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IC Photo）

徐利/文

如果列举五位日本战后的重要思想家，丸山真男、鹤见俊辅、竹内好想必榜上留名。与丸山真男、竹内好的学术广为关注相对的是，日本学界几乎不见鹤见俊辅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学界，三者知名度与这种状况呈正相关。丸山真男由欧建英、刘岳兵等人的译介而渐为国人知晓，2021年4月，许纪霖主编的《知识分子论丛》杂志特别策划了《丸山真男——在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现代性》专辑；竹内好则因孙歌的推介在中国声名鹊起，以其“鲁迅论”“中国论”与“亚洲言说”等而被持续关注；至于鹤见俊辅，国内虽已出版其两部专著（《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1945-1980》）、一部访谈（《战争留下了什么》，译者邱静在该书后记坦言“喜欢丸山真男，对鹤见俊辅没什么感觉”），但时至今日，他在中国依然名不见经传，以至于百度百科张冠李戴，为之配上了梅棹忠夫的照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了《鹤见俊辅传》，对于了解传主的生平经历与言论活动可谓不二选择。著者黑川创算得上鹤见俊辅少有的弟子之一，不仅对老师的著述如数家珍，更有近身之人的“独家记忆”。藉此，我们可以在走近“历史中的思想者”的同时，以鹤见俊辅的行动与思考为方法，重审日本近代、尤其是战后的社会、政治变迁。

“被创造的人”与“创造的人”

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唐木顺三曾将明治维新前后出生的夏目漱石、森鸥外、西田几多郎等视为“素读世代”，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出生的阿部次郎、和辻哲郎等视为“教养派”世代。前者在吸收西洋文化之前已“素读”（汉文训读）四书五经，形成了儒学与武士道思想的固定“范型”，后者自始至终接受的都是文明开化的学校教育，故而具备世界主义“教养”（苅部直《光の領国》，岩波書店，2010）。如果依照这种划分，鹤见俊辅的父亲鹤见佑辅作为阿部次郎与和辻哲郎的同辈人，当属“教养派”。然而，若从长远来看，无论是西田几多郎，抑或和辻哲郎、鹤见佑辅在十五年战争时期都曾不同程度附和时局、协助战争，换言之，“范型”与“教养”都未能成为日本知识分子坚固的精神根基。

鹤见俊辅在思考近代的日本人时，曾提出与斯宾诺莎的“被创造的自然”与“创造的自然”相类似的解读方式——“被创造的人”与“创造的人”。鹤见俊辅以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作为观察日本近代的分水岭，他将明治维新到1904年间缔造这一体制的人称为“创造的人”，1905年后在既成体制的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人称为“被创造的人”。这种独特的切入视角源于鹤见俊辅对乃父“第一病”的分析。鹤见佑辅是个优等生，曾分别以第一名、第二名的成绩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系（东京大学法学部前身）毕业，其后又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文部省高等文官考试，循着日本知识分子的标准路径进入官僚体制。鹤见佑辅曾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在军国主义抬头之后却迅速改弦更张，参加东条英机内阁的“翼赞选举”，战后初期因此被开出公职。然而，在向盟军司令部提交的“申请撤销开除公职”的请愿书中，鹤见佑辅又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父亲的频繁“转向”使鹤见俊辅切实感受到日本官僚体制与知识分子的病理，战败以后一直对父亲十分冷淡，即便主创的《思想的科学》杂志举步维艰之际，也不愿接受乃父些许帮助（在父亲病倒、丧失政治身份后则态度改变）。与之相对，鹤见俊辅则对仅有一面之缘的若槻礼次郎（1866）——日俄战争以前的“创造的人”——抱有好感。

“被创造的人”与“创造的人”的阐释方式使人联想到鹤见俊辅对近代日本天皇权威的分析。1956年，鹤见俊辅与久野收共著的岩波新书《现代日本的思想》畅销35万册。他在书中解读“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昭和维新思想”时，采取了宗教中“显教”与“密教”的图式：

