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对金融界的统治长达32年，直到他在1868年11月15日以76岁的高龄逝世。内森·罗斯柴尔德是家族第二代五位核心人物中第一位去世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这位幼子则是最后一位。他的另外三个兄长,维也纳的萨洛蒙、那不勒斯的卡尔和法兰克福的阿姆斯洛全都在1855年逝世。这也意味着家族的领导权在全面地向第三代罗斯柴尔德人传递，与此同时第四代人已经在成长。

后世的读史者有时会被穿行在文字中的速度感震撼。他们刚刚从那些枯燥的来往信件、债券价格和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化、革命与战争以及各个国家政权的变动（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在巴黎度过的岁月中，至少发生了五次政权变更）中回过神来，却发现故事的主人公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些人了。

从影响力和财富数量来看，詹姆斯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位超级巨头，之后的三代人中再也没有出现他和内森这样的顶尖人物。《泰晤士报》披露他遗嘱中留下的遗产为11亿法郎，另外一家报纸说他有20亿法郎。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他的不动产。仅以11亿法郎这个数字来计算，他的遗产也相当于整个法国GNP的4.2%。当时的观察者说他的葬礼像一位皇帝的葬礼。“詹姆斯的辞世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尼尔·弗格森说，“在1836年继承了其兄长内森的衣钵后，他成功地指挥他的家族公司闯过了1848年它的发展史上最为严重的风浪。尽管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享有更大自治权利的要求，他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止住了家族内部由于浮躁和利益冲突产生的分裂倾向。他对巴黎银行进行了成功的转型，在它原有的接收和发行功能之外增加了新的角色，使之成为一家工业投资银行，并拥有了自己的铁路‘帝国’。”

在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之后，整个家族再也没有一位像之前的父亲老罗斯柴尔德、长兄内森和能干的詹姆斯那样的“族长”来统筹家族事务。堂兄弟们中不再有一位大家都可以写信给他发牢骚和寻求建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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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那些我们所熟悉的成员都已经不在人世。此刻，掌管伦敦的是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儿子们，列昂内尔和纳特等，其中，列昂内尔被证明是一个不亚于其父的精明的银行家；掌管维也纳分行的是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他以极强的韧性和耐心修复了维也纳分行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的损伤——作为家族的长子，安瑟尔姆本希望自己能够继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源头法兰克福分行，因为法兰克福分行的掌舵者阿姆斯洛没有子嗣；卡尔的儿子梅耶·卡尔最终继承了法兰克福分行；梅耶·卡尔的弟弟阿道夫则继承了父亲的那不勒斯分行——不过，那不勒斯分行在1863年关闭；詹姆斯的巴黎分行理所当然由他的儿子们继承，其中掌门人是长子阿尔方索。

“永远不要忘记相互的信任以及兄弟和睦，这是我亲爱的兄弟们与我之间至高无上的关系，这也是我们那些美好时光中结出幸福果实的源泉，同时也是我们在苦难时期的精神庇护所……是让我们避免受伤害的保护盾牌。”詹姆斯在遗嘱中说道。家族内部的团结仍然是罗斯柴尔德每一位掌门人都在时刻强调的首要责任，尽管家族内部分裂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强烈。最先表现出独立倾向的是伦敦分行，接下来是维也纳分行，后来为了争夺法兰克福分行，第三代罗斯柴尔德们也开始吵闹不休。

伦敦分行的独立倾向已经不是新鲜话题。内森的儿子们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想要成为和其他人一样的“伟大人物”，伦敦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增强了他们的这种自信。列昂内尔和叔叔的品位和爱好总是不一致：他讨厌铁路，詹姆斯热爱铁路；他厌恶风险，詹姆斯则不介意来一点跃进。维也纳的独立倾向是同维也纳分行和奥地利政府的紧密关系相连的。安瑟尔姆越来越 “认为自己和哈布斯堡政权是一体的”。因此，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分行坚持要对哈布斯堡政权提供财政支持，哪怕其他罗斯柴尔德们认为这是件匪夷所思的高风险事件。最后，仅仅是为了维持家族的团结，其他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才勉强同意了参与发行奥地利政府的债券——同时也因为安瑟尔姆威胁要组建一个新的银行财团，如果家族决定不支持哈布斯堡政权的话。这“是出于一种为维护家族团结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所做的努力”。

让这个家族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银行家族的“罗斯柴尔德体制”越发难以维系。1863年，那不勒斯的罗斯柴尔德成员阿道夫决定关闭罗斯柴尔德那不勒斯银行。它是一个比前述的独立倾向更严重的事件。在阿道夫由于那不勒斯市场“丧失了其自身的重要性”而做出这个决定时，家族的头人，巴黎的詹姆斯火冒三丈。阿道夫清退了自己的资本，退出了合伙体系，这在家族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不但是对商业的背叛，更是对家族的背叛。詹姆斯公开宣称他是“渣滓”，“最浑的混蛋”，让他“见鬼去吧”，并让家族成员都不要给自己的这个侄子写信。但是随后的家族成员都开始不那么恶劣地效仿阿道夫，从合伙银行中抽取资本，而不再像之前的两代人那样，把所有的资本都留在家族银行内部，以图更大发展。

