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后并非只有一种声音。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甚至诉诸武力解决。但也有意见认为，此举于事无补，应摒弃“愤青”言行。这两种声音激烈交锋，后者视前者为“愤青”，前者又斥后者为“汉奸”、“不爱国”。

此前，中国外交部曾表示，中国的外交决策和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意见，甚至网民的意见都是重要参考。或许，这一表态令前者的情绪更加高昂，却又令后者为其怀疑论找到了新的依据。

回头来看，因外交事务引发的内部意见争议甚至分化，在中国已非第一次发生。2008年，家乐福大股东资助达赖等事件中，就有截然对立的声音出现，当时即有论者对抵制外国货以及游行示威提出反省。

此次钓鱼岛事件中，那些反对“愤青”的言论只是这种声音的延续。此种言论，如韩寒的“集体舞”说法，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就此给持这些言论者扣上一顶“不爱国”的大帽子，却不是一种公平的做法。

一场两国间的主权争端，悄然间演变成中国人内部的争论，而钓鱼岛事件本身似乎变成了爱国与否的试金石。持前论者大多以爱国自居，并动辄以钓鱼岛事件逼迫人们表态，大有不支持他们的意见就是不爱国的意味。

这种语境的背景来自中国人长期接受的教育。一致对外、同仇敌忾。这本身没有错，但这种教育常常连带着一种负面效应，比如说，每每遇到分歧意见，则习惯性地以此压制不同声音，帽子和棒子一齐飞舞。

韩寒及其支持者是不是真的不爱国，恐怕不是凭借某一句话就可以认定的。以爱国标准衡量，“集体舞”言论看似否定和消极，但它所揭示的现状谁又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指斥韩寒等人言论“不爱国”的人士，能否以一个完整的逻辑首先对他的观点予以真正有力的回击？

也有论者认为，两国争端之际，不应该眼睛还盯着国内问题，应首先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没有错。只是以欠缺理性的言行要求众人与其保持一致，甚至容不得别人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行为本身是否也是不理性和缺乏建设性的呢？

冠冕堂皇的言辞，似乎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但这种不考虑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凭想当然就得出的结论是否就真的爱国呢？是否为自己贴上爱国者的标签，就可以占领道德高地，横扫一切异见者呢？

9月2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述前驻法大使吴建民的言论说，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可是全球化进行到今天，要看清楚，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不愚蠢吗？吴建民因此说，不要被那种看来很激进很爱国但实际上误国的言行所忽悠，那会害了这个国家。

我们认同吴建民先生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也可以拿来观照钓鱼岛事件。两国间的主权争端，最终应该按照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去解决。这背后蕴藏着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所处的国际地位，应对之策也应综合衡量各种因素后作出。作为国民，我们当然坚定不移地和国家站在一起，维护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但钓鱼岛事件本身不是爱国与否的试金石。