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与丘吉尔  网络图片）

高林/文

《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是一本并不追求长篇大论的书，主题也耳熟能详——“张伯伦的失败和丘吉尔的上台”。这个故事光电影都拍了不止一部，相关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但本书作者琳内·奥尔森不但成功地写出了新意，还颠覆了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熟悉的那种认知，让先被丘吉尔的光芒所掩盖、后被历史的尘埃所湮灭的人们慢慢浮出水面，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在电影《至暗时刻》里都是由群众演员所扮演，在本书的笔墨中被渐渐还原出历史中的形象，终究是这些人的勇敢战胜了张伯伦，虽然历史只记住了温斯顿·丘吉尔。

一

历史之所以只记住了丘吉尔，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把“张伯伦的垮台”和“绥靖政策的破产”混为一谈。丘吉尔战胜了张伯伦、终结了绥靖政策是一种最常见的观点。但事实上，“张伯伦的政策”并不等于“绥靖政策”，甚至“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也和人们观念中的“绥靖政策”有着很大距离。张伯伦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作为保守党的“王储”，才有机会把手伸出自己掌管的财政部，去积极地干预英国的外交政策。但到这个时候，“绥靖政策”已经从传统的“通过妥协和安抚去避免战争”变成了“通过妥协和安抚尽可能避免战争马上爆发”，以便为英国重整军备争取时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伯伦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解决：随着德国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表现出了越来越急切的领土野心。英国虽然对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军事义务，但英国的盟友法国对这两个国家却负有军事义务。如果德国入侵这两个国家，英国就可能因为法国对它们的军事义务被卷入一场世界大战。

张伯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地让法国和这两个国家摘钩，解除法国对它们的军事义务。在促使这些国家对德妥协的基础上，把法国和它们之间的军事同盟变为一种包括德国在内的共同保障中欧和东欧现状的新秩序。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张伯伦所不具备的资源，那就是时间。英国并不了解纳粹德国和希特勒，要建立这种了解和信任需要长时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但张伯伦没有这样的时间，希特勒也没有。1937年张伯伦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首相，1938年他就被希特勒对捷克的军事威胁带到了战争的边缘。

此时的张伯伦犯下了第一个致命错误：在不了解希特勒究竟是否愿意遵守协定的情况下，就越过法国、甚至没带自己的外交大臣，独自飞往慕尼黑亲自主持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作为首相，他原本可以回避外交问题，却主动把自己的威望压在仅仅建立于“希特勒先生不会食言”为基础的协定上。当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违背协定占领布拉格时，张伯伦就遭到了政治生涯里最惨痛的一次失败。希特勒撕毁协定的结果使张伯伦颜面扫地。为了挽回面子，他又犯下第二个致命错误，在外交政策上180度大转弯，推翻自己一直所极力推行的“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的核心是避免英国被法国对捷克和波兰的军事义务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慕尼黑协定》的本质也是让捷克人自己对德国妥协，满足德国的领土要求，避免法国履行对捷克的军事义务。

可大转弯后的张伯伦主动向波兰提出，由英国担保波兰不受侵犯，主动对波兰背上了和法国一样的军事义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9年9月3日当张伯伦主动对德国宣战时，他反而要等待法国跟英国一起投身世界大战。曾经千方百计避免英国被法国卷入战争，却为了自己的面子就推翻了之前所有努力。

所以到1939年9月3日战争爆发，张伯伦所奉行的“争取时间”的整套外交战略和政策都已失败，而且失败的责无旁贷，但结果又如何呢？张伯伦内阁只作了微小的调整，就摇身一变成了“战时内阁”。对他威胁最大的丘吉尔和艾登，前者当上海军大臣后成了张伯伦内阁在议会里的辩护人；后者则满足于一个无足轻重的“自治领大臣”，变得沉默寡言不再批评内阁了。张伯伦的失败虽然导致了一场战争，却让他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巩固了。绥靖政策破产了，但张伯伦先生并没有下台。这个反差颠覆了对这段历史的普遍认知，同时也揭示出本书最引人入胜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让战略上失败、政策上破产的首相辞职如此之难？按照19世纪的游戏规则，像张伯伦这样的首相或者大臣可能已经下台好几次了。但即使到1940年5月那场最终决定张伯伦命运的“信任投票”里，他获得的支持依然在国会占多数，也就是说如果张伯伦决定无视下议院对自己的敌视，继续坐在他的首相宝座上，其实是做得到的。

