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27年跨度的中国改革早已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最初关注的范围，他们目睹了这场史诗般的改革，经历了经济管制的普遍放松，也了解长期维系着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形态。但是现在，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至于关于某一个理论的共同认识对更长的时间来说往往极不可靠，分化开始出现，冲突不可避免，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见当中需要寻找一个准确的答案。 ”

侵蚀阶段与转型阶段再思改革

2005.11.21作者：孙立平

近些年来，推动改革的力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不知不觉间走过了它的“理想与热情”的纯净阶段，而进入了一种冷酷的“利益博弈”阶段。在改革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已经不甘于对体制变革过程的适应，而是要更加主动地介入甚至左右改革的进程。在改革前期就开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要捍卫自己的利益，甚至要扩张自己的利益。于是改革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对比一下国企改革和政府机关公车改革的不同进程，就可以看到利益格局对今天改革的影响。在国企改革和改制中，由于受损的只是一般的民众，有权势者可以从中获得利益，这个改革在许多地方得以走样变形地进行，而且在一些地方很快完成。而公车改革，尽管雷声阵阵，并且有国企改革中不曾有的种种优厚“赎买”措施，但却步履艰难。近年来，在谈到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艰难时，人们往往列出这样的一些理由，如容易改的都先改了，剩下的都是不容易改的，改革到了支付成本的阶段等等。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必须看清，改革攻坚阶段首要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以及这个格局对改革进行的扭曲。

利益集团对改革的介入，包括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介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如果有别的条件相配合相制约，也未必是一件了不得的坏事情。但在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下，这个因素却几乎是以一种最不好的方式发挥了作用。

而为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提供了方便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目前的改革方式与策略。推进改革的策略不同，是改革两个阶段上的另一个区别。在大规模的转型阶段，即在新体制建立的阶段，需要有明确的规划，因为建立新体制远比摧毁旧体制要复杂。而这种明确的规划，至少需要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是整个社会的广泛讨论，二是有关利益方的利益表达，三是以立法的形式实现。

然而，在我国改革的转型阶段上，改革的策略却没有发生应有的变化，而是沿袭了改革初期的改革策略。在改革的侵蚀阶段上，我国的改革以渐进式改革著称，并取得了成功。然而，人们对于渐进式改革内涵的理解却是杂乱而含混的。渐进是不断试错？还是利益微调？或是“打左灯，向右转”式的变通？更要命的是，人们以着对渐进式改革的这种杂乱而含混的理解，将其应用到了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上。而这样的变革过程，恰恰为既得利益者以改革为名获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机会。

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

2005.12.12作者：刘国光

批评新自由主义就是“从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吗？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吗？帽子大得很咧！西方新自由主义里面有很多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有许多科学的成分，我们还需要借鉴，没有人批评这个东西。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与核心理论——我在那篇文章中列举了 (如自私人性论，私有制永恒论，自由市场万能论等)——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导。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我不知道这样点评新自由主义怎么就是从市场化改革倒退或者否定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给前苏联、给拉丁美洲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我们的同志批评新自由主义，不是没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考虑，他们担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影响我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决策。谁也没有说过我们的改革决策是新自由主义设计的，目前它还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担心和忧虑这种影响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多余的。因为私利人、私有化、市场原教旨主义等等，已经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渗透和流行，并且在发展。我曾指出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如果你赞成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那是你自己跳进框框，怪不得别人。现在有人自告奋勇承认自己接受新自由主义这些东西，又不准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批评了就是从市场化改革倒退，就是反改革，哪有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