梅耶·卡尔说，“由于所有四家罗斯柴尔德银行都在各自为政，它们真的不需要有什么关联”；“在巴黎，他们总是把什么事都抓在手里，特别是那些他们并不懂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管理出了问题，而其他人则坐享我们辛勤工作的结果。”詹姆斯去世之后，接替他成为巴黎分行掌门人的阿尔方索甚至想要避免召开家族高峰会议——他们通常在这种会议上讨论一些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大事件，他担心“某些分歧特别大的家族成员面对面是会出现失控的状况”，“难道梅耶·卡尔和安瑟尔姆不会相互扯对方的头发？”梅耶·卡尔和他的弟弟威廉·卡尔几乎不讲话，“他们甚至在两人共用的办公桌中间加了一块隔板，以免在签发书信的时候会相互看见”。当然，家族会议仍是无可避免的，无论他们有多担心，都得硬着头皮见面。

原因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足以让后人津津乐道的个人恩怨。“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不再适合于一家分别位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跨国私人银行的金融活动模式。不同分行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都是罗斯柴尔德体系的特点；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问题发展得越来越尖锐，而且最终导致合伙人体系在20世纪早期的解体。”尼尔·弗格森写道。这些外部因素包括：“欧洲资本市场的割据，1859-1871年战争的影响，英国投资导向，还有法国对外投资都转向了欧洲之外的市场”。

那么，是“罗斯柴尔德机制”不再适用于已经变化太快的世界了吗？罗斯柴尔德银行需要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吗？这种调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拆分成独立的巴黎银行、伦敦银行、维也纳银行、法兰克福银行吗？还是他们应该抛弃个人成见，坚持“罗斯柴尔德机制”？问题出在没有调整，还是出在没有坚持到底？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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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势力开始兴起之时，这个家族就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熟知老罗斯柴尔德和选帝侯威廉之间亲密关系的传说；第二代掌门人内森·罗斯柴尔德同威灵顿公爵有密切关系；每一个巴黎的新政府都在寻求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联系；甚至梵蒂冈的教皇政权也成了这个犹太家族的朋友。到第三代时，这个家族同政治的关系愈发紧密，而且他们不再仅仅是成为政治家的亲密朋友，他们自己甚至选择从事政治——之前的家族成员对直接参与政治持排斥态度，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说过：“一旦一个商人参与了太多的公共事务，他很难再继续他的银行业务”。

伦敦家族的掌门人列昂内尔，起初并没有强烈的想要直接参与政治的愿望，“政治可能占用一个罗斯柴尔德公司这样如此规模宏大的高级银行合伙人的宝贵时间”。不过，他还是决定在1847年参加国会竞选。尼尔·弗格森称这个决定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他这个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是，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从此与争取犹太人政治权利的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选战和国会论战中”。与此同时，家族和历任的首相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中一位首相迪斯雷利写过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描写对象的小说；还有一位首相娶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当然，参政的家族成员，本身就举足轻重，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跨国银行。

在巴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们一直对拿破仑的侄子，后来同样成为皇帝的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心存疑虑。本质上巴黎的罗斯柴尔德看不起这个皇帝，他们认为他是个三心二意的和平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投机主义者，总是担心自己想要的和平会毁在这个拿破仑手里。詹姆斯曾经说：“我情愿把我的黄金放到这儿 （伦敦）去挣3%的存款利息，也不愿意放到国债上或是将它束之高阁……从政治上看，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尽管如此，巴黎的罗斯柴尔德仍然同皇帝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可能说不上那么良好。皇帝还曾率领自己的大臣到罗斯柴尔德的庄园做客，打猎、喝罗斯柴尔德家藏的葡萄酒，进行一番奢侈消费，“对钱做了一次国事访问”。

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同政治的远近和对政治家的喜恶，都没有妨碍这两家分行的发展。他们仍然举足轻重。真正因为同政治的关系而影响银行业本身发展的是维也纳分行和法兰克福分行。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安瑟尔姆是如何表现出自己意欲独立的。安瑟尔姆不乐于听巴黎的吩咐，一个原因正是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认为自己同奥地利哈布斯堡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同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利益一致。后来为了维持家族的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决定尊重他们在维也纳的兄弟的意见，对奥地利政府提供金融支持，但毫无疑问，这个国家作为欧洲强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政府债台高筑，国家债券价格不断下跌，整个国家都有可能破产。罗斯柴尔德家族把钱放在了一艘将沉的船上。

