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界定公权私权确保土地公平流转

他介绍，广东和成都搞了试点，成都一些农民，以土地入股加入企业，部分农民以企业零工的形式被企业聘用，干一天，拿一天钱。

党国英表示，“我们现在不在乎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可以被架空，留一个名义不要紧，使用权和承包权给农民才是硬的东西。”

浙江省瑞安市副市长陈林认为，农村土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有、私有的简单化标签，而在于公权、私权的合理化界定。如果公权滥行，纵属“私有”也是难以自保。如果公权不彰，纵属“公有”照样也被中饱私囊。其实，很多“公有”财产，如同“私有”财产一样，都缺乏得到公权应有的保障，甚至公有财产受到更多的侵犯。

农村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物权化，如果在其流转上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则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中的“集体”（通常是某某“村集体”）一词的权属概念将进一步淡化，几乎要成为一个地理区划的概念了。

陈林说，重要的是产权得到清晰的界定，产权的交易得到足够的保障和便利。土地产权要在法律意义上逐一进行确定并可以逐一分解，在法律技术上进行保障。否则即便按照某些人所想象的“私有化”，也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城市的很多房屋理论上、法律上倒是说“私有”，还不是说拆就拆吗？而即便是土地私有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都普遍存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对于农用地更是如此，这是公权对于私权的限制，跟土地本身的公有、私有没有关系。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农地一直是私有的，但是农民并不能随意变更用途，当农地依法（规划）转为非农用地，将有一半的土地“充公”，还要对于农地转用的增值收益征收高额的累进所得税。

董正华表示，“农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是农地农用，农地归农民所用。保证农地农用，就是保证18亿亩耕地是条红线，不能减少，否则很快就会突破的，光开发区占地，就相当于一个中国台湾，现在清理了一部分了，但好多都闲在那里，浪费资源。”

他认为，这背后是强征农民的土地。用很低的代价把农民的地征过来了，一转手卖给了开发商，政府从中分了很多利益。有的地方把土地当银行了，吃饭靠拨款，发展靠土地，因为是农民的，还没有谈判地位，盯不住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两头夹攻，农民只好忍痛几万块钱就把地转让出去了，之后就给农民盖房子，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不解决，就造成新的农村生活不稳定了。

他说：“要保证农地农用，农地归农民所用，所以农用耕地是‘我’的地，不管这个‘我’是大‘我’（指集体），还是小‘我’（指农民个人），道理很简单，我种我的地，不用打工看别人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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