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调整要真正激发市场活力
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面对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政策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相关利益博弈也特别复杂，这是中国发展艰难曲折之所在。特别是碰到今年这种天灾不断、经济问题并发的困难局面，有关政策调整很容易为了短期效果而走回头路。我们需要再次明确：市场，而不是政府，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
由此我们要审慎解读下半年的宏观调控思路：“紧货币、稳汇率、调价格、松财政、补穷人”，其指向不应当强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多干预或参与，而是要给公众以更多支撑，给企业以更多自由，让市场机制焕发更大创造活力，走出政策“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如何“紧货币、稳汇率、调价格”，不是宏观调控部门单向判断，而应尊重现实需求，灵活应变。面对 35.7%的外汇储备增长和 7.9%的CPI 上涨，名义上从紧货币政策暂难放弃，但紧货币不等于继续简单收紧流动性，而是要控制货币总量和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同时，要区分贷款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考虑物价指数不断上涨的情况，通过不对称加息等灵活方式，适当放松信贷规模，确保实际贷款，尽量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流动性资金需求。
同样，稳汇率也不是要放弃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而是要增强政策透明度，降低过高升值预期，并加强金融监控，遏制投机性资金异常流入和流出。调价格，更不是为了控制短期通胀而把价格管死，而是要在调价过程中给予适当税收支持和财政补贴，确保企业正常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还要着重改革价格形成机制，鼓励市场竞争，减少不合理需求，放松不必要的临时价格干预，更多通过无形之手让价格理性回归。
如何“松财政、补穷人”，更是关系重大，容不得断章取义。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投资性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带动整个社会的投资、生产和消费。但现在需要的松财政，恰恰不能是放任投资性财政支出再度膨胀，进而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泡沫和煤电油运等经济瓶颈，而是要首先补穷人，即在财政支出的结构上，减少行政开支，控制投资支出，加大投入社会保障并补贴低收入群体，以解除公众主要的后顾之忧。
各方已经注意到，在应对此轮高通胀和低增长过程中，作为中国经济主体和微观单元的各类型企业，缺乏强大竞争力和足够灵活性，上半年盈利增长同比回落 21.2 个百分点，事实上既无法与欧美大企业相抗衡，也难以和西方中小企业拼创新。中国还面临严重的土地资源刚性约束和人口红利消失，因此更需要给企业创造宽松环境，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由此我们还期待“减税负”，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中央领导 7 月初分头调研时发现，在人民币升值，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压力下，沿海数以万计企业，特别是出口加工型企业亏损、倒闭，上千万产业工人的结构性失业或转岗，出口退税的幅度和范围需要尽快扩大。上百万内向型中小企业，也需要减免过重税负，提高竞争力。此外，在 CPI 持续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目前2000 元的个税起征点也应大幅提高，以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引导内需、扩大消费。
我们始终认为，主动调整税收政策，是解决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难题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检验政府是否愿意放权地方、让利公众、激活市场的关键所在。上半年宏观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下滑压力明显增大，但财政收入仍然表现强劲。这就是说政府在减税负、保增长方面有足够实力和回旋余地，这也应当是推进既定税制改革、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时机。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硬着陆杀伤力巨大，相关政策调整就要努力推动来自市场层面的真实、可持续增长。为此在从紧货币政策暂难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期待相应的财政、汇率、贸易和产业政策相互配合，共同激发中国的市场活力和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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