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土改”刺激资本下乡
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包干”之后，被老百姓称为“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新土改”将正式登台。
据悉，“新土改”的具体内容，将在10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进行讨论。此前的9月30日，胡锦涛在考察安徽省小岗村时定调：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这次土改的政治意义、社会稳定因素更大于经济意义、大于农民增收问题。”社科院三农学者党国英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说。
“新土改”肩负新使命
与前两次土改截然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世界工厂，中国的钢产量和外汇储备两样都是世界第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巨大张力拉动了中国30年来每年平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这些都是世界奇迹。
而这个增长奇迹的另一面就是大批农田在地图上消失、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中国的农民在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为世界工厂贡献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
现在，这种情况必须发生改变。
与城市里的以国退民进为主的蔚为壮观的企业产权变革相比，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在土地产权改革面前裹足不前，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大前提下，农民的宅基地和农田都缺乏合法的流通方式，农民要么固守几千年来几乎未改变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生产方式聊以温饱，要么抛弃甚至抛荒自己的土地外出寻找发展机会。
更令人不安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似乎并没有给农民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和安全感，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滚滚大潮前，部分农民和一些地方政府都陷入了征地GDP怪圈：无偿圈地——低价征地——招商引资——开发变现——获得暴利——充实财政收入——投资工业项目——再圈地——再征地。
在这样的怪圈中，地方GDP扶摇直上，农民权益却常被有关方面和商人侵占。
据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估计，平均每次征地过程中，土地增值部分的90%都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拿走了。另据一项统计，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有70%的事件都与征地有关。包括农地在内的土地领域，也正成为近年来贪官落马的高发区。
不仅是农田，农民的宅基地也不能合法的流入“外面人”手里，中国绝大多数大都市的城乡结合部，基层法院头疼不已的就是突然激增的农村宅基地的继承纠纷和买卖纠纷案，因宅基地不能私有，各种法律和司法解释在一些问题上又不一致，宅基地纠纷案件严重消耗了中国基层法院的司法成本。
“承包制让农民吃饱了饭，而这次是让农民富裕起来”，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土改”而欢欣鼓舞，但它能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吗？
农民也能获得属于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吗？它能够激发增长力量给处在衰退阴影包围中的中国经济输血吗？城市里的资本能够借此寻找一片大有前景的广阔天空吗？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土地在这次改革之后，能够寻找到一条公权与私权互不侵犯的合理边界吗？
前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刘福垣认为，农民的命运和身份都应该改变，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工商业已经把小农经济摧垮了，农村已经是老少留守地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不是农业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顺水推舟，土地制度一变，农民身份一变，农民到中小城市里变成城市居民，全面社会保障建立，大企业投资进农村，一下子就农场化、现代化了。”
拉动效应需要较长时间
虽有学者大胆预测“新土改”将释放出数十万亿元的土地财富，但短期内恐怕难以见到巨大的经济拉动效应。
浙江省瑞安市副市长陈林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土改对中国经济发展是有作用的，但是短期内不可能有太大突破。如果对于集体农用地，放宽流转上的限制，有助于提升农地经营规模，也可能吸引一些外来资本进入农村和农业。
“但是外来资本真正投入农村和农业的不会太多”，他说，媒体上可能会注意几个案例，比如某某大企业几千万几个亿进去，在平原地带形成若干大规模农场。但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地形不利于形成机械化大农场。估计大多数流转还是发生在农村内部乡邻之间，未来仍将以家庭经营为主。
