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水平还不稳定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城市化目前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有什么特点？

肖金成：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处于一个快速推进的阶段。我们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要追赶“补课”。

另外，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由外需导向为主，转向内外需求并重的发展思路，势必面临一个扩大内需的问题。内需为什么提不高？就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人生活在农村。农村的消费结构与城市不同，消费水平很难提高。

再次，城市化发展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国家竞争力问题。企业劳动力不足，会导致劳动力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的提高，从而导致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产业会选择向国外转移。

周天勇：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第二，城市化处于中期阶段。城市人口比例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滞后15到20个百分点；农村剩余人口还很多，如城市化率达到80%-90%，还需从农村向城市转移5-6亿人口；第三，城市化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中将呈加速发展势态。2010年后，由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农村青年一代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较高的工作收益，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加快；第四，放宽设市政策。目前我国设市管得太严，要实现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未来要大量设市。

经济观察报：目前城市化发展存在什么问题？

肖金成：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民工的问题是首要问题。第一，46.68%的城市化率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数据是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常住人口中包括了1.5亿左右的农民工，实际上这部分人并不是真正的城市人。他们只在城市工作，却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待遇，另外，他们的工作场所不固定。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不稳定的。

第二，城市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如入学难、入托难、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等。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是一个大问题，现在金融业这么发达还不能实现跨省转移，全国性的社会保障账户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不是技术难题，而是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不作为造成的。

第三，城市群的发展问题。现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城市体系，大城市产业集中度很高，中小城市产业吸引力不足。

周天勇：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是，离得开，即农村资产能退出；进得来，进入城市没有制度上的障碍；有业就，能找到工作，有收入；留得下，即大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会有自己产权的固定的住所；享服务，即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有社保，老年和失业后，应当有社会保障。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农民离不开，资产不能变现，舍不得农村的耕地、林地和宅地，再就是进得来，留不下。首先是就业的问题，然后是住的问题，最后是社会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过去的30年，我们城市化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一、户籍没有放开，由此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得不到城市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二、贫民窟不允许存在，而城市房价很高，农民的宅基地不能变现退出，转移人口进得来，留不下；三、在城乡间形成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他们工作场所不固定，同时居无定所；此外，农村的老龄化快于城市。

农民工可以挥之即去，但能不能召之即来

经济观察报：中国应当选择和设计一条怎样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肖金成：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例如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很多农民工返乡，假如有失业保障的话，就不用返乡，留在城里完全可以扩大内需。金融危机过去了，当企业得到新的订单时，农民工出现了短缺，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从“民工慌”到“民工荒”，是政府没有尽到责任的结果。金融危机来了，农民工可以“挥之即去”，但能不能“召之即来”却很难说。

其次，农民工本地化。本地化指的是将农民工留在打工的地方，实现在哪儿就业就在哪儿落户。当然这还包括了将其家属转化成城市居民的需求。现在这46.68%里包含的1.5亿农民工，将来会带动近3亿人进城。

再次，是城市发展、产业布局问题。通过大城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把制造业转移到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将来要把中等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把小城市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把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均成为城市化的载体，提高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的吸纳能力。最后，要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在子女就学、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方面下功夫。

周天勇：根据中国城市化的特点，首先，要做的是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居住和迁移。

其次，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所有人口，都可享受同一城市均等和公平的公共服务，不得有原住民与新住民的不同身份而有制度性歧视。

再次，改革土地、地方财税和住房制度，让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有体面的安居房。印度和拉美以“贫民窟”方式转移农村人口；韩国和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通过卖掉宅基地、耕地等土地增加政府收入，同时控制房价、快速提高居民收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帮助农村人口的转移。

如果我们不准备用贫民窟的方式解决农村人口进城后留得下的问题，那么学习东亚模式中的一些做法，通过改善收入增长速度、房价上涨指数、农村资产的退出变现、政府对少部分人群提供住宅等，是解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的四个关键点。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将农民工的住房全部包下来，实际上在财政上是不现实的，是一种幻想。

中国尚未出现“逆城市化”

经济观察报：最近，在中国很多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回流现象比较严重，有媒体称之为“逆城市化”，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肖金成：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种趋势，而是个别现象，现在还不到这个阶段。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为农民工进城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不能实现真正的市民化，有朝一日农民工就会不想进城，城市化进程很可能就会终止。2030年后有可能出现逆城市化。但是那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过程。到那时因为交通条件的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可能一部分城市人会选择去农村生活。

周天勇：现在说“逆城市化”的确还为时尚早。当前的现象是，来城郊买地的人多了，土地升值了，作为农民，相应的收益就更多，自然会有人选择将户口保留在农村。但在空间上来说，他们不可能到村庄去住，所以中国还不能称出现了“逆城市化”。

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的主体形态

经济观察报：你怎样看待城市群的兴起和形成，它对城市化有何影响？

肖金成：城市化的推进形成了新的城市体系，形成了多个城市群，成为城市化的主要载体。城市群中大城市的产业结构逐渐升级，中小城市的成本优势在逐渐强化，比如消费水平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等，而通过交通网络的形成和改善，又能够弱化它们的区位劣势，有利于吸引产业转移。如果城市群里能实现城市的分工合作和功能互补，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对城市化就会起到促进和引领的作用，所以“十一五”规划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主体形态。

周天勇：城市群的形成，是产业自然发展、转移的过程，是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政府可以做的是完善交通网络，合理引导城市群中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分工，同时通过打破行政割据，实现城市间的更好合作，促进城市化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