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土改打造中国增长新动力
新一轮土地改革，是中国最近10多年来专注于城市建设后的重要转向，是以经营土地为核心的“经营城市”告一段落后，盘活更广阔的农村土地等资源的战略之举。我们认为，新土改将深刻改变数千年来农民与土地的深厚关系，释放数十万亿土地财富，推进城乡二元结构优化，催生中国经济结构的实质调整，引导投资流向，创造新型城市和产业发展模式，重塑城乡建设格局。
巧合的是，中国全面启动新一轮土改之际，也是华尔街金融风暴扩大之时，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虽然有美国政府高达85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计划，但这可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次贷危机的深层问题。即使加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七大央行10月8日同时降息放松银根，我们仍要做危机蔓延的更坏打算，承受全球经济由此步入较长衰退期的负面影响。
作为一个经济增长中贸易依存度超过60%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外需锐减，出口下降，中国要减少金融危机和经济放缓的冲击，唯有挖掘内部增长潜力，寻找回旋空间。重新扩大投资性财政支出显然是一个办法，近期一些政府部门就在呼吁上马一批新的百亿级、千亿级重大建设项目，试图重现10年前的财政扩乘数效应，但考虑到其收益边际递减之势，中国不能只执此一端。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当然是更理想的办法，这也是大势所趋。但在社保不够完善、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对未来预期不佳的中国人，绝不会像美国人那样透支未来扩大消费。何况城乡二元严重分离，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消费能力不足，刺激内需尚需时日。
逐一排除各种可能后，要解决持续增长难题，就不得不回到改革开放的起点，从关系 8 亿农民的新一轮土地改革破题。具体怎么改，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开幕前，胡锦涛9月底到安徽视察时明确告诉乡亲们，“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础”，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将会保持稳定，长久不变，同时也会“允许农民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这涉及中国新一轮土改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在个别地方事实上已开始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将会在扩大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全面开花。而只要安排得当，中国有可能在今后较长时间内，既守住全国18亿亩耕地红线，又激活土地经营的集约化效应，进而盘活包括2.4亿亩农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存量土地。这不仅会为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城市化提供新的空间，更会造就数万亿建设投资与财富分配的历史性新机遇。
我们相信，如此重大的格局之变，需要中央决策定调，各级政府配合落实，需要修改完善相关法规，明晰产权，让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存量土地盘活有据可依，以保障亿万农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益，而不是在特殊权势集团的合谋下，把土改变成掠夺农民生存依托的残酷圈地。这样不仅无法造就中国增长新动力，更会打乱中国社会经济稳定结构，甚至酿成高风险巨变。
因此我们更期望，新一轮土改能够更充分遵循经济规律，更恰当运用市场规则，更全面体现公平公正。此前数年里，各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一手主导经营那些所有权不明确、实际价值很大但并没有通过价值体现的上十万平方公里廉价土地，结果多是肥了财政，富了“地主”，却苦了农民，害了买家。这种运行不够透明，权益分配混乱的模式，不应当在新一轮土改中重现。
千百年来，土地事大。新一轮土改将会使数千万甚至上亿农民，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或宅基地置换。而当前中国每年就有250~300万农民失地，多年来累积总量约4000~5000万人，大型水利工程造成的失地农民估计也高达2000万，加上其他重点项目工程造成的失地农民就更多。这上亿的失地、换地农民，其基本生存和长远生计，都需要妥善安排和可靠保障。
唯有基本保障合理、身份转换顺畅，新一轮土地改革才能真正盘活宝贵的农村资源。给予农民更多权利转让土地，或将土地集中起来发展大规模现代农业，将会提高生产率并推进城市化。这在短期内将增加农村家庭的消费信心，刺激经济增长，长期还会鼓励农业部门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中国抵御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的能力，争取持续发展的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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