天皇权威被从通俗、高等的层面做出“显教”与“密教”的两种解释。伊藤（博文）创造的明治国家建立在二者微妙调和的基础上。“显教”指将天皇视为具有无限权威、权力之绝对君主的解释机制，密教指将天皇的权威与权力视为由宪法及其他所限定的限制君主的解释机制。即，使国民全体信奉作为绝对君主的天皇，在将此国民的能量运用于国政的基础上，以立宪君主说——天皇国家最高机关说作为施政的秘诀（《現代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57）。

实际上，“显教”与“密教”的阐释体系是伊藤博文等明治国家缔造者参照欧美宗教伦理而对日本神道所进行的“传统的发明”。虽然它既能以“天皇崇拜”高度汇聚国民的精神力量，又能采用以“君主立宪”为基础的内阁制施政，是推进国家快速发展的精妙设计。但运行这一机制却需要主宰者的高超智慧与灵活手腕。由是，日本在小学、中学以及军队采取“显教式”的天皇阐释，以《教育敕语》与《军人赐予》宣扬对绝对天皇的效忠。另一方面，在帝国大学与高等文官考试中则传授“密教”的秘诀，培养运用二重阐释机制的掌舵人 （《現代日本の思想》）。但“显教”与“密教”二重阐释机制的致命缺陷在于，对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与文部省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者来说，他们传授的秘诀不过是使自己“立身出世”（通过学历与考试实现阶层跨越）的“知识”，并不具有信仰式的坚固根基。因此，当狂热的青年将校登场、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之际，面对“国体明征运动”等“显教”信奉者对“密教”信奉者的猎巫运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频繁“转向”。他们虽然被授予了运行二重阐释机制的高等秘诀，却不过是被既成体制培育出的“被创造的人”。

鹤见佑辅以伊藤博文青年时期的名字“伊藤俊辅”中的“俊辅”二字为儿子命名，期待他循着“一高——东京帝大”这一国家官僚的标准路径，登上内阁总理大臣的高位，而这也正是他本人孜孜以求的梦想。然而，在父亲的过高期待、母亲的严格管教的压力下，鹤见俊辅非但没有成为“优等生”，反而逃学、自杀、与年长女性发生关系，沦落为一个不良少年。无奈之下，鹤见佑辅只得送年幼的儿子赴美留学。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鹤见俊辅由此得以从“天皇崇拜”的“显教”式教育体制中抽身，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高等教育，迈出了成为“创造的人”的关键性一步。

“从恶出发”

1940年前后的哈佛大学哲学系可谓名师云集，鹤见俊辅因此有幸参加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的课程，跟从教授查尔斯·莫里斯学习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乃至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在蒯因的指导下阅读《皮尔士全集》。鹤见俊辅对符号学的逻辑推演十分着迷，后来，他为战后自己主创的杂志《思想的科学》预想的刊名是“符号论研究”。

不过，从哈佛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到战后的学问进路，鹤见俊辅的哲学观产生了一次飞跃，其转变要因便是战争体验。1943年4月，鹤见俊辅在日本即将战败之际乘坐“日美交换船”，只是不想以胜利者的姿态与美军一起耀武扬威地回到日本。他在小熊英二的访谈中承认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不仅日本统治者面对惨败的犹豫不决出人意料，自己身体严重抱恙却依然通过征兵检查更是荒唐无稽。不过，彼时日本反欧美的国粹主义甚嚣尘上，敌国留学归来的上层子弟被“破格”送到战场似乎不难理解（鹤见俊辅等《战争留下了什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鹤见俊辅迎来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抱着不杀人的信念，他选择成为一名海军文职人员。他曾偷偷准备一小块鸦片，以便在不得已之时自我了结。隔壁的同事接到杀害俘虏的命令，并在事后将具体的过程和细节告知鹤见俊辅：毒药、口吐白沫、埋尸体的坑、呜呜的呻吟声、手枪射击……他仿佛身临其境的看到俘虏被杀时的场景。如果自己接到这一命令将会作何选择？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杀害俘虏，又当如何自处？这成为往后余生一直纠缠着他的灵魂之问。然而，鲁道夫·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泰戈尔关于语言的意义难以被阐释逻辑阐释体系穷尽的观点倒是对他多有启发——哲学应该关注不可证伪的命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也曾因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命题分类法与康德哲学的契合，对康德善与真的分类法十分着迷，不料都留重人对此却说“如果是我，就从恶出发”。通过如此这般的战争体验，鹤见俊辅才明白“从恶出发”的真意。对于杀战俘的思考容易使人联想起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但他并没有处于“无思状态”，考虑到战后他为使同事免于被审判而对杀战俘一事缄口不言、并对下达杀人命令的“国家恶”始终憎恨不减，我们有理由认为二人对于“恶”的思考路径有所不同。不过，鹤见俊辅与汉娜·阿伦特在“从恶出发”思考哲学方面却具有相似性。汉娜·阿伦特也在注意到康德的“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一框架无法阐释纳粹恶行的情况下提出了“极端之恶”。“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哲学家提出的不可证伪的命题。

