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诸系统的代价

增长与发展不同。增长只是某些人的钱多了；发展是社会全方位的改善。一部分的增长不能以另一部分的削弱为代价，否则增长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至少不能代替社会发展。

权力机构内曾经有一个常用词：“条条块块”。“条条”指权力机构的各系统，“块块”指权力机构在各地的分支，或某个“条条”内部的部门。由于权力机构涵盖了社会（部分大于整体），“条条块块”也可以用来统指社会各系统和各部门（各阶层）。上一节谈到“块块”为增长付出的代价，这一节谈“条条”的代价。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1927-1998）把社会系统分为9个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教育、科学、宗教、艺术、生态。这9个子系统是相对封闭的，因此才成为子系统，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时也是彼此开放的，因此才能够共同组成社会。如果没有封闭性，子系统将失去自我的规定性，如同被巨兽吞食的小动物，也就没有这个子系统了。只由一两个子系统组成的社会必定是畸形的，没有长久发展的可能。

中国读者应该容易理解卢曼的理论，因为“系统”在表面上很像是中国的“条条”——有时也叫系统，如教育系统。如果愿意，读者可以增加更多的“条条”，还可以把那些不够长的扯成“条”，在现实中，这种行为叫“机构改革”。

卢曼的理论是分析经济的“中国模式”的有效工具。简单地说，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而经济又附属于政治，并因此获得了政治性。由于政治在中国具有庄严的神性，经济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畅行无阻。于是，这两个子系统一起挤占了其他子系统的空间，把它们变成政治或经济的附属物——假如它们还保留了原来的某些特性。

这就是中国30年经济“奇迹”的另一个奥秘所在。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到多次危机和严重挑战。唱衰者一次又一次失误，主要因为他们的经验来自国外，他们的目光聚焦于经济这一个子系统，因而认为，经济的水池将很快满溢，危机将爆发。但他们却忽略了经济可以向其他水池灌水，也可以向社会中下阶层转移危机。较为乐观的经济学家好像是正确的，他们倾向于相信增长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也没有重视社会其他子系统、社会中下阶层为经济增长做出的牺牲。

从一个子系统向另外一个子系统灌水的成本很高，却很难说给其他子系统（生态除外）造成了损失，因为没有人能够损害已经失去的东西，但灌水至少使它们失去了发展的可能。中国避免了经济危机，却在其他子系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严重危机，其危害一点不亚于外爆的经济危机。

食品危机。食品危机反映的不仅是道德缺失，也是法律缺失，更是政治缺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食品领域内的技术进步与创新。食品是中国最勇于探索的领域，而且不限于化学技术（含农药）。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得到可靠保证之前，已经在大力推广了。

人口危机。人口也成为权势者牟利的工具，一曰控制人口增长，二曰控制人口流动。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但不让人们生孩子仍然是一个利益丰厚的行业，湖南邵阳的政府机构没收并倒卖婴儿是最新的一例。人口危机其实也折射出人权危机。

生态危机。生态破坏的直接原因是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各种污染已然非常严重，但“植树造林”却热火朝天，似乎已经把可以种树的国土种了两遍；已灭绝的野生华南虎据说也在陕西再现。

教育危机。一些大学要在短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人们的疑问却是：中国有大学吗？按照卢曼的理论，答案是“没有”，因为教育在中国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学校首先是政府的部门（南方科大的副校长定了局级），它的首要任务是灌输既定的教条，不是知识的传播与创新。

科学危机。科学的情况与教育大致相同，这是两个相近的子系统。比如，很多科研项目在大学完成；在科研中，官员比研究者更重要。

信仰危机。宗教也要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寺庙是经济实体、旅游景点。旅游是经济的子系统，因此，宗教成了经济的孙系统。许多宗教业者都在忙于赚钱。在中世纪，天主教神父们倒卖“赎罪券”——罪人们进入“天国”的“门票”，教会的罪恶是欧洲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一大诱因。

道德危机。对于一个社会，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相辅相成。如果社会中的一切都要经过权力的批准、金钱的丈量，道德沦丧便不可避免，而道德沦丧又必然导致其他许多危机。

法制危机。立法和司法是政治的嫡系子系统，第一要务必须讲政治。法制的缺失将导致道德危机。

艺术危机。艺术与科技有相同病症：热衷于模仿与山寨，缺乏创新。艺术被当作宣传的方式之一，是宣传的子系统，而宣传又是政治的子系统。据此，艺术是政治的孙系统，还可以用来洗钱。

企业危机。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之一，可是，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在中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它们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在市场上完成。没有常规企业，经济难以正常运作。

还是就此打住吧。以上随手写出的例子只是冰山之一角。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详细介绍这些危机，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家都很熟悉。乐观者也许不以为然，但危机意识可以更好的避免危机。

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当其他子系统受到侵蚀乃至沉重打击的时候，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肯定不能独善其身。

另外，由于权力的泛滥和灌水，造成应有的联系被割裂，市场间的壁垒在强化，“块块”分立。据《参考消息》译载《纽约时报》4月28日的文章，美国卡车司机的小时工资是他们中国同行的68倍（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1倍），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中国的公路运输成本却高达美国的1.6倍。当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候，高企不下的内陆运输成本在割裂国内市场。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德国统一的起点是各邦市场的一体化，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也是从市场开始。由此反向推论，这种割裂对中国可能造成的长期危害或许不尽在市场上。

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从增长中获益的人群在缩小，甚至连一些外企也不再是座上宾。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原因与“国富民穷”一样。财富向权力集中，创新和经营则在其次。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下，流失大。不过，对于一些官员，他们的回报已经在投资过程中完成，而投资效果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政府投资为他们制造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这是全体国民的损失。

这幅图景也许有点暗淡。不管怎样，这就是经济的“中国模式”了。这一次，中国的工业化又在半途中，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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