他说，他在中国台湾地区考察了半年，其农村的土地是私有制的，农地流转的限制也逐步放宽，可是搞了几十年以后，大部分农户的规模也就是在十几亩以内。但是通过农会，使得小规模农户也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陈林因此强调，通过农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还要注重农村合作协会的建设，帮助农户通过大规模综合合作，分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成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也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土改做过认真的研究，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台湾地区就出现过一次比较有意思的土地改革，是禁止租佃，等于消灭了地主，后来就发现耕地太分散，一家一户的，后来又搞第二次土改，实际上就是搞规模经营，最后出现了‘小地主大佃农’的情况。”
“小地主大佃农”的情况或许也会在大陆出现，是指十几户农民把土地转交给一个种田能手，这些农户就变成地主了，但是都很小，而佃农集中很多地，就变成了大佃农了，最后小地主又变成佃农的佃农了，因为他不可能把地集中起来像工厂那样搞成一条生产线，有机的分工，实际上结果是，这块地本来就是你家的，你还是去耕种，但这地变成从十几户佃农那里租来的了。
他说，如果中国大陆也走这条路，我觉得并不可行。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于，必须创造足够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不管是进城还是就地解决，像乡镇企业或其他的服务业等行业，但是必须是非农就业机会，这样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才有可能扩大现有的规模，如果强行地让一部分农民把地转移出去，不是他们自愿的，那结果是他把地给了你，回过头来，他还得去你那租地。
他认为，如果把一些人的土地集中起来，有几千亩地，搞资本集约化，用机械去种地，再把农民转变成农业工人，这当然很好，但是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有多大的可能性，“我觉得不是非常现实的”。
资本下乡道路曲折
董正华认为，将来大量资本进入的可能是农产品和农用品，比如化肥、农药、饲料、种子，像袁隆平现在就成立一个特别大的种子公司，这个没问题，还有农产品加工，但是过程是由农民自己来做，比如养奶牛和种庄稼，旱涝盈亏的风险由农民自己承担。但现在的问题，一是农民手里没有资本，二是农民有种田的传统，没有别的就业的机会。
目前，中国现在农产品加工和国外的差距还很大，孕育着很大的投资机会，但在世界范围内，农业历来都是弱势产业，回报低、周期长、风险大。发达国家都是保护农业的，中国也在保护农业，而且力度将越来越大。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的分析员陈先生告诉《投资者报》记者，有很多情况不一定是市场行为，地方政府很多都在做规划，比如土地种植什么，如果投资应该把握好规划的方向。农业部最近出台了优质农产品产业布局规划，投资要结合这些政策。
据他介绍，现在很多地方已经集中了土地，然后开发土地规模种植或养殖，农民被安排就业或得到承包租金。
瑞安市副市长陈林也认为，资本下乡的话，对农用地那一块的真正兴趣恐怕不大。那种适合规模化、机械化经营的农用地在中国也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区将还是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真正资本有兴趣还是农村建设用地这一款，像前段时间媒体上炒的那种小产权房。可能会有人想做房地产开发，也有人想办工厂。
北京西贵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樊建华很关注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但对于此领域的投资，他并不乐观。
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这一块应该说在现实操作当中有很多困难，单纯地靠政策还很难解决。
比如说，农村居民点也就是新农村的开发，或者说旧村改造这一块，主要是拆迁的成本比较大，但这个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包括地方政府，可能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不管出台什么政策，实实在在让农民从居民点儿搬走，或者说让农民把土地正常流转成建设用地，实际上有农民后半生的生计和安排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资金的。
“这一块需要一个说法，但现在这一块没有政策。”他表示，“开发商所能投入的，而农民所需要的，这之间的差距比较大。现在这一块的工作一直是停滞不前的，旧村改造，新农村的建设，包括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的建设。”
据他介绍，开发商从事旧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中间牵涉到几个费用，拆迁、征地、安置的问题，这几块费用，目前就拿北京周边的房山区和顺义区来讲，拿到一亩地，征地所需的费用，和开发商将来做成商品房比较来讲，价格已经非常高了，因为开发商在郊区开发项目，房子的价格不可能会很高，最后这些费用可能会比房子售价还要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10月7日对《投资者报》记者说，中国很多地方，像河南的南街村啊，集体化经营，先富裕起来了，但不可能中国所有的农村都像南街村那样，变成城市化的农村。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这18亿亩的耕地就不保了。南街村都硬化了，原来有2300亩地，现在究竟有多少地，村子里有将近三十个工厂，把大部分的地都占了，村里还有很多外来打工的，要盖宿舍，能不占用农地吗？
- 新土改打造中国增长新动力 | 2008-10-10
- 凤阳：土地流转靠市场 | 2008-10-10
- “新土改”重构国民收入分配 | 2008-10-10
- 龚方雄：监管滞后创新 泡沫难避免（中） | 2008-10-10
- “新土改”刺激资本下乡 | 2008-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