通过这种战争体验对鹤见俊辅哲学带来的影响，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他对同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厚此薄彼。鹤见俊辅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美国哲学》通过排斥约翰·杜威而重构了实用主义，作为实用主义的入门书（该书第二版书名该文《实用主义》，第三版书名改为 《实用主义入门》），这种哲学立场或许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同年《思想的科学》创刊号也刊载了两篇批判约翰·杜威哲学的论文，他尤其赞同以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分析概念切入的《初生者的哲学》一文。作者格特鲁德·耶格对约翰·杜威视为“初生者”（onceborn），即“过于强调基于健全心态的宗教侧面，成为否定或者无视其中暗含的罪的人”，这种对于人性的乐观主义使人想起鹤见俊辅的母亲，一个纯粹得不能容忍别人说谎的人，她曾对偷吃华夫饼的儿子说：“你是个坏孩子，真是对不起先人，我把你杀掉自己也死了算了”（《战争留下了什么》），母亲以“善”为名的暴力成为鹤见俊辅一生讨厌“正义”的远因。童年经历与战争体验使鹤见俊辅感到约翰·杜威的“初生者”哲学实在过于天真，对于“要求宗教考虑恶的存在的人”的“重生者”（twiceborn）哲学则心有戚戚。缅甸战场的脱队士兵妹尾隆彦成为克钦族族长一事曾引起鹤见俊辅的关注，他认为妹尾隆彦构筑的“国际共同体”切实贯彻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是“从自身现有的‘恶’的惯用词中派生出‘善’的最好例子”（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与时局保持距离的竹内好“突兀”地写下了《大东亚战争与我等的决意》一文，在鹤见俊辅看来，竹内好意在使日本战争中覆灭而达到重塑，所谓“日本自杀论”即是“重生”的别名。在此意义上，他还对竹内好从战争时期美化战争的“近代的超克”论读出新意自叹不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性成果“转向研究”中，鹤见俊辅始终“对抗抽象的‘正义’，一边‘同情’每一个人，一边摸索回心和连带的原理”（《民主与爱国》下册）。凡此种种，都向我们揭示出鹤见俊辅“重生者”哲学的内在理路。

国家VS性

鹤见俊辅有过早的性体验，大约十四岁左右，便与涩谷酒吧或者咖啡厅的年长女性多次发生肉体关系。年长女性的温柔对待使他感受到一种类似于母爱的关怀，同时，这也构成了对母亲的严厉管教的反叛。父亲鹤见佑辅在性方面是保守的，不像他的父亲鹤见良宪与岳父后藤新平那般放纵，他为此特地查询英语百科辞典，怀疑儿子的性混乱是隔代遗传。很快，鹤见俊辅就发现年长女性可能出于自己贵族阶级身份接受自己，因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从这一时期开始，自我厌恶几乎总是和他的性欲如影随形。此后二十余年，他一直过着严格的禁欲生活，据说他只要保持眼珠不转，就能控制自己的性欲。

