神上帝，并且按照教规与教义生活、举行仪式、避开忌讳，由此建立社会关系。

在教理中，皈依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是在互不相容的选项中挑选一种。一个人除非接受基督教的全部习俗和信仰，否则接受单个、具体的习俗（如土葬、身上悬挂十字架、受洗礼）并无意义。皈依者需要变成一个新人，革除过去一切与教义不合的地方，包括弃绝过去的神灵和旧的宗教习俗，皈依必须全面而彻底，而且最好在瞬间完成。

它还有一个阶梯状等级制的教士阶层，仪式由这些经过专门训练获得授权的人操作，在专门的建筑物里进行，只有主教一级的教士才有资格给牧师、助祭等授予圣职，或给教堂助圣。

相比之下，北欧的诺斯多神教礼仪分布面广，对举行礼仪的房屋没有特别的要求，也不需要特别指定的神职人员操办。宗教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异教礼仪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举行，由任何人操办。有些仪式肯定在家里由一家之主执行，比较重要的礼仪则在户外由头领执行。

而这样献祭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由显要人物执行，而不是因为不同的仪式举行地点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如基督教的关系）。作者指出，对前基督教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宗教状况的这一勾勒，大致得到文字资料、考古发掘和一些地名的证实。

众多的北方地名中有异教神灵的名字，或者包含了指代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的名词，而有些地名则两者均包含在内，由于没有理由认为凡是有异教的地方都取了一个反映该异教的地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异教神灵崇拜在当时遍布各地，许许多多地方举行过异教膜拜的礼仪。并且没有证据证明各地的异教组织越出了本地的范围，也没有证据说明异教拥有类似基督教的专门指派的神职人员。

所以，可以从文字资料、考古发掘和地名证据得出结论：异教礼仪是分散的，没有等级区分，而且大多数人都不难主持。因此，头领无法完全控制异教。但基督教不同，它有可能被人垄断。并且，正是通过引进与垄断基督教，北欧地区逐渐形成了欧洲类型的王国，最强大的首领一跃成为整个地区事实上的国王，他的权力根基不再是凭借礼物交换增强关系的一小群武士，而是成体系、有意识形态撑腰的权力关系。

由于是在一片蛮荒之地开垦，教士寥寥无几，没有完善的教会组织，或者说教会组织正在缓慢形成中，远道而来的传教士不得不依赖新皈依基督教的维京国王的武力，以保护自身并打击异教徒。中世纪的基督教并没有宗教自由的概念，相反他们非常支持借助土著的势力。于是这些新皈依的国王便成为了势力范围内教会实质上的首脑，主教则是他们的忠实仆人，斯堪的纳维亚全境的主教均由国王指派，主教往往向其国王宣誓效忠。直到12世纪以后，教会羽翼丰满，才在克吕尼运动的感召下试图独立。

而通过接受并强行推广基督教，皈依者解除了竞争对手利用宗教来构建友情和宗教的网络。对手无法利用异教构建网络，因为公开的异教仪式已成非法。由于在北欧语境里，公开举行的异教仪式其实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行为，它在某个时刻将社群集中于某地，提高了其执行者或主办者的地位。主持者利用礼仪达到聚拢一批追随者的政治目的，禁止公开的献祭活动就是要阻止他们达到这种目的。

他们也无法利用基督教达此目的，因为国王们控制了主教，从而控制了利用基督教仪式的机会。介于在皈依后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教士寥寥无几，国王们及其他统治者规定只有基督教可以公开举行仪式，而基督教教士又都在他们的掌控中，他们因此可以在控制公开的礼仪的同时，又堵塞自己的对手赖以赢得支持的重要途径。

是以相比举行仪式时不需要专门指派的专家、权威，也不需要专门指定的地点，任何首领都能利用以创建自己群体的日耳曼多神教，基督教这种独占性，不是什么人都能利用的宗教信仰，自然对渴望建立独一无二威权的最强大的维京首领、国王们有莫大的吸引力。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王们在皈依基督教之时急于取缔异教，而且在皈依的早期就热衷于控制自己境内的基督教会。

另一方面，他们获取了基督教带来的一切利益，包括教父教母的洗礼制度，国王们能借此构建拟似血缘的紧密关系，并可以推广到控制范围的所有臣民中去（施行洗礼者又必须是教士）。

教士的行政技能。依靠教士的服务，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专业的中央管理机构逐渐成型，而垄断的、具有等级结构的新宗教也改变了治下社会的运作方式。由于识文断字、识数能算并懂得比较复杂和先进的国家运作，教士是中世纪早期国王们唯一能指望的皇家行政人员和顾问。他们帮助国王们构建根据法律和书面文件运转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强制臣民为国防，也针对国王的敌手提供人力。同时，增强了国王的法律和法庭的判决效力。

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教会为王权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撑：教士教导大家说，国王的统治得到了上帝的认可，上帝委派他来推广基督教。正如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一个教会，一国之内也只能有一个国王。于是维持王国凝聚力的不再是礼物交换的关系，王位的继承也从此集中于国王的家族内部，并逐渐过渡到父死子继。

教会在国际上的显赫关系。随着教宗在1103年到1164年让丹麦、挪威、瑞典三个王国都有了各自的大主教，它们便由此获得了教廷承认的某种正规基督教国家的资格。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而这正赶上了公元1000年起天主教欧洲复兴的浪潮，维京人分享了这一成果，提升了自己的文明水平。教会的拉丁语直到宗教改革与早期民族国家形成以前，一直是学术界的通用语，拉丁天主教世界的外围（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匈牙利）借助拉丁语之便，能迅速分享核心区域（英、法、德、意）的技术和思想成果，波兰的衰亡在某种程度上与拉丁语在学术界被弃用，形成语言壁垒不无关系。

随着北欧地区的基督教化，维京时代也宣告结束，国王们在王国内垄断了暴力，消除了竞争对手，对外劫掠获得战利品以笼络武士对他来说不再迫切，稳固的统治也打消了潜在的挑战者通过组织对外劫掠获得大量物品再回国挑战势力最大者的野望。法兰克帝国解体后，遍地开花的城堡与各地的武装力量向机动性强的骑兵转化，也使各国找到了抵御依靠出其不意、快速来袭的维京人的方法。历史就此翻页，欧洲进入城堡主互相争雄的骑士时代，直到被火药轰出中世纪，而维京人的故事潜藏在吟游诗人的萨迦中，等人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