二

“反对张伯伦的斗争”是由下议院的“后座议员”奋不顾身发起的，而他们的“英雄”丘吉尔却站在张伯伦身边，站在他们“对面”的阵营里怒气冲冲、满腹狐疑。用愤怒、警惕的目光，充满敌意地盯着每一个下定决心要把他送进唐宁街十号的“反叛者”们。他们相对于首相、大臣、前大臣这些坐在议会醒目席位上的“前座议员”而言是小人物，但终究也是议员。当作者从他们的角度去讲述这段历史时，客观上也就提供了一个少有的视角去观察20世纪30年代英国议会政治的状况，可谓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线索去弥补专门的政治史和政党史的不足。

首先，到1930年代，英国议会政治的发展水平其实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低。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美国议会的参众两院为每位议员都提供了办公场地。除了议会辩论阶段，议员们在华盛顿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但英国议会从没想过要为议员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对英国的议员们来说，除了下院议事厅，最重要的场所不是办公室而是下院吸烟室，因为它有整个伦敦最好的酒吧（没有之一）。尽管历史上通过过多次限制烈酒销售的条例和法案，但下院吸烟室从来不受此类法令的限制。议员们不在下院议事厅的时间大部分都聚集在此：喝酒，其次是谈生意、套交情、传八卦。

这是那个古老的乡绅时代的下议院留下的最大遗产。在那个贵族聚集在上院、他们的儿子、亲戚、邻居和朋友们聚集在下议院为他们的利益辩护和投票的时代里，这些聚集到伦敦的“绅士们”除了捍卫他们和贵族的共同利益之外，剩下最重要的就是谈生意和套交情，要顺利的完成这些任务，酒精类饮料自然必不可少。而且这个乡绅的时代，距离本书所叙述的时代其实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还是一个只有少数人有权投票的国家，对这些选民来说，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选择，就要考虑各种裙带关系、交情，或者这个人是否有优秀的口才，投票给他、他能否在下议院里为自己的主张争取到更多的认同感。因此下议院实际上是英国的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舞台。传统的托利党和辉格党是依靠这样的代言人来获取选票的。议员的影响力、威望、关系背景是用来为党派争取必要选票的基础。

所以无论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都是少数政治精英的党。真正迫使它们行动起来跟上历史脚步的是19世纪以来历次选举权的扩大。英国的选民从19世纪初的一百万暴涨到1928年的三千万。再没有哪一个议员可以凭借个人威望、门第或者裙带关系就能保证自己在选举中胜出。除了极少数政治明星（比如温斯顿·丘吉尔）也没有哪个议员可以凭借个人魅力而不是党派的“地方选举协会”保证自己当选。

于是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政党和议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在19世纪议员是党派争取的对象。虽然有“党鞭”，但议员在议会里的辩论和投票还有着非常大的自由，因为认同对方的主张而跑到“对面”就座、或为“对面”投票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到了20世纪，议员的当选越来越依靠政党的支持。选民也越来越倾向于投票给“保守党”“工党”或者“自由党”，而不是投票给某一个具体的议员。于是保守党的政治机器变得越来越强，议员的自由却变得越来越小。这一点在本书中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可怕的党鞭”马杰森对待议员的傲慢态度，一旦有议员不听话马上出现“地方协会”的质询和传唤。英国的议会政治从少数精英的分聚离合，变成了围绕着全民普选的现代政党政治。

但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解释张伯伦的强大，张伯伦确实掌握着保守党强大的政治机器，但并不足以让其立于不败之地。张伯伦之所以到最后一刻还足以在所有的敌人面前获得多数支持，是因为他在当时的保守党内几乎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在19世纪末有两个著名的政治家都竭力想让自己所属的政党跟上时代的脚步。他们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前者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后者是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保守党的伦道夫·丘吉尔受制于自己的贵族气派而没能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但约瑟夫·张伯伦则不同，他是一个伯明翰铁钉厂的厂主，一方面生产所谓的“工业革命的血液”——工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钉子和螺丝钉。另一方面他的企业又是英国制造业衰退的典型，钉子和螺丝钉的技术门槛最低、受外国同类产品冲击的程度最高。同时又是重人工成本的企业，如果政府不在福利方面加大投入，张伯伦的公司就必须独立承担员工的福利成本。如果能够找到一条既由政府承担社会福利，又不增加制造业企业税收的道路，就能增加张伯伦这样的工厂主的收入。