接下来是同俾斯麦的关系，它和同奥地利的关系也有关联。詹姆斯同样对俾斯麦心怀不满。而且因为家族在奥地利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理所当然不会为奥地利-普鲁士战争中的普鲁士一方提供融资服务。普鲁士和它的联盟意大利都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列入了黑名单。詹姆斯公开威胁说：“我以最郑重的方式向大家宣布，我，曾经一直是意大利债券在巴黎的参与人，将拒绝与意大利的所有新的交易……”；俾斯麦则是“一个一心只想着战争的狂人。我在此郑重宣布此人实在太坏，我将以极大的荣幸站在奥地利一边，共同打败可恶的俾斯麦。”

罗斯柴尔德家族显然低估了俾斯麦。他们不会想到此人会被认为是欧洲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俾斯麦的军队未来会横扫欧洲大陆。当俾斯麦赢得了对奥地利和黑森公国的战争后，有谣传说在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梅耶·卡尔被丢进了监狱。这让詹姆斯狂怒不已，百年来还从未出现过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种巨大侮辱。“他跳起双脚，狂喊道：‘关了一位罗斯柴尔德？这不可能！’”

詹姆斯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后面，不过那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情了。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让这个家族备受打击。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曾经狂喊道：“我无法接受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我没有办法接受，就算要花费我成千上万基尔德我也不允许！”历史上第一次，家族成员绝望地发现自己身处对立的阵营。巴黎罗斯柴尔德第四代成员参加了机动保安部队，阿尔方索毫无保留地对法国提供金融支持。但与此同时，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则在为普鲁士军队的节节胜利欢呼。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开始认为自己的利益是同普鲁士的利益一致，而不是家族的其他分支机构。梅耶·卡尔据说几乎天天同俾斯麦见面交谈，而他在谈话中也用“我们”来表示自己和普鲁士的利益是一致的——以前“我们”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内部的称呼。普鲁士军队进入巴黎时，他兴高采烈地说：“巴黎人可能被吓坏了，特别是他们几乎没有想到德国人居然可以这么轻松地打败他们。这里以及整个德国都充满了热情，而且不需要我说，你可以想象得到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

德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时彻底的形成了对立。在巴黎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已经不再把自己当成法兰克福来的犹太人，他们出生在法国，母语是法语，其中不少人还担任有政府职务。因此，毫不奇怪，当一个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到了巴黎之后，会发现“他的堂兄弟们‘非常激动，而且对普鲁士、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他们都是极端热忱的法国爱国分子’。”

巴黎的陷落让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深受打击。他们和其他巴黎人一样经受了战火带来的不安，经历了围城期间的“寒冷、饥饿和恐惧”。而俾斯麦则享受着击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复仇快感。毕竟这个家族第二代的佼佼者曾经向他宣战。“他纵情享受着更多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笑话”。俾斯麦甚至打算把一个据说要悄悄离开巴黎的罗斯柴尔德给抓起来。在后来的谈判期间，巴黎的罗斯柴尔德作为战后赔款的融资方同样遭到了俾斯麦的恶劣对待，“蛮横无理以及国际级的粗暴”，而以前从未有人“对一名罗斯柴尔德人讲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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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迅速地从革命的打击中康复过来——这得益于它的跨国机制，比如伦敦对巴黎的支持。但是随后的35年却被证明是个更大的动荡年代。普鲁士的崛起和奥地利的衰落都对这个家族形成了打击。

世界的格局正在被政治家们重塑。或许参与重塑过程的还有更为复杂的力量，比如民族主义、军事和观念，其中也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的金融。但是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集团，却没有能够跟得上世界重塑的进程。罗斯柴尔德家族始终没有能够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分支机构；至于错过了美国的崛起，这个最大的战略失误仍然在延续。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没有派遣一位年轻的罗斯柴尔德到新大陆，仍然让自己的一个代理人活跃在这个未来的超级大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崛起之初就和政治家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银行家追逐利益的天性让他们始终把自己家族的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到了第三代和更年轻的第四代之后，罗斯柴尔德们已经不是没有国籍的世界银行家了，他们是巴黎的银行家、伦敦的银行家、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和维也纳的银行家。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绑在了一起。因此也就无可避免地会随着国家的强弱之变和政权的更迭捆在了一起，同在一条船上随着历史之流起伏。

并没有证据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时遭遇了另外一个或几个银行和银行家的竞争。尼尔·弗格森证明说来自佩雷尔家族的竞争对罗斯柴尔德并不构成威胁。但是无形之中已经有无数的新的银行在崛起。它们从事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不屑的国内金融业务，为大的工业公司提供融资，偶尔在某个政府想要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点颜色看看时扮演国家融资方面的竞争对手。但是这种对国内金融事业的忽略和对国家及政府融资的依赖，可能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力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工业公司的兴盛。民族国家的崛起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会再过于依赖一个银行家族；而工业公司的兴盛则意味着为它们提供金融服务将会造就一些金融巨头。其中，第一个在银行业超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正来自于新大陆：摩根财团。历史悄然翻页，乐队的伴奏音乐已经变换，曾经的主角却依然唱着旧日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