在战地爪哇，除了搜集战事信息，鹤见俊辅有时还负责外出给军官寻找“慰安妇”。他自己一次也没有去战地“慰安所”满足性欲，因此上了军队中的“童男排名表”首位。鹤见的这种选择不仅与美国留学以来的禁欲生活有关，更是以个人欲望对国家暴力的反抗，即他后来在《战争给的词典》提出的“国家（state）VS性（sex）”的对立。在小熊英二的访谈中，鹤见俊辅坦言这一公式是在霭理士无政府主义的启发下形成的，将“性”与“自由”联系起来，它就具有了不使个人意志从属于日本国家体制的意义。鹤见俊辅很早就接触无政府主义，十五岁时便阅读克鲁泡特金的《革命者回忆录》，并因厌恶国家而避开派出所绕行。在美国时，他还曾因“我自己心里无政府主义者，所以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哪个国家都不支持”的回答而被移民局关押。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日本即将战败之际回到母国（country），并不意味着对军国主义政府（state）的半点支持。

1943年，鹤见俊辅在战场的秘密笔记中写道：“此战结束之时，那个时候，我对美国的战争就开始了”。将个人对于美国的战争与日美战争分离，显示出其无政府主义的底色。鹤见俊辅确实对美国的“种族自负”“自我满足”等存在反感，不过，他在美国监狱并未受到拷问，其论文也在修读学年未够、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获得通过，这与他回日本后感受到的监视、告密、“鬼畜美英”的氛围形成鲜明对照，由此可见，“美国不是敌国，日本才是敌国”的判断多半是基于民主主义的。战后，虽然因对“正义”与“第一病”的反感而拒绝协助占领军，但他对美国占领日本的表现还算满意，认为那体现了美国“崇高的国民性”。他曾计划去斯坦福大学完成关于相声的符号学博士论文，在因原子弹展的签名而被美国拒签以后，感受到来自国家的羞辱，这成为他再次陷入严重抑郁的诱因，余生遂再未踏入美国国土一步。顺带一提，鹤见俊辅工作过的同志社大学也曾享受这一绝不宽恕的“殊荣”，在同志社大学的教授决定让机动队进入学校殴打学生之后，这所学校也进入了他的黑名单：“我能听到盾牌殴打学生身体的声音。让人不快的声音。因此，我不再去同志社，连从他旁边路过都不愿”。

鹤见俊辅是日本战后史的重要在场者，1960年，他以赴死的心态参加了反对安保运动，其后，又组织“越平连”反对越战，援助美国逃兵，一贯坚持了反对日本、美国政府的立场。不过，鹤见俊辅一直对美国留学时的寄宿家庭怀有一种“爱国主义”（patriotism）情感。对异国的民众具有“爱国”之情不免使人匪夷所思，但于他而言，“爱国主义”（patriotism）具有超越国界的世界性。丸山真男在悼念竹内好时说道“人类就是隔壁的熊先生、八先生。熊先生既是同村人，也自然是人类之一员，将人类视为抽象的概念则谬以千里……自己所在之处即是世界，世界不在日本之‘外’，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丸山眞男 《丸山眞男著作集10》，岩波書店，1996）。鹤见俊辅曾不只一次的引述这段话，认为其意味着不以世界国家为框架的世界主义的可能性。自幼年阅读克鲁泡特金以来，鹤见俊辅一直讨厌国家、对以之为基础的国际主义不以为然。战后十年，奥威尔关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区分曾对他有所启发：“民族主义是概念化的、很大的范畴，总是会破坏许多其他系统的工作。但爱国主义是对自己所住的村庄、对邻人、对山河的热爱”（《战争留下了什么》）。在他看来，如果摒弃“民族主义”这一抽象的能指，立足于具体的爱乡土式的“爱国主义”，也可以探寻到一条通向世界主义的路径。我即是人类一员的自我普遍化，蕴含着将“爱国主义”转换为世界主义的潜质。它并非源于鹤见佑辅那种从西方传入的世界主义教养，而是立足于日常生活、植根于自我身体之内的世界主义。

本传是鹤见俊辅的第一本完整传记，著者有意趁传主亲近之人尚在人世之际完成，并尽量避免向其直接求证，力求写出一部经得起验证的传记。他在撰写时秉承传主提倡的那种“带着日期的判断”的主张，述史如史，极大程度上避免了后见之明。相较于鹤见俊辅的思想，本传较为侧重其生平与行动。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其战后行动的思想根底，可将之与《战争留下了什么》、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下册第十六章“死者的越境”一起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