所以约瑟夫·张伯伦提出了两条19世纪末以来倍受冲击的制造业企业主们的共同呼声——“关税和福利”。他不仅找到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主张，还用一种企业主的经营和勤奋组织起了支持自己的一派实力，即“统一党”。统一党最初是自由党里反对《爱尔兰自治法》的“统一派”，张伯伦率领“自由党统一派”脱离自由党，最终加入保守党，保守党的名字也因这一联合而变成了“保守统一党”。所以实际上20世纪初的保守党是传统的保守党和张伯伦的统一党合二为一的产物。

当这个二合一的党接受了张伯伦的“关税”主张而投入1906年的选举时。虽然保守党整体遭到了惨败，但在能够当选的一百五十多个议员当中，支持张伯伦的“关税派”议员却多达一百二十多人。剩下的“有条件支持关税”和“支持绝对的自由贸易”的议员一共只有三十多人。因此从1906年开始，支持张伯伦的一派就成了保守党内最大的政治势力。虽然约瑟夫·张伯伦自己因为中风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关税加福利的主张却始终是保守党内的主流主张。20世纪连续两代保守党领袖和首相博纳·劳和鲍德温都是关税运动的支持者。而内维尔·张伯伦作为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更是在“关税和福利”的道路上身体力行，1924年在鲍德温的内阁里担任统管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的“卫生大臣”，1931年开始又成为“国民内阁”的财政大臣，利用大萧条导致的财政崩溃，终于成功地推进了二十五年来不断被选民否决的“帝国关税政策”。

张伯伦从姓氏和门第上说代表着约瑟夫·张伯伦以来的“统一党”的传统。在政治上又代表着这些人最大的政治理想。作为卫生大臣他在福利领域取得了成功，作为财政大臣他又实现了父亲和兄长的理想，建立了英帝国整体的保护关税。当他终于入主唐宁街十号时，对很多保守党议员和支持者来说，这就意味着约瑟夫·张伯伦以来二十多年漫长奋斗的胜利。张伯伦在这些人中间获得的与其说是“拥护”不如说是“崇拜”。这样的张伯伦当然是不可战胜的。

三

那一个不可撼动的张伯伦为什么终究还是倒台了呢？这和扳倒张伯伦这件事里时代所发生的演变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保守党到20世纪初实际上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统一派”二合一的“保守统一党”。依靠“关税加福利”的主张，统一党的呼声迅速在保守党内成为主流派。但事实上传统的贵族的保守党也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影响。这些人的代表就是索尔斯伯里勋爵和德比勋爵。1922年，内维尔·张伯伦的哥哥奥斯丁·张伯伦和日后的弟弟一样坐在保守党领袖的位置上，正是索尔斯伯里勋爵发表的“反叛”式的公开信，掀起了保守党议员们的“反叛热潮”，最终以一场“信任投票”推翻了奥斯丁。这几乎可以看做是内维尔·张伯伦命运的预演。但在本书中，索尔斯伯里勋爵却是另外一副小心谨慎的形象。这位十八年前冲锋在前、打翻了一个张伯伦的“贵族老爷”，在面对另一个张伯伦的时候，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几乎到最后时刻才勉为其难地参与了“反绥靖”运动。

跟“塞西尔家族”（索尔斯伯里侯爵姓塞西尔）的小心谨慎相比形成对照的是卡文迪什家族的激进态度，本书中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哈罗德·麦克米伦和罗伯特·布斯比都是卡文迪什家族的女婿。卡文迪什家族的头衔是德文郡公爵，德文郡公爵是传统的“辉格党贵族”。这个家族是怎么改换阵营成了保守党人的呢？当然就是跟约瑟夫·张伯伦一起从自由党变成“自由党统一派”，又变成“保守统一党”了。可见1938年不但议员对政党的政治影响在下降，随着男女平权的选举在1928年的实现，连传统的贵族保守党也失去了像1922年那样主动掀起一场反对“外来户张伯伦”的政治运动所需要的影响力。他们只能谨慎观望围绕张伯伦外交政策在保守党主流派里所爆发出来的内讧。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丘吉尔在1940年5月面对这些明显要把他推上台的反对派时态度如此奇怪。因为从丘吉尔的角度看，这些人几乎都是张伯伦的人。从跟这些反叛分子的关系上说，丘吉尔甚至还远不如安东尼·艾登。艾登曾经是这些人公认的领袖，在他们对艾登绝望之前，这些人中间几乎没有谁真正信任过丘吉尔。

丘吉尔自己曾经开玩笑说“改换党派这种事，任何人都难免会干上一次，但如果你要干两次，那就真的需要点真本事了。”丘吉尔自己刚好就是干了两次的那种人，他从保守党跳到自由党，又从自由党跳回保守党。在19世纪的政治游戏规则里这不算什么，但在20世纪党派压倒议员的大背景下，在议员都越来越被要求遵循党鞭的要求去投票的时代，这种反复横跳的经历对丘吉尔的政治前途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加分项。

所以当丘吉尔看到一群原本热烈的拥护张伯伦的年轻议员，现在突然转而支持自己，他们用来攻击张伯伦的却是他所负责的海军所遭到的失败，那种矛盾、怀疑的感受就不言自明了。丘吉尔之所以坚定的支持张伯伦，对支持自己的反叛者冷嘲热讽，在张伯伦失败已成定局时还怂恿他继续坚持以证明自己的“忠心”的行为，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

那么如果用派系的角度去复盘推翻张伯伦的全过程也就非常有趣了。张伯伦在财政和福利上取得的成就让他成为当之无愧、无可替代的保守党党首。他便越来越多地以一种“美国总统”而不是“英国首相”的态度去掌握更多的权力，越来越频繁、直接地干涉其他大臣的事务，他也就开始不可避免的犯错误。为了给他的财政政策让路，他要求英国外交政策致力于避免战争，在纳粹最虚弱的时刻没有坚定的去反对纳粹，坐视纳粹德国的崛起。当纳粹真的崛起之后，为了重整军备赶上德国的脚步，他又需要进一步争取时间。这些互为因果的错误，酿成了“绥靖政策”，他对反对意见的压制最终导致了原本忠实于他的主流保守党人的内讧。但这次内讧，却没能争取到自由党和工党的支持。因为在对方眼中，这些张伯伦的反叛者终究还是忠于党鞭的，他们即使愤怒到极点，也顶多会给张伯伦投弃权票——这样的反对是没有支持的价值的。

这时不引人注目的索尔斯伯里勋爵的作用就变得非常有趣了，他背后是一直跟张伯伦家族对着干的贵族保守党。他出面组织一个跨党派的监督“绥靖政策”的委员会时，就真正掀起了一场针对张伯伦的反对运动。因为对自由党和工党的议员来说，索尔斯伯里才是真的可能公开反对张伯伦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尔斯伯里勋爵和他的委员会的加入可谓是给张伯伦内阁敲上了最后一根钉子。他的加入，让反对党终于意识到保守党内确实发生了分裂，那些忿忿不平的年轻议员们并不是在发泄自己的怨气。有索尔斯伯里这样的人撑腰，他们可能就不会满足于弃权票。一旦时机成熟，这些人可能确实会抛弃自己的党首，站到“对面去”。这才给最后的“信任投票”打开了道路。

四

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一起决定了张伯伦、丘吉尔、艾登、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如果下议院里19世纪的色彩能够更浓厚一些，那么张伯伦很可能早就下台了，会有更强硬的首相以一种更有效的手段去阻止希特勒，世界的命运就可能被改写。

如果安东尼·艾登能够以一种更勇敢、更负责任的态度站出来批评张伯伦，在他的带动下主流保守党人很可能在1938年就抛弃了张伯伦，丘吉尔就没有机会在党首和首相的宝座上坐到1954年。在“战前议会政治”这出大戏里，有太多的人还有太多的利益、欲望和理想，彼此碰撞、彼此纠缠，充满了种种难以想象的不确定性，但结局已经尽人皆知。

在关乎英国和世界命运的时代中，张伯伦犯了错误，那些足以匹敌他的人们选择观望，书里这群义无反顾的小人物却站出来挑战不可撼动的首相。他们成功了，但成功来的却太晚了。全书的结尾，晚年的麦克米伦和布斯比坐在一起各自喃喃地说“都过去了。”在他们年轻的岁月，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做的，那个时候他们还有力量、有斗志，为之奋斗的还是一个帝国。当尘埃落定，两个老人所面对的却